我背上被重重地踢了一脚，一下子醒了。山姆整晚都在打我、戳我。既然已经是早上5时30分了，我就溜下床，穿上晨衣。我望着山姆搂抱着我暖烘烘的空枕头，他整晚都在争夺这个地方。他和霍丽仍然常常跟我们睡在一起。我打开电视，转到CNN台，把头凑到屏幕跟前听新闻。不需要把声音开大，我就能明白情况很糟。上周伊拉克刚刚入侵科威特，全球陷入失控状态。原油价格由入侵前的每桶19美元暴涨到36美元。航空燃料的价格则从每加仑75美分暴涨到1.5美元，比原油价格涨得还要厉害，因为联军已经开始囤储航空燃料，准备空袭伊拉克。
影响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乘客数量和航空燃料价格。所有独立航空公司现在都面临灾难，燃料价格（占全部管理费用的20％）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乘客客源却逐渐减少，但我们却不得不继续运营。入侵后的头一周，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预订出去的机票有3000张被取消。我们刚刚在劳埃德开户，刚刚打破我们2500万英镑的透支额。我不知道在劳埃德银行要求我们采取措施之前，我们还能走多远。我把这些忧虑暂时抛诸脑后。
我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乘客取消预订。大型国有航空公司受到的打击更沉重，它们有可能遭受恐怖袭击，谁也不敢冒险搭乘其航班。撒切尔夫人答应让美军飞机在空袭利比亚的途中到英国补给燃料，因此，人们认为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容易受到恐怖分子报复。泛美航空公司大型喷气式客机在洛克比上空爆炸，就说明了这种报复具有多大的毁灭性。英航是普通的上市公司，但仍自称英国官方航空公司。如今它这个名头首次对我们带来有利影响。在空****的航班飞了一周之后，我开始感到一线希望，乘客们正在小心翼翼地回到飞机上来。我们注意到，跟其他美国和英国航空公司相比，乘客们更喜欢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
在1990年夏，维珍大西洋仍是一家小型航空公司，只飞往两个国家的四个目的地。每天我们都会观察这四条航线的订票情况，看是否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赢回乘客。到东京的航线是最冷清的，我们只获准每周飞四趟，而且不能在周日飞，而商人最喜欢在周日出差。因此，早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这条航线就一直在亏损。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四处游说，希望获得另外两条即将公布的东京航线。但是，就跟往常一样，我们受到英航反对。从入侵后的第一周起，我们飞往纽沃克和洛杉矶的航班上，乘客就在不断减少，但现在我们觉察到乘客正由美国的航空公司转向维珍。最好的消息是，我们飞往迈阿密和奥兰多的假日航班似乎基本上没受影响。
我上个月刚度过自己的40岁生日，尽管琼在内克岛上安排的生日派对非常精彩，我却发现自己感到异常沮丧。我觉得西蒙已经对维珍唱片公司失去兴趣，我很同情他。每次签约都要经过极其艰难的谈判。有时候，翻来覆去地重复同样的观点，让人感觉十分厌烦。尽管我们已经把维珍唱片公司打造成主要的独立唱片公司之一，但西蒙的所有财产都绑在了这个公司上，我知道，他担心我会通过一些新的风险投资，危及他的财产。西蒙对我谈论的其他项目没有兴趣，仅仅把维珍大西洋公司视为维珍集团其余部分的沉重负担。因为英航或某些意外事件（如海湾战争）都会把维珍的航空公司逼入绝境。
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我也开始思索自己该怎样度过一生。在迈出一大步，建立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之后，我现在发现，要让它如我期望的那样迅速发展，还相当困难。我们去年干得不错，被评为最佳商务级航空公司，但仍被局限在盖特威克机场运营。盖特威克机场只有一条短短的跑道，而且又缺乏连接航班，因此在货运和客运方面，它都不如希思罗机场利润高。我们在拼命赚钱。另外，我们与英航在飞机维护上发生了争执，英航仍是造成争端的核心问题。
考虑到西蒙逐渐对维珍失去兴趣，而为了让维珍大西洋公司保持收支平衡，我们又一直在不断奋斗，我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做点截然不同的事情。我甚至考虑去上上大学，研究历史，有时间读读书是好事。当我跟琼商量这事时，她坦率地指出，这个想法其实只是个借口，我是想离开家，去跟众多漂亮姑娘约会。对此我无言以对。我也考虑过全身心投入政界，去研究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医疗保健、无家可归者等等，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然后努力在政治改革中将它们实施。
但是，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后，我这些想法都被抛到一边。我们的航空公司面临着全面危机，我发现自己以独特的个人方式卷入了海湾战争。
“爸爸，你能帮我找找鞋子吗？”
是霍丽。
“哪一双？”
“你知道的，我那双新买的软运动鞋。”
电视上，世界继续在战争中崩溃；半空中，我们的波音747处女航行者号越过大西洋，迎着晨曦飞往盖特威克；这时，我们一家人正坐在**吃早餐。琼端上来一大盘煎蛋、煎面包、火腿和焗豆。当我们吃饭时，一些维珍员工陆陆续续从前门进来上班了。我听见彭尼在楼下打开了复印机。我们新来的新闻官威尔·怀特霍恩急匆匆地上楼，到他的办公室去了。威尔总是保持着令人愉快的活力，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人才。
要让霍丽和山姆准备好去上学，实在是令人抓狂的考验。头天晚上，他们会把鞋子、袜子、内衣、衬衫、运动夹克和贝雷帽扔到自己也说不清的地方，我们必须一一找出来。只有经过最富有灵感的缜密思索，才能像变戏法一般把它们找到。
