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唏嘘的是，19世纪的观察家们依稀记得那个哈布斯堡殖民王朝睥睨世界的遥远年代，时至今日，这个古老的帝国却已经失去了它的所有海外殖民地。民间涌动着一股开拓海外领地的热潮。面对觊觎已久的苏丹、也门、婆罗洲和今天赞比亚所在的广袤非洲大陆，冒险家和商人早已跃跃欲试，然而政府却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在近乎偶然的情况下，弗朗茨·约瑟夫在作为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天津获得了一小块租界。1900年，当中国大陆的义和拳运动风起云涌时，皇帝的一艘军舰恰好出现在那里。占地108公顷（0.7平方英里）的天津租界仅维持了短短15年，就在1917年被中国政府重新收回。

哈布斯堡天津租界的到访者纷纷为维也纳无意开发这座城市的商业潜力扼腕叹息。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来自奥匈帝国的商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行动着。在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货轮中，他们的总吨位排名第四，仅1913年一年，奥地利劳埃德公司前往印度和远东地区的航行就多达54次。1895年开通的奥美航线，横跨浩瀚的大西洋，每年承担着约100万吨货物的运输总量。奥匈帝国殖民协会于1894年举行首次会议，敦促政府加快殖民扩张，促进对外贸易。协会发言人称，殖民地将为输出哈布斯堡帝国过剩人口提供绝佳的场所。然而，无论是海外贸易还是被殖民扩张主义者大肆鼓吹的“人口动力”理论，都没能换回更多海外领地。19世纪70年代，当奥地利冒险家在北极发现了一处未知群岛时，他们仅仅将其命名为弗朗茨·约瑟夫，而没有在那里插上旗帜，宣示主权。否则，现代奥地利或许已经成为一个油气出口国家。

尽管没有在所到之处遍插帝国旗帜，但是在弗朗茨·约瑟夫和他的阁僚筹划下，哈布斯堡的双头鹰旗帜频频跟随奥地利和之后的奥匈帝国舰队在太平洋上乘风破浪，相继到达美洲大陆和北极地区。1869年，弗朗茨·约瑟夫携皇后抵达赛义德港，参加苏伊士运河通航仪式。25年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加入了奥匈帝国战舰“凯瑟琳·伊丽莎白”号的环球航行之旅，在分别造访了非洲、澳洲与远东地区后，他搭乘商船取道美利坚合众国返回欧洲。弗朗茨·斐迪南的观察细致入微，他对海外殖民探险提出质疑，尤为关注这一活动对当地居民造成的伤害。

1867年后更名为奥匈帝国海军的奥地利海军，在1914年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行动。1866年，海军中将特格霍夫率领的铁甲舰队，在亚得里亚海的利萨海战中击败了意大利海军，这支舰队还参与了在克里特岛平定希腊叛军的战斗。然而弗朗茨·约瑟夫建设海军的热忱总是时断时续，因为这耗尽了他准备优先投入陆军的军费。一位绞尽脑汁从内阁获取军费的海军中将抱怨道，“各种晚会、舞会和晚宴就是每天的全部工作”。在弗朗茨·斐迪南的资助下，海军规模在“一战”前迅速扩大，拥有三艘无畏级战舰，以及其他九艘战列舰和八艘巡洋舰。但与意大利海军相比，依旧相形见绌，这个强大的对手拥有17艘战列舰，包括三艘无畏级和至少23艘巡洋舰。

在那个双头鹰旗帜迎风招展的年代，海军为世界偏远角落的开发和科学探险活动提供了支持。它在扬马延设立了观察站，这是一座位于北极地区格陵兰以东500千米（300英里）的岛屿，并曾试图在南太平洋上的所罗门群岛建立定居点，对那里的镍矿储量进行勘察。海军还为探险家提供武器、训练以及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作为交换，他们希望获得制图所需的地貌信息。中部和东部非洲的大片地区由来自奥地利帝国的德国、捷克和匈牙利地理学家首次进行测绘工作，范围包括了刚果河以及它与尼罗河的分水岭。在他们绘制的地图上，清晰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肯尼亚的鲁道夫湖和埃塞俄比亚的史蒂芬妮湖，分别向王储和他的妻子致敬，而位于肯尼亚的泰莱基山脉和多哥的鲍曼峰，则以两位探险家的名字命名。