“找到了！”琼不知怎么想起在一个大布娃娃的房子里找霍丽的鞋子，据我所知，那个房子谁也没用过。
“鞋子怎么跑那儿去了？”我问。
“谁知道呢。”霍丽说着，把鞋子放进帆布书包，没有再作解释。
“山姆，我们两分钟后必须出发。”琼威胁道。
山姆刚刚开始重新组装他的玩具汽车模型。
他们终于设法收拾好所有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朝门口走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是约旦的努尔王后打来的。
我与努尔王后的友谊是那次跨大西洋气球之旅的意外结果。努尔王后是约旦的格雷丝·凯利。她是个美国人，当过空中小姐。她高高的个头，满头金发，魅力无穷，现在生活在安曼的一座宫殿里，那里筑着围墙，戒备森严。努尔王后听说了我们那次气球飞行的故事，打电话问我能否教她和她的家人驾驶气球。我和汤姆·巴罗前往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宫殿里花了一周时间，教王室成员驾驶热气球。
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约旦国王侯赛因是少数拒绝立刻谴责萨达姆的世界领袖之一。侯赛因国王指出，科威特曾经许诺给伊拉克若干油井，以援助伊拉克对伊朗的长期抵抗。但科威特一直拒绝兑现承诺，而且在其欧佩克【44】配额上也有欺诈行为。
在入侵之后的骚乱中，大量外国工人从伊拉克逃到约旦。大约15万难民聚集在一处没有供水和毯子的临时难民营里。他们白天无处躲避极端酷热的阳光；夜晚没有御寒物抵御刺骨的寒冷。如果有毯子，就可以在白天把它勉强支起来遮阴，晚上可以裹在身上取暖。我一听说这个问题，就联系到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提出想尽力帮助他们。现在，努尔王后告诉我说，尽管红十字会正在安装供水系统，但他们仍然需要10万张毯子。
“有几个很小的孩子已经死了。”努尔王后说，“但这一切还没演变成全面灾难。我想，为了避免难民大批死亡，我们只有两三天的回旋余地。”
那天，我开车来到克劳利，与维珍大西洋的一些员工讨论该怎样弄到10万张毯子，然后空运到安曼。维珍的所有员工都齐心协力，援手相助。我们白天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外交部的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和海外开发部的琳达·乔克，设法弄到3万张毯子，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承诺送来更多毯子。我们已经提出自己提供飞机，于是，红十字会便通过全国电台发出呼吁。从那天晚上起，盖特威克的一间仓库就逐渐堆满了毯子。此外，大卫·塞恩斯伯里【45】也允诺提供几吨大米。
两天后，我们拆掉一架波音747上的全部座位，在里面装上4万多张毯子、几吨大米以及医疗用品。然后，这架飞机便飞往安曼，毯子装满了在机场等候的一排排汽车。回来时，我们带上许多滞留在约旦希望回家的英国公民。
我回到英国后，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告诉我，他接到英航董事长金勋爵的电话，后者惊讶地在“10点钟新闻”上看到有关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飞往约旦的特别节目。
“这事该由我们来做。”金勋爵告诉沃尔德格雷夫。
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向金勋爵指出，是我主动提出给予帮助的，而且维珍大西洋刚好有架空闲的飞机来完成这项任务。随后那个星期，英航运送一些供给去约旦，带回更多的英国国民。基督教援助会告诉我们，他们感到很奇怪，多年来，他们一直求助于英航，都没有成功；但自从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飞到安曼去之后，英航实际上是追着他们要提供帮助。有时候，健康的竞争甚至也会给慈善事业带来好处。
听说我们最初运过去的救援物资有一部分没有送到难民营去，于是我决定到安曼去待几天，监督下一次运送供给，直到物资最终抵达难民营。我再次来到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的王宫。我跟他们的内政部长展开激辩，提出必须严格管理这些物资，好让捐献者确信它们被送到了难民营。我还就海湾危机与侯赛因国王作过几次长谈。侯赛因国王相信战争是能够避免的，但他担心西方国家希望外交努力失败，这样他们就能支持科威特，保护他们的石油供给。到我回国时，约旦显然已不会爆发全面难民危机了。努尔王后告诉我，再没有难民死于痢疾或脱水。15万难民也一天天慢慢散去。
几天后，我正在看电视新闻，突然看见一连串令人惊讶的镜头。萨达姆·侯赛因坐在一群被扣押在巴格达的英国公民中间，他示意一个小男孩过来，站在他身旁。他把手放在男孩头上，一边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一边继续对着摄像机讲话。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电视镜头之一。那个男孩和山姆年龄相仿。我知道自己必须设法帮助他们。如果那个男孩是我的儿子，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带回家。记者估计这些人质会被用作“人盾”，关押在联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内。
我不知道怎样帮人质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大西洋公司有一架飞机。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获准飞入巴格达，就能带上萨达姆·侯赛因同意释放的人质。我突然想到，正如我能为约旦的危机提供帮助，或许我也能用同样的方式，为获释的人质提供交通工具。
第二天，弗兰克·赫西给我打电话。他的妹妹莫林和妹夫托尼都被扣留在巴格达当人质了。托尼有严重的肺癌，需要紧急治疗。他打电话给外交部各部门以及伊拉克驻欧洲各国的大使，甚至还把电话打到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但似乎谁都爱莫能助。弗兰克请求我帮忙。
在运毯子到约旦时，我不仅联系了外交部，而且还跟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建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国家与伊拉克之间的少数联系人之一。我听说伊拉克缺少医疗用品，我想知道能否跟他们做个交易：如果我们给伊拉克空运一些医疗用品过去，他们能否释放一些被扣押的外国人。我给努尔王后打电话，问她能否帮我。我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她建议我再去一趟安曼，与侯赛因国王讨论这个问题。
随后的三天，当我到安曼跟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在一起时，我深深地认识到商人在危急时刻能够怎样提供帮助。乍一看，我之所以敢向侯赛因国王毛遂自荐，不过是因为我曾用热气球载着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飞行，而且我拥有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经营着四架波音747客机。尽管再没别人用热气球载着侯赛因国王飞行，但许多商人都拥有大型飞机。不过，这两个条件使我处境微妙，我是侯赛因国王信任的少数西方人之一，因此，我实际上能直接联系到萨达姆·侯赛因。
我开始起草一封给萨达姆·侯赛因的信。我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组织医疗和食品供应。我问他能否考虑释放一些在巴格达抓住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和病人。为了表达善意，我提出运过去一些伊拉克紧缺的医疗物资。我提到了弗兰克·赫西的妹夫和他的肺癌，然后在落款中写上“理查德·布兰森敬上”。
侯赛因国王替我将信译成阿拉伯文。他还给萨达姆·侯赛因写了一封说明信，然后通过特使送往巴格达。
回到伦敦，我开始跟外交部磋商。我试图了解所有被扣押在巴格达的人质的详细健康状况，这样我就能“证明”他们患病。然后，我又给其他外国大使打电话，提醒他们会有一趟救援航班飞往巴格达，他们应该出示本国一些公民患病的“证据”，设法让这些人上飞机。
我回到英国后过了两个夜晚，就收到萨达姆·侯赛因的答复。他答应释放妇女、儿童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需要某个有地位的人飞到伊拉克，向他公开提出这个要求。我给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担此重任。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萨达姆·侯赛因，提出爱德华·希思的名字，萨达姆·侯赛因同意接受。第二天，我们就把爱德华·希思送到安曼，由侯赛因国王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一天后，侯赛因国王给我打来电话：
“先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他说。他总是彬彬有礼，以“先生”或“女士”称呼人们，他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你们可以出发前往巴格达了。我已经收到萨达姆的消息，他说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我们最近这几天一直在为这个电话制订计划，已经在员工中找到一群自愿前往伊拉克的勇士。我希望在此列出他们的姓名：雷·米尔格特、杰夫·纽、保罗·格林、雷·梅德门特、彼得·约翰逊、简-安·赖利、山姆·拉希德、安妮塔·辛克莱、卡罗琳·斯潘塞、拉尔夫·穆顿、彼得·马尔尼克、保罗·基思利、海伦·伯恩、尼科拉·科林斯、贾奈恩·斯威夫特和史蒂芬·利奇。我们事先提醒乘客们说，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可能会有耽搁，说不定会把他们转到另一家航空公司去。
我告诉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我们已获准飞往巴格达，这时他们都难免有些担忧。他们知道，如果飞机在巴格达多滞留几天，我们就会破产。
“政府已经保证，如果飞机被毁，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保险公司。”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财务总监奈杰尔·普里姆罗斯说，“但如果飞机受到劫持而留在巴格达，那就没人会给我们提供‘商业损失’保险。记住，英航已经有一架747飞机在科威特坠毁啦。”
董事们反复咀嚼这段话，房间里鸦雀无声。
“这里头有一个优势，”戴维·泰特一脸严肃地说，“他们也会把理查德扣留下来，这样他就不会再向我们提出更多轻率的计划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
尽管我知道这次飞行会让我们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但我也知道，事到如今，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1990年10月23日上午11点，我们从盖特威克机场起飞，向东飞到欧洲。我们在飞机前部挤坐在一起，这是一个奇怪的人群，其中包括人质的亲人、医生、护士、维珍空服人员和一名作为媒体代表的记者。我们身后是400个空****的座位。相当诡异。过了几个小时，我们都顺着过道来回散步，稍微活动活动。