探险家们带回的战利品，以及科学和人种学考察成果，填满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各处博物馆。19世纪80年代，在陆军部的资助下，捷克人埃米尔·赫鲁伯在赞比西河北部地区开展探险活动，收获了至少3万件标本，主要包括动物和植物。1891年，这些标本在普拉特公园进行展出，但由于数量过于庞大，而超过了任何一家博物馆的收藏能力。因此，赫鲁伯的藏品被分批运往超过500家世界各地的机构和博物馆。索菲亚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他的各种死鸟，经过填充处理的狮子被摆放在施蒂利亚的阿德蒙特修道院，排列整齐的昆虫（以及许多其他标本）被送往布拉格，他的各种海洋植物则漂洋过海来到了伦敦，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获得了他的部分化石，等等。

1857年，由“诺瓦拉”号发起的环球探险活动轰动一时。在两年时间里，“诺瓦拉”号的总航程超过5万海里（9.2万千米），到达了包括南极洲和澳洲在内的世界所有大洲——新西兰的弗朗茨·约瑟夫冰川也正是因此得名。在随船科学家的要求下，船员对炮台的一角进行了清理，以便为图书馆腾出空间。这次探险航行共收集到2.6万件各类植物、动物、地理和人种标本，同时还进行了大量海洋地理勘测和地球引力场测算工作。有关本次探险的科学报告共计21卷，耗时17年才得以完成。在实验室中，人们首次从“诺瓦拉”号带回的可可树叶中蒸馏提纯出可卡因，皇后很快就对这种药物爱不释手（她喜欢加入汽水服用）。

在“诺瓦拉”号的21卷探险成果中，有三卷关于人类学和人种学的内容，其中章节分别对不同人种的头骨类型、体型以及物质文化进行了记录。在“诺瓦拉”号上，科学家们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测量，并绘制各种图表。尽管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但他们的描述基本符合事实：“爪哇人的身高比中等欧洲身材矮几英寸。他们的身体看上去营养充足，胸部格外强壮。他们四肢纤弱，双手敏捷灵活。他们的脸通常又长又宽，无论男女都长着一张娃娃脸。”新兴的“人种学”很快便对科学家们的发现进行了过滤梳理。根据他们的记录，奥古斯汀·韦斯巴赫制定出一套详细的方案，将世界人口划分为九个白人种族和九个黑人种族，南非的布希曼人由于被认为接近猿类，而成为最低等的种族。他将犹太人排在所有白色人种的末尾。作为一名随军医生，韦斯巴赫的足迹遍布巴尔干地区，他对各种头骨进行测量比较，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数据支持。

韦斯巴赫的研究方法获得了维也纳人类学会的支持，学会主席强调利用奥匈帝国得天独厚的丰富的物质资源，为“头骨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提供支持，通过对性格和习俗的研究揭示种族的意义。人类学会发起了对传说中优越的中欧“诺尔迪克人种”的研究，试图通过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寻找优化地区种族的方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来自东加利西亚的难民和俄国战俘提供了大量研究样本，他们的头骨、四肢和血型被详细分析，以找出传说中东斯拉夫以及其他“人种”基因低劣的证据。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研究方法带来的影响，在一个固定展览环节中，参观者被邀请对南方古猿“猿人”、黑猩猩和布希曼人的头骨进行比较。

我们或许会为学术追求误入歧途感到惋惜。但通过对科学研究活动的支持，弗朗茨·约瑟夫和他的阁僚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AEIOU”五字箴言的寓意——奥地利和哈布斯堡家族象征着以基督教领导思想和全球威望为代表的普遍原则。现在，这一原则正在融入以累积世界知识为目的的王朝使命。在新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门廊上，用黄金雕刻的宣言仿佛无声地印证着这一目标：“献给自然帝国和一切探索活动，皇帝弗朗茨·约瑟夫，1881。”建筑四周分布着代表各大洲的模型，外墙上矗立着哥伦布、麦哲伦、库克船长的雕像，以及亚尔古人的杰森、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其中含义不言而喻：自然帝国的探险者与传统古老帝国的奠基者同样值得尊重。正如埃米尔·赫鲁伯的讣告作者所写，有的国家漂洋过海只为寻找新大陆，而“对研究的热忱和传播知识的渴望”，才是奥地利人扬帆远航的初衷。

建筑同样记录着朝代的烙印。自然历史博物馆与艺术博物馆从侧面环抱着新建的帝国广场，广场从霍夫堡宫向前延展一直穿过环城大道。这两座博物馆源自之前保存在霍夫堡宫和美景宫的帝国藏品，由玛丽亚·特蕾莎从萨伏依的尤金后代手中购得。艺术博物馆保留了克里斯蒂安·冯·梅歇尔18世纪80年代对美景宫收藏的陈设布局，他也是第一批在学校开办画展的人，与画作随意乱挂的展览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两座博物馆内集中了哈布斯堡王朝世代相传的“皇家收藏”。按照计划，在两座博物馆旁将分别建造皇家剧场和皇家歌剧院，一条道路从整个建筑群延伸出来，经过两道胜利的拱门到达霍夫堡宫，烘托出帝国广场的皇家身份和王朝风采。由于帝国广场一直未能完工，剧场和歌剧院不得不在环城大道上另选地址，从而削弱了它们自身的皇室光环。但计划中位于两座博物馆间的玛丽亚·特蕾莎雕像，如期完工，在整个建筑群的中心打下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烙印。

作为19世纪中叶的建筑传统，“复古主义”主张建筑应该反映自身功能体现出的时代特征。因此，维也纳市政厅采用哥特式风格，以追忆逝去的中世纪时光，自那时起城市开始拥有各种特权。相比之下，崭新的议会建筑用复古的外观将人们的思绪带回伯克里利统治下的雅典城，那里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大厅内部的中楣上绘有古希腊罗马立法者和演说家的画像，外部矗立着一座四米高（13英尺）的希腊女神帕拉斯·雅典娜雕像。根据最初的设想，在她的位置上出现的应该是一尊奥地利雕像，遗憾的是没有人可以确定雕像的具体外观。当然，人们依然希望作为智慧女神的帕拉斯·雅典娜，可以为议会争吵不休的政客们带来一丝理智的光芒。

遵照历史主义的传统，两座博物馆在落成时散发着浓郁的文艺复兴气息，承载着对16世纪艺术和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缅怀，同时也为了庆祝它们在弗朗茨·约瑟夫的资助下重获新生。然而，到了开张的时候，建筑风潮却发生了转变，复兴主义或新巴洛克主义悄然兴起。在1880年发行的一本颇有影响的小册子上，艺术历史学家兼艺术博物馆馆长阿尔布雷希特·艾尔吉，对巴洛克风格展现出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称颂有加。首先，他解释道，它的风格适合任何形式的建筑，大到纪念碑，小到中产阶级别墅，甚至工人阶级的公寓住宅，以及介于它们之间的剧场和教堂。其次，巴洛克与维也纳的传统气质相得益彰。相较于“冰冷的古典主义”和保守呆板的柏林，它生动而不失诙谐的风格与维也纳的城市底蕴一脉相承。最后，它超越民族的特性，为它赋予了“融合人民”的使命。凭借统一的建筑语言，巴洛克拥有一种“消解个体藩篱，促成天下一统”的魔力，艾尔吉继续说道。

新巴洛克风格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成为一种普遍选择。于19世纪90年代建成的霍夫堡宫圣米歇尔翼楼，就采用了18世纪早期著名巴洛克建筑师，约瑟夫·伊曼纽尔·费舍尔最初的设计方案。如今，凭借四座伟岸的赫拉克勒斯雕像、双子喷泉以及绿色铜顶，米歇尔翼楼已经成为整个霍夫堡宫殿建筑群中出镜率最高的部分。新落成的帝国陆军部大楼，以长达200米的宽大正面占据着环城大道东北段区域，同样采用了新巴洛克建筑风格。环城大道面前的约600栋公寓楼也未能例外。这片“出租宫殿”的外观在恢宏的巴洛克风格映衬下异常“雍容华贵”，营造出一种贵族宅邸的错觉，然而隐藏在它们身后的，却是清一色的中产阶级公寓，下层多为一楼店铺的办公室和仓库。

新巴洛克风格并没有被局限在首都范围以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十年中，菲尔那和赫尔墨建筑事务所在西起布拉格和萨格勒布，东至布科维纳的切尔尼夫齐，以及巴纳特的蒂米什瓦拉的广阔区域内，承建了超过40家歌剧院、音乐厅和旅馆。所有建筑都采用巴洛克建筑语言，整齐划一地传达着哈布斯堡帝国城市特有的共同公民准则和视觉身份。然而，在切尔尼夫齐和蒂米什瓦拉，菲尔那和赫尔墨的设计遇到了一种诉说民族差异特征的另类风格。蒂米什瓦拉新建的罗马式教堂，散发着匈牙利的霸权气息，而切尔尼夫齐刚落成的城市住宅，完美地在拜占庭和罗马式建筑风格中融入了乌克兰民俗艺术元素。切尔尼夫齐和蒂米什瓦拉并非个例。在新巴洛克风格寻求建立通用语言的同时，遍布帝国各地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正在努力发展凸显特色和差异的民族风格。