飞机外面，白昼迅速消退，等我们进入伊拉克领空时，天已经黑了。我望着外面的黑夜，不知道伊拉克军队在什么地方。我想象着我们在雷达监视下飞往巴格达。在他们阴暗的屏幕上，我们是唯一的绿色亮点，在慢慢移动。我本以为会看见两架战斗机飞上来为我们护航，但四周只有令人紧张的寂静。飞机轰鸣着，战战兢兢地朝巴格达飞去，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是第一架前往那里的飞机。所有人都不再说话。我们即将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是联军计划攻击的核心目标。我不知道进攻何时开始。
我走进驾驶舱，坐在机长雷·米尔格特以及两位第一副驾驶杰夫·纽和保罗·格林后面。他们正通过无线电与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说话，巴格达就在外面，但无线电是它的唯一标志。透过挡风玻璃，我们前面一团漆黑。伊拉克已实行全面灯火管制。我不知道下面住着谁、他们是否听见我们飞过头顶、会不会把我们当作第一架联军轰炸机。我们似乎是天空中唯一的飞机。
“我们正在接近这座城市。”雷·米尔格特说。
飞机开始降落，我扫视了一眼前面的屏幕，看见高度计上的数字在下滑。长途飞行会让人产生错觉，因为，在大部分飞行时间中，飞机都处于云层上方急流层的奇妙世界里，你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在移动。然后，随着飞机开始下降，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坐在一块巨大的铁皮里，以每小时400多英里的速度飞行，而且还必须让它停下来。我们继续下降，飞机呼啸着穿过黑暗。通常，机场是由橘黄色和银色灯光构成的一大片辉煌灯火，很难分辨出其中哪些是跑道上的灯光。跑道、廊桥、飞机和控制塔都闪烁着荧光灯和卤光灯。然而，飞到一片如此漆黑的土地上，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简直就跟在大海上空飞行差不多。
杰夫·纽正在接受巴格达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引。他打开襟翼，放下起落架。我一直望着飞机不断下降，现在只有600英尺高……现在500英尺。空中交通管制员空洞的声音开始读出我们的高度。突然，在我们下方的黑暗中，出现了两行着陆灯。我们对准正中间飞去。飞机接触到地面，顺着跑道滑行。又出现几道灯光指引我们，飞机慢慢朝卸载区滑去。我能模模糊糊地分辨出一些端着机枪的人站在一段楼梯旁。我们的乘务长简-安·赖利示意机舱门可以安全打开了，我望着外面。天气非常寒冷。
舷梯朝我们移动过来。我带头向伊拉克停机坪走去。两排士兵呈扇形散开，把我们围在中间。两名高级政府官员身穿棕色驼毛大衣，前来迎接我们，要求人质的亲属待在飞机上。巴格达机场比希思罗机场还大，但它完全荒废了，只有我们的飞机停在这里。我回头看了一眼维珍空服人员，她们穿着红色迷你裙和红色细高跟鞋，走过空旷的机场，走过那群伊拉克士兵，跟这一切显得格格不入。在一片寂静之中，她们的鞋跟敲击着地面，那么响亮。我们都微笑着。起初士兵们有点腼腆，但随后他们也露出了微笑。跑道上没有其他飞机，我们的飞机大得有些怪异。
我们被带进一间空****的候机室，这里的所有技术设备都已被拆除，包括电脑终端、电话甚至电灯。这需要花点时间，而且也表明伊拉克正在为空袭作全面准备，已经从机场抢救出他们需要的一切物品。我们递过去自己带来的一些礼物，送给军官们一盒盒巧克力，又把维珍公司的儿童航空旅行包送给士兵们，他们可以送给家人。然后，我听见外面传来动静，泰德·希思【46】率领一大群男男女女和孩子，通过玻璃门走了进来。在荧光灯的照射下，他们显得那么苍白，一见我们就爆发出欢呼声，跑过来跟我们拥抱。泰德笑着与每个人握手。
我很快意识到，我们不能把这些人全都带回去。每个人都笑着互相拥抱，脸上热泪纵横。外面，士兵们正在卸下我们带来的医疗用品。我打开一瓶瓶香槟，举杯祝福每一个人，也祝福那些继续留在伊拉克的人。我找到了弗兰克·赫西的妹夫，我们拥抱了一下。一个怀孕的菲律宾妇女不得不离开丈夫，她泪流满面地朝我走来。一个男子不得不把三岁大的女儿交给保姆，向她说再见。除了给他一个拥抱，我再也无能为力了，我们俩眼里都噙着泪水，我也是个父亲。
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当我们走过寒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又送给他们一些儿童航空旅行包，跟他们互道祝福。等我们飞走后，这些外表虚弱而恐惧的士兵将穿着难受的靴子和橄榄绿裤子，握着枪支继续站岗，而这里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被炸毁的目标。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不安。
大多数人质都手拉着手，走过跑道，这样既可互相取暖，又可互相支撑。大伙儿看起来就像一群幽灵。那架孤零零的波音747让他们显得更加渺小。除了一盏照亮舷梯的聚光灯，所有的灯光都再次熄灭。我走上舷梯，转身挥手道别。
“你们总是迟到！”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那是弗兰克·赫西。他待在飞机上，想给他妹妹和妹夫一个惊喜。当他们看见对方时，不禁泪眼婆娑，拥抱在一起。
我向伊拉克士兵投去最后一瞥，他们聚在一起，开始打开我们送去的红色维珍旅行包。我们很可能是他们碰到的第一批西方人。他们知道第二批西方人将很快到来，从他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发射导弹。威尔·怀特霍恩已经检查了人质们携带的所有行李。在最后一分钟，他找到一个装有晶体管收音机的包，无人认领。就在机舱门快要关闭时，他朝门口跑过去，把包丢到下面的水泥地上。那些士兵们吃了一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机舱门关闭，当飞机朝着远离机场大楼的方向滑行时，那个包还躺在地上。
在飞机上，人质和亲人们涌进过道，互相拥抱，人群中响起一阵阵欢呼。我们系好安全带起飞，飞机刚一拉平，派对就开始了。我们终于逃过一劫。大家都手握香槟站着，互相倾诉自己的遭遇。当飞行员宣布我们已离开伊拉克领空时，人们鼓掌欢呼起来。
我抓起麦克风，拉着泰德·希思的腿宣布：“我刚刚得到消息，撒切尔夫人非常高兴泰德安全归来！”她的眼中钉正在回家的路上。