繁复的装饰和精致的外观令新巴洛克主义饱受非议。现代主义建筑师阿道夫·鲁斯将其毫无必要的装饰比作文身图案，他认为那是野人和罪犯的标志——这一观点也契合了他的著名论文标题，“装饰与罪行”（1908）。联合新一代建筑师，鲁斯推出了一种更为简单和真诚的建筑风格，摒弃了各种光怪陆离的噱头和冒牌历史主义的伪装。作为一座百货大楼，维也纳的鲁斯之家与霍夫堡宫的米歇尔翼楼遥相呼应，刻意采用了简朴的外观——原始设计中甚至不包含窗台的花箱。鲁斯的咖啡博物馆，设计于1909年，同样疏于装饰，线条优雅的座椅上丝毫看不到当代流行的精美雕饰。鲁斯本人曾说过：“文化的进化过程，就是各种装饰从实用物品上消失的过程。”

鲁斯与来自维也纳分离派和工艺美术组织维也纳工坊的艺术家保持着密切来往。这两个运动都将寻找灵感的目光投向国外——印象派和表现派，以及后来被称为装饰艺术的设计风格都曾成为他们汲取养分的目标。分离派与奥地利艺术家协会的主流保守主义势力水火不容，这也导致分离派成员大张旗鼓地与奥地利艺术家协会分道扬镳（因此得名分离派）。分离派的风格没有统一的标准。其中既有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华美的肖像画和曲线迷人的女性身体，也有奥斯卡·科柯施卡大胆的色彩和平坦的构图，还有埃贡·席勒扭曲的人体，若即若离地游走在肉欲和情色的边缘。同样，在建筑领域，鲁斯的原则经常被历史主义的回归和随之而来的精美装饰所颠覆，就连为了举办分离派艺术家展览而建造的分离主义建筑，前门入口处也摆放着森林树叶和蛇发女怪的浮雕，它的新巴洛克式圆顶由粗大的金色树枝编织而成。

维也纳分离派是普遍价值的代表。与当代匈牙利艺术和建筑不同，它既无意沉迷于粗鄙的民族风格，也不屑于膜拜挤满民族主义英魂的万神殿。因此，当局和公共体系寄希望于它，一位杰出的分离派成员说道，“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将我们各具特色的民族群体凝聚成一个崭新而骄傲的整体”。在1889年去世前不久，鲁道夫王储对艺术促进“在统一政权下团结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黏合作用给予了肯定，10年后由文化部组建的艺术委员会同样意识到，“各种艺术作品通过共同的语言……实现了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目的”。

分离派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纷纷接受委任，负责修建医院、邮局，甚至还包括一座天文台，公共建筑内部装饰，以及公园乃至整个城市郊区的规划工作。他们还负责设计了宣传弗朗茨·约瑟夫1908年庆典的条幅。然而弗朗茨·约瑟夫本人却对新兴艺术一无所知。一位印象派画家的作品让皇帝确信，艺术家一定都是色盲，因此他劝说前者放弃自己的职业。弗朗茨·斐迪南，在监造新陆军部大楼时，同样对传统样式情有独钟。他拒绝了阿道夫·鲁斯的设计方案，继而支持在宫殿中加入军营元素，以凸显军事力量的新巴洛克风格。

世纪之交，维也纳不仅在艺术和建筑领域迎来了百花竞放的盛景，而且在广阔学科领域中的学术耕耘，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正是在这座城市中，诞生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阿诺德·舍恩博格，20世纪音乐革命的领军人物；卡尔·雷纳和奥托·鲍尔，将充满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带入沙龙。他们不懈的探索实践，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调查对象抽丝剥茧，揭示深层思想本质，并通过定律对表象和本质进行分别管理。语言、现代艺术和音乐、逻辑思维以及数学，都以它们的“规则支配性”著称，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意味着整个哲学世界可以归纳简化为若干定理或命题。只有可以被观察和能够被感知的才称得上真实可靠，道德和美学也因此被归入无法验证的范畴。而民族和民族身份的观念也陷入同样的悖论中，因为它们同样源自不可靠命题之上的审美自负——人们对种族的兴趣同样虚无缥缈，尽管它曾被归入可以通过科学证明的范畴。