弗兰克·赫西跟妹妹莫林、妹夫托尼手拉着手，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不敢相信他们再次团聚，离开了巴格达。飞机上的其他人都在哭泣——既为自己获得自由感到高兴，又为留在巴格达的亲人担忧。两个月后，托尼死于肺癌，巴格达机场则在有史以来最猛烈的集中火力攻击下化为灰烬。我想起那些穿着粗劣军装的士兵，希望他们能逃过这场劫难。
“理查德·布兰森以为自己是谁？”金勋爵在打给威廉·沃尔德格雷夫的第二个电话中问道，“他以为自己隶属于该死的外交部吗？”
金勋爵的愤怒得到了一些报纸的响应，他们指出，我做这件事纯粹只是出于个人荣誉。这些批评刺痛了我，当我与侯赛因国王在一起时，我试图在日记里分析自己的动机。
感觉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在接受独立电视新闻（ITN）采访时，谈到自己看见的各种人物，我不禁哽咽了。我讲述那位英国父亲的故事，他在巴格达机场被迫将三岁大的女儿交给保姆带着离开；还有那位菲律宾妇女的故事，她怀着第二个孩子离开了伊拉克。我勉勉强强讲到一半，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那些嘲笑是否也说出了部分事实？一个月前，我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情绪低落到极点。我似乎失去了人生目标。我已经在许多领域证明了自我，刚满40岁，正在寻找新的挑战。我甚至还考虑出售除航空公司以外的一切，缩小规模，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热爱的一种商业冒险上。但是，我也有时间利用自己的商业技巧，尝试处理我力所能及的一些问题，例如抨击烟草公司、对付子宫颈癌等等。
我感觉这可让我获得更大的自我满足，也不会把我后半生40年的光阴浪费在仅仅经营公司、做大企业上头——那是我前40年生活的重复。
我是否需要从中获得认可？不，我不这么认为。要发起运动解决诸多问题，你就需要抛头露面，让人们行动起来，这是个进退两难的事情。电视是影响很大的媒介。通过我在电视上的讲话，难民获得几吨医疗用品、食品、毯子和帐篷，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捐献了200万英镑，五家慈善机构联合召开了紧急会议，BBC和ITV开始作免费广告。我相信，通过迅速采取行动，一场大灾难得以避免。但是，如果不大声呼吁，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在英国这样的小国，一个人既要以这种方式频繁利用媒体，又不能让公众厌烦，到底该如何行事，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如果有迹象表明我这么做只是出于个人荣誉，那么我根本就无法做下去。
维珍飞到巴格达去解救人质，这再次抢占了英航的传统地位。那时，我没意识到维珍的巴格达之行会让金勋爵如此恼怒。我只是试图给予帮助罢了——有一架飞机受我支配，我能够迅速行动起来，仅此而已。尽管它只是维珍大西洋公司仅有的四架飞机之一，但我们却突然显得规模更大了似的。我们曾经跟萨达姆·侯赛因斡旋并获得成功，我们为伊拉克送去医疗物资，又带回了人质。我到后来才发现，在英航试图挤垮维珍的整场运动中，金勋爵的愤慨反应只是一个开端。
对我们在劳埃德银行的客户经理悉尼·肖来说，1月25日的星期五结束了一个可怕的星期。他坐在我的沙发边上，摆弄他的笔和纸，起初连咖啡都不愿喝，后来才改变了主意。特罗弗和我开始担心起来。悉尼对我上周的跨太平洋飞行毫无兴趣，他不愿看我的眼睛，就跟我过去在顾资银行的客户经理一样，他的举止透着一种不祥的预兆。
“我周一去欧洲航空公司看了看，周三去了丹纳尔航空公司，”悉尼开始说话，“我怀疑你们也陷入了跟他们相似的麻烦。恐怕我们马上要收回这两家航空公司的贷款了，我看不出我们有何理由继续支持你们。我们看不出你们怎样让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继续运转。”
他此行的目的不言自明。他来拜访我们的时间，也许是航空史上最糟糕的一年中最糟糕的一个星期。维珍集团在劳埃德银行的正式透支限额设为2000万英镑，而我们现在已经透支5000万英镑。欧航是欧洲最大的独立短程航空公司，由哈里·古德曼经营。在劳埃德银行周一拜访该公司并收回贷款后，欧航已于周三宣布破产，造成4000名员工失业。就像对付莱克航空公司、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丹纳尔航空公司——当然还有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那样，英航设法一直把欧航限制在盖特威克机场。
随着海湾战争的继续，航空燃料的价格仍是每加仑1.20美元，而乘客们仍不愿乘坐飞机——尤其不愿乘坐国有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外人看来，民航业仿佛陷入了一场灾难。然而，就维珍集团的其他公司而言，形势却相当乐观。光是世嘉游戏这一项，维珍传媒那年的销售额就将超过1.5亿英镑。西蒙和肯在唱片销售方面也没有问题。实际上，维珍的歌手宝拉·阿巴杜和史蒂夫·温伍德在美国名列排行榜首位，而布赖恩·费里则在英国名列榜首。海湾战争和日益恶化的经济衰退并未影响到唱片销售。维珍大卖场没赚多少钱，但也没什么亏损。
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是我们最大的障碍，因为我们无法削减它高昂的日常管理费用。然而，即使是这个公司，也有令人鼓舞的潜在前景。维珍的度假者仍在度假，罗恩·西姆斯当时担任维珍假日公司的总经理（之后就退休了），我们去年有8.3万度假者，他预测，到1991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10万左右，增长率为20％。罗恩把维珍假日公司打造成维珍旅行社最赚钱的业务。我知道，实际人数往往能轻松超过他的预测，多出好几千人，因此，我就把这当作实际数字。考虑到一次维珍度假的平均价值为730英镑，那意味着，单是从这些顾客身上，我们就能获得7300万英镑的销售额。而且这些度假者还可乘坐我们本来空****的飞机。在货运方面也有好消息，到日本的货运费实际上增加了。艾伦·钱伯斯成功地发展了我们的货运业务，他指出，由于许多航空公司都取消了远东业务，因此，他现在能够对运往日本的货物收取高额运费。