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活跃着一群拥有犹太血统的杰出人物。除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鲁斯、舍恩博格和鲍尔之外，还包括古斯塔夫·马勒、作家和剧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亚瑟·施尼茨勒，以及两位改变了经济学和法学研究范式的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汉斯·凯尔森。其余各位，如克里姆特、科柯施卡和席勒均没有犹太血统，犹太人在艺术和建筑领域所做的贡献相对少于其他领域。尽管如此，许多画廊老板、中间商和艺术家赞助人都是犹太人，就像许多出现在克里姆特画作中的主人公一样。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糖商的妻子，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克里姆特曾多次为她进行创作，她还曾为充满挑逗意味的画作《茱蒂丝》充当模特。

中欧的犹太人口远超西欧。18世纪中期，生活在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犹太人口约为15万。1772年对加利西亚的吞并，又带来了20万犹太人口，其中多数人来自农村，以耕种小块土地为生。两年后，从土耳其人手中吞并的布科维纳省，位于加利西亚以东，随着俄国移民的到来，这个小行省的犹太人口也开始快速增长。在布科维纳首府切尔尼夫齐，1900年时这里的犹太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如今其已经发展为中欧规模最大的犹太文化中心之一，还建有专门的意第绪剧场。1910年，切尔尼夫齐和维也纳的政客合力为布科维纳制定了一部新选举法，以保证犹太人在地方议会中的代表权，尽管他们不愿以这种方式承认自己的宗教少数派身份。

为了使犹太人能够“以更有益的方式服务国家”，约瑟夫二世为他们扫除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障碍。伴随民族解放而来的是犹太哈斯卡拉或称启蒙运动，后者强调世俗价值观和民族融合的重要性。此时，犹太人面前摆着几种现代化途径——获封爵位和进入公务系统、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特殊职业以及移民。种族同化主义者的策略在加利西亚的部分地区遭到了抵制，在那里，哈西德主义强调对《塔木德》[1]传统保持忠诚。而在其他地区，犹太人开始抛弃农村，向城市进发，并主动寻求民族融合。到了19世纪80年代，维也纳有10%的人口是犹太人。1910年，在布达佩斯，犹太人口比例更高，已经超过20%。在这两个城市中，犹太人很快成为从事商业和特殊职业的主导力量，占据了维也纳四分之三的律师职位和一半的医生数量。

然而维也纳的政治生态丑陋不堪。市议会由基督教社团控制，他们以犹太人为代价，推动社会改革进程。在维也纳，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分子卡尔·卢格尔，曾于1895年当选为欧洲第一位反犹主义市长。作为保证维也纳德国人口数量的权宜之策，基督教社团拒绝向外来者发放居住许可，特别针对来自农村的斯拉夫人和犹太贫民。在近200万的城市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沦为“非法居民”，无法享受社会福利、体面的住房和公民选举权。街头巷尾，雏形法西斯主义团体开始聚集。尽管泛德意志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微不足道，但他们的成员已经开始向自己无足轻重的领袖欢呼致敬，至少已经有一个部门在他们的暴力**威下垮台。在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生活的维也纳，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亦在此蛰伏。

或许正是在一片乌烟瘴气的社会环境中，维也纳的犹太人和那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被一股混杂着疏远、混乱、幻灭和无助的复杂情感裹挟着，遁入艺术的神殿寻找慰藉，然而这一命题已无从考证。而可以肯定的是，维也纳的文化生命力中散发着强烈的非民族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犹太人的无私贡献。一些人此时或许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感召下，投入了赫尔茨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些人出于好奇，被狭隘的政治偏见所蛊惑，热衷于编制长长的离经叛道者和堕落者名单。但大多数人选择置身喧嚣与**的民族主义政治旋涡之外。就像新巴洛克主义和分离派的文化与建筑理念一样，他们选择了普世主义，同时拒绝了标榜简单还原的浪漫民族主义情感。在漫长的王朝历史中，犹太人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黏合剂。正如一位担任皇家委员会代表的犹太拉比所说，“我们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斯拉夫人，我们是奥地利犹太人，或犹太裔奥地利人”。

1937年，弗朗茨·科索科的戏剧《1918年11月3日》在维也纳迎来首演。其中一幕中，士兵们聚集在一起准备掩埋他们的上校——他在得知哈布斯堡帝国解体的消息后开枪自杀。他们一边往尸体上盖土，一边念念有词——“匈牙利的土……卡林西亚的土……捷克的土”，象征着帝国永远与他同在。最后轮到了犹太士兵，“奥地利……的土”。

科索科希望借此暗示，犹太人在维也纳代表着一种超越民族概念的存在，仿佛凌驾于充满苦涩记忆的民族主义政治之上，成为“奥地利精神”的普遍象征。然而，随着1914年的到来，这种精神很快就将消散在历史的烟尘中。

[1]　犹太教典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