“我们运过去的都是什么货物？”我问他。
“你永远猜不到，”他说，“主要是苏格兰熏鲑鱼和威士忌。然后我们会运回一些电脑游戏。真是生意兴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说服银行家们给我贷款。考虑到维珍的策略一直是把现金盈余用于再投资，我们的利润和亏损账户根本无法充分表现公司的潜在价值。长期以来，这种策略一直都很成功，不过，每当出现危机，它就会掩盖公司的真实前景，而银行也会对我们的短期利润以及支付当前利息的能力感到忧心忡忡。特罗弗向悉尼·肖解释说，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并没有包括维珍品牌自身的价值，以及维珍艺人那些合同的价值。
“瞧，”我告诉悉尼·肖，“简单地说，我们业务做得很好。尽管我们在美国的大规模投资成本很高，不过，单是唱片公司今年就能创造3000万英镑的利润。预计明年的利润会达到7500万英镑。维珍传媒和维珍零售也有很大的利润。到今年年底，航空公司、假日公司和货运公司也会盈利。它们只是暂时陷入困境罢了。由于海湾战争和冬季的到来，我们会出现1000万～2000万英镑的现金流短缺。与维珍集团的整体价值相比，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而且到今年年底就会解决困难。”
“不管怎么说，”我指出，“我们可以轻松出售部分或全部维珍唱片公司。花旗银行最近估计它价值9亿美元。现在，你会因为战争导致的暂时困难而收回贷款吗？”
“不不不，”悉尼让步了，“但你也必须从我们的角度看问题。”
从他那个角度，我把问题看得再清楚不过了。维珍大西洋公司只有少量现金流赤字，尽管维珍集团的其余部分价值不菲，但这个赤字却让我们任由劳埃德银行摆布。在英国的金融体系下，银行通过收取高额利息赚钱，不像日本和德国银行那样往往通过持有产权股票来赚钱。因此，英国银行更倾向于匆忙逃离一个公司，而不是帮助公司渡过难关。正是在类似于战争那种令人绝望的时期，一些相当有利润的企业也会破产。对航空公司来说，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差不多比其他任何企业都更容易破产。只要电话铃声不再响起，乘客停止订票，它就彻底歇菜了。甚至一家大型航空公司也会在几天之内分崩离析。
等悉尼·肖离开荷兰公园时，他的大部分疑虑似乎都已被打消。他给我写了封信，承认他最大的担忧毫无根据，甚至为自己“反应过火”而道歉。我们暂时赢得劳埃德银行的支持。唯一的麻烦在于，他们现在把出售部分或全部维珍唱片公司的想法，坚定不移地列入了议事日程中。
特罗弗已经为1991年作过许多预测，就算是其中最糟糕的预测，也表明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那年会创造700万英镑的利润。因此我们相当自信。然而，我一回到伦敦就意识到，除了劳埃德银行的直接忧虑外，金融城还有一些流传更广的谣言，说维珍将会步欧航和丹纳尔航空公司的后尘，说我注定要成为另一个弗雷迪·莱克。
我没时间为维珍唱片公司寻找合适的投资者，却不得不转移注意力，扑灭有关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种种奇谈怪论。我跟记者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现在，我开始接到他们打来的一系列电话，一会儿问我乐园夜总会是否有毒品问题，一会儿问我有关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财务状况，弄得我非常困惑。在此之前，记者们通常向我提出的问题都是飞机提供了什么新服务，最新签订了什么唱片合同，或者珍妮特·杰克逊到底什么模样等等。因此，当“严肃”的报纸开始接二连三地提出有关乐园的毒品问题，并在同一次采访中问到汇率动**对我们的损益账户有何影响时，我感觉事情的发展相当怪异，感到迷惑不解。等差不多每家报社都询问有关乐园的问题时，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有人在发动一场对我们不利的商业运动了。这一切实在是太奇怪了。
来自航空公司的消息仍令人不安，那些订票后未搭乘飞机的乘客数量急剧增加，比我们建立航空公司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多。
有一天，威尔满脸忧愁地走进我的办公室。
“我刚接到罗斯柴尔德银行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显然金勋爵昨天在那里吃过午餐，他说了一些维珍大西洋公司的坏话。”
对财务问题的指责会很快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尤其是当它来自沃特纳比的金勋爵这种高傲的权威人士时——谁也不会认为他会觉得维珍大西洋这样的小公司对他构成了威胁。金勋爵指责维珍大西洋公司出现财务问题，引起许多关键人物的注意。媒体最先作出反应，他们迫不及待地搜罗又一位成功企业家因过度扩张而陷入麻烦的新闻，就像艾伦·邦德、拉夫·哈尔彭、乔治·戴维斯、杰拉尔德·龙森、赖克曼家族以及其他许多企业家一样。然而，金勋爵的听众中也包括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我们正考虑让他们持股维珍大西洋公司，对我们来说，这更为重要。我们已经跟美国的所罗门兄弟银行作了初步谈判，他们正在准备一份筹集大约2000万英镑的标售书。当我们正在磋商时，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快要破产的谣言不啻于釜底抽薪。第三类伸长耳朵打探这些谣言的听众是飞机制造商和租赁公司。尽管出现经济衰退，我们却打算扩大机群。可谁愿意跟一家摇摇欲坠的航空公司做生意呢。在许多方面，最后一批听众对于我们1991年初的那几个月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民航管理局（CAA），它有责任确保所有航空公司都能安全运营。
对于正当的竞争——努力工作，尽情享受——我并不陌生。但维珍和英航之间毫无交情可言。最近两年来，在英航为一架维珍飞机提供的维护问题上，我们已经陷入激烈的争吵。正是因为他们的拙劣服务，我们的波音747飞机在8月停飞了16天，当时正值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我走投无路，便打电话给英航主管科林斯·马歇尔爵士。
“你们的机械维护太差劲了，这样会把飞机搞下来的。”我告诉他。
“那正是进入航空业的危险之一，”他说出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如果你专心搞你的流行音乐，就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不，我们是不会借飞机给你的。”
这一切都意味着，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无法在夏季多赚点钱来撑过冬天的淡季。我们夏天的生意很糟，乘客也疏远了维珍。再加上我们不得不花钱租一架替补飞机，我们的现金流也受到沉重打击。当我们试图跟英航达成赔偿协议时，他们却拖拖拉拉的，欠我们几百万英镑的赔偿金，却迟迟不肯付款，让我们航空公司的现金危机提前降临，迫使维珍唱片公司出手帮航空公司摆脱困境。就在我出发前往日本作跨太平洋气球飞行之前，我们对英航提起了诉讼。
除了飞机维护上的争端，我们还提出申请，要求每周向日本增派两次航班，当时正与日本政府协商此事，这也是我们与英航之间的一次重要交锋。在民航业之外，航班时间表和起降时段没什么吸引力，但却是我们的**。如果无法获得飞往某地的许可，我们实际上就无法起飞。如果维珍想扩大规模，那么，在飞往东京的起降时段和路线之争中获胜，对我们来说就攸关生死。
在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被兼并后，他们飞往东京的四条航线就转给了维珍，但这仍然不够。为了让这条航线生存下去，我们需要每天都有航班，而且要从希思罗机场起飞。在英航获得每个工作日两趟航班的许可之前，我们一定要优先获得每天一趟航班的许可。当时日本政府提供了两个民航频率，即四个起降时段，英航自然认为这些都属于他们。在咨询律师之后，尽管知道英航已经排队申请这些起降时段，我们也仍然提出了申请。我们的未来要依靠它。如果我们成功，维珍将不仅赢得这些航线，更重要的是，还会赢得英航为自己在东京成田机场安排的起降时段。
我们提出申请的消息泄露出去后，英航气急败坏。这种事情前所未有。小航空公司必须任凭英航践踏，不管获得什么起降时段都该谢天谢地。然而，我们居然要求得到“理应”归他们所有的起降时段！他们立刻采取行动。金勋爵和他的团队拼命四处游说，提出那些起降时段理应是英航的，把它们转给维珍大西洋公司是违法的。但这场争论造成了相反的结果。
“它们不是‘你们’的起降时段，”时任交通部部长的马尔科姆·里夫金德言简意赅地告诉英航，“事实上它们属于政府，由我们授权给你们。英航并不拥有它们。”
当英航意识到自己在那场争论中失败后，他们转向了更具毁灭性的辩解，指出维珍大西洋公司没有足够雄厚的财力接管那些起降时段。事实上，他们咕哝道，业内有消息说维珍大西洋公司就要破产了。因此才有了金勋爵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午餐上的那番评论。他们还给交通部写“机密”信，散布对我们财务状况的怀疑。这一点击中了CAA的要害。CAA可不愿在把民航频率授予维珍大西洋公司之后，却看见我们轰然倒闭。
我们不得不说服CAA，维珍大西洋公司是有生存能力的。整个一月份，当CAA权衡是否把这两个东京频率给我们时，我听说了越来越多有关维珍和我的谣言，全都暗示我们陷入了困境。
最终，在1月的最后一周，CAA作出了对我们有利的两个历史性决定。它把额外的两个频率授予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命令英航把它们在成田机场安排的起降时段交给我们，并且宣布，建议交通部批准维珍大西洋从希思罗机场运营。金勋爵大发雷霆。作为保守党经费的主要提供者，他宣布自己受到背叛，并提出上诉反对有关成田机场的决定。
1月29日，泰晤士电视台播出了首部有关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和英国航空公司之争的电视纪录片。节目描述了我们在东京频率和希思罗机场上的争斗，也突出了维珍大西洋公司对英航的其他抱怨，包括我们在飞机维护方面旷日持久的争端。在泰晤士电视台播出这个节目后的第二天，英国航空公司发布了一篇新闻稿，声称遭到维珍大西洋公司的毁谤，并把我们对他们的抨击称为“猛烈攻击”。
在听说了金勋爵有关我的另一通激烈言论后，我意识到这会间接导致维珍大西洋公司破产，希望阻止谣言。我不在乎英航或其他任何人的竞争——只要这是公平竞争。但是，我仍然听到了越来越多具有破坏性的谣言。
1月31日，我给金勋爵写了第一封信。我希望把问题公开后，就能阻止谣言。我一直相信个人关系在生意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如果我警告金勋爵当心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么我希望他会给我打电话，让我们很快交谈一次，达成和解。
我在2月5日收到金勋爵的答复。他只是引用了他对《星期日电讯报》说的话：“我经营我的航空公司，理查德·布兰森经营他的航空公司。祝他走运。”他还补充说，他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再作任何评论。
这封信的简洁跟它的傲慢相配。显然，在金勋爵对我这种藐视态度的影响下，英航的所有人都会觉得他们可以这样对待维珍大西洋公司。
金勋爵的信包括两个短短的句子。金勋爵并不想让我“走运”。事实上，他无论如何也绝不会让我“走运”。而且，金勋爵也将继续跟很多人大肆评论“这个问题”。
金勋爵的信中还有一个特别之处，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个人的，他只是引用他对一家报纸的答复。好像他无法勉强自己给作为个人的我写信，甚至也无法承认我的存在。我知道他杜撰了一个侮辱性的词语“咧嘴大笑的套衫”来形容我。我突然意识到，就跟英航试图压扁维珍大西洋公司的手段一样，金勋爵假装我根本不存在。
“好消息，理查德，”1991年3月15日，马尔科姆·里夫金德跟我说，“我很高兴地宣布，政府即将允许维珍大西洋公司在希思罗机场运营。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打算提名你们作为经营另外两趟东京航班的英国航空公司。”
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关键转折点。
“大好消息！”我叫道，“彭尼，让我们喝香槟庆祝一下！给威尔打电话。给所有人打电话！”
当大家都聚集到我办公室来庆祝时，我拨通了休·韦尔伯恩的电话。休写了一篇论文，指出航空公司从希思罗运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论文的结论是：由于盖特威克只有一条短跑道，并且缺少转接班机，因此，对于相同的航线，从希思罗机场起飞比从盖特威克起飞要多15％的利润。休的论文还发现，由于希思罗机场的跑道更长，如果维珍的飞机从这里起飞，就能运更多的货物，赚得更多应税收入。这篇论文和这个发现都给马尔科姆·里夫金德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胜利了，”我告诉休，“干得好。我们终于设法进入希思罗了。”
休既高兴又吃惊。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航空业的顾问，他曾经目睹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和其他几家更小的航空公司在盖特威克运营时入不敷出的情况。
“这是你们的突破，”他说，“不过，当心一点。英航可不喜欢你们的胜利——他们会暴跳如雷的。”
我们正在喝香槟，听到风声的记者开始打来电话。他们也给金勋爵打了电话，第二天和随后的周末，我饶有兴趣地在报纸上读到他的反应。
“政府运输政策？”金在《观察家报》上轻蔑地说道，他的女婿梅尔文·马库斯是该报商业版的编辑，“什么运输政策？”
这篇访谈让我感到哭笑不得，我怀着越来越大的兴趣，继续阅读。
“似乎每次我们创建一条有利可图的航线，”金勋爵继续说道，“就会有人过来说‘我也要分一杯羹’，于是政府便悉听尊命。”
金勋爵估计，由于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决定让维珍大西洋公司经营另外两趟前往东京的航班，英航每年会因此而损失2.5亿英镑左右的收入。“这2.5亿英镑是我们那些公众股东遭受的损失，它直接落入了理查德·布兰森的腰包。”他怒斥道。
如果收入真的都直接落入我的腰包该多好。也许金勋爵在盛怒中忘记了一点：不幸的是，收入要刨去成本才是利润。
同一天的《星期日电讯报》上有如下评论：
本周，维珍终于获准进入希思罗机场，这个决定让金勋爵火冒三丈。长期以来，维珍一直被限制在盖特威克，让英航获益匪浅，现在我明白其中的原因了。英航的服务手段墨守成规，这产生于它自命为国家航空公司的管理思想。而维珍却拥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放肆、坚定和创意思想，敢于挑战庞大的联合企业。就食品和服务而言，维珍豪华商务舱毫不逊色于英航的头等舱。
在《观察家报》上，金勋爵争论说，每次政府试图培养第二家强大的航空公司，都会以灾难告终——说出这通话时，他无疑是一脸严肃。他举出莱克航空公司、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和欧洲航空公司的例子。这样的伪善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英航曾逼得弗雷迪·莱克破产——法院召集了一个大陪审团调查这个问题，但最终，在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干预下，没有提出指控。所有这三家航空公司都曾被限制在盖特威克。只要把竞争排除到它视野之外的盖特威克，英航就支持竞争。
我父母一直向我灌输这样的座右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进入希思罗机场，我们努力奋斗，终于获胜。与英航相比，维珍大西洋公司仍微不足道，但我们现在对他们的长远未来构成严重威胁，这是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从未做到的。
对我们进入希思罗机场的问题，泛美航空公司和环球航空公司的破产也产生了影响。两家大型美国航空公司——美航和美联航——开始接手，希望购买泛美和环球在希思罗机场运营的航线许可权。为了激活这些航线，他们要求把泛美和环球在希思罗机场的起降时段转让给他们。根据《交通分配条例》的严格规定，这些起降时段不能被转让，而是应该交还给希思罗起降时段委员会。我们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应该允许维珍和其他所有有兴趣从希思罗机场起飞的航空公司一起申请这些起降时段。原则上，马尔科姆·里夫金德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希思罗机场的大门，但我们仍需为怎样真正获得这里的起降时段而战斗。
彼得·弗莱明曾在英航位于维多利亚的办公室担任高级销售主管。他告诉我英航成立了一个内部特别小组来败坏我的名声，并且还下令销毁有关维珍的文件。为何如此害怕那些文件会牵连他们入罪，以至于需要销毁它们？我决定把彼得·弗莱明的信保存起来，看看英航那些被称为“肮脏诡计”的行动会怎样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维珍打算在希思罗运营，就必须设立登机服务台、行李搬运部和一个机械师团队，当然，还必须向乘客提供一份可行的时间表。这意味着要先给我们分配起降时段。只有起降时段安排好之后，维珍大西洋公司才能设立时间表，然后卖票。如果我们想从交通繁忙的夏季获利，就必须最晚在4月安排好这一切。每个项目都是一场战斗。经过一场恶战，并且声称我们将把整个起降时段分配问题提交欧洲议会处理后，我们才最终获得了自己需要的起降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