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约瑟夫的专制主义政权成为民族主义的孵化器。1848年以前，作为贵族、农民、市民，以及牧师的普遍属性，民族只是以宗教、地区和家族为代表的众多社会关系之一。如今，它已经成为一种主导力量，在一味地追求中央集权和整齐划一的专制政权压迫下不断积蓄能量。1848年的时代剧变，为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发酵的温床——为自由而战的英雄事迹、坚强不屈的民族主义战士、献身民族大业的革命先烈层出不穷。墙壁上的肖像画、刺绣小样上的朴素诗句，甚至向偶像致敬的各种发型，无一不令新生的民族群体心驰神往。19世纪60年代宪政时代的到来，丝毫没有削弱民族主义思想的吸引力。恰恰相反，新生的议会为它的表达提供了载体，从而促进了它的效力和传播。

民族身份的象征体现为不同的表现形式。就像捷克人的夹克上总是钉着精巧别致的纽扣，斯洛文尼亚人一如既往地披着睡鼠皮，匈牙利人永远留着引以为傲的小胡子，凡此种种，一位好事的观察者至少整理出23种此类特征，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民族身份。某些乡村流行服饰，也被贴上民族象征的标签加以宣扬——色彩艳丽的匈牙利“考洛乔”刺绣，就借鉴了源自该国南部地区塞尔维村庄的一种民俗风格。道貌岸然的性学家甚至精心制作出一份清单，对外国妇女的堕落程度进行了由高到低的降序排列，堕落程度显然取决于她们与观察者主观臆测中女性民族标准之间的偏差。

社会空间被重新划定了界限。经过长达10年的漫长争论，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见证了巴尔干各族人民和睦岁月的萨格勒布中心广场，被一座耶拉契奇的马背雕塑打上了鲜明的克罗地亚烙印。在布拉格，纪念捷克圣徒和德意志英雄们的纪念碑就像一道屏障，将捷克市民和德国居民区分隔开来。街道和商店也散发着醒目的民族特征，不同的民族群体，通过居住地和商铺位置来宣示自己的民族忠诚。在匈牙利，不同民族的酒馆中销售的酒水也各不相同——啤酒代表德国人，葡萄酒代表匈牙利人，廉价的白兰地则面向其余种族。即便在醉酒后，不同民族的表现也各具特色，匈牙利人陷入忧郁感伤，德国人开始喋喋不休，罗马尼亚人变得争强好胜，而鲁塞尼亚人则开始语无伦次。

民族身份尚未成为客观事实，而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尽管母亲是一名德国人，科苏特依然自称为匈牙利人，而他的舅舅则是一位著名的斯洛伐克爱国者。许多人因缺乏有力的证据，而无法拥有明确的民族身份。20世纪伊始，人们在一位士兵的日记中发现了四种语言，他用德语记录军旅生活，用斯洛文尼亚语描述相思之苦，用塞尔维亚语追忆旧日旋律，用匈牙利语释放情欲幻想。人们在环境和私欲的驱使下，随机变换身份，或者索性顺其自然，经常在交谈中混杂各种语言，甚至衍生出语种混杂的各种俚语。在回避强烈民族特征的同时，他们也因属性模糊而与这个身份概念日趋普及的时代格格不入，被冠以“阴阳人”或“两栖动物”之类的羞辱性称谓。

邻居、父母、朋友以及学校老师，在民族身份的形成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政府和官僚体系同样参与其中。1867年12月，一部为帝国非匈牙利领地，即所谓内莱塔尼亚地区制定的宪法正式颁布，保证了各民族拥有，包括运用教育手段在内，“保护与培养民族特性和语言”的权利。两年后出台的新法对这一政策做出具体规定，授权对使用民族语言进行教学活动的学校发放公共补贴，前提是超过40名学生提出申请。但是，民族和民族语言有着苛刻的界定标准，许多方言无法获得官方承认——例如，莱姆科语、胡楚尔语、意第绪语、弗留利语和达尔马提亚意大利语等。最终，在1880年内莱塔尼亚举行的人口普查中，参与者被要求从一个包含德语、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语、波兰语、鲁塞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意大利-拉丁语、罗马尼亚语，以及匈牙利语的庞大名单中，选出他们的“日常语言”。

1881年在匈牙利进行的人口普查则更加宽松，为了弥补清单的疏漏，参与者被允许另外填写自己的“母语”。此次普查范围中还包括了罗马尼亚语使用者、亚美尼亚人和聋哑人三种类别。即便如此，结果依旧大同小异，民众被按照母语进行强制分类，抹去了曾经使民族边界模糊不清、更具渗透性的中间身份。伴随人口普查出现的是种族地图，它以鲜明的色块标示人口分布范围，杜绝了身份模糊的阴影部分，以及民族博物馆，其中摇摇欲坠的农舍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标志。

随着个人生活被全面纳入政府分类，透过民族主义棱镜的审视，光怪陆离的社会乱象一览无余。在各民族混居地区，竞争占据了民族关系的主旋律，不同民族地区的唱诗班、消防局、教区、田径俱乐部、储蓄银行、老兵俱乐部，以及学校之间暗中展开较量。围绕经费产生的矛盾，使学校沦为明争暗斗的战场。在多民族地区，为了达到40名学生的国家补贴发放定额，校理事会在招生过程中甚至不惜贿赂收买其他民族的学生。在布拉格，大学校园被一分为二，成了德国校区和捷克校区；只有植物园逃过一劫，因为这里的植物使用拉丁语进行命名。

官僚体系的宗旨要求公务人员忽略自己的民族身份，然而党同伐异的流毒早已侵入政府机构的肌理脉络。在各行省中，行政长官下属机构迅速“民族化”，地方官员一心只为自己的母语族群牟取私利。在官僚体系的中心，平衡得到微妙的维持。通常，内阁各部门分别成为不同民族的势力范围，波兰人控制着财政部，教育和商务部则掌握在捷克人手中。德语，依然是整个内莱塔尼亚地区内部沟通的唯一官方语言。1867年后，匈牙利建立了自己的公务体系，由清一色的匈牙利人组成，然而在位于维也纳的共同外交部中，匈牙利代表的数量却与他们的地位不成比例。

在匈牙利国内，政府奉行冷酷无情的“马扎尔化”政策[1]，对一切非匈牙利民族机构进行镇压，擅自重新划分选区以阻止他们的代表进入议会，关闭所有使用除匈牙利语以外任何语言进行教学的中等学校。1908年，匈牙利首相直言不讳地宣称，“匈牙利的国家理念是我们面临的唯一要务，我们要求每一位市民承认并无条件服从于这一要务……这个被匈牙利祖先征服的国家，只属于匈牙利人，而不是其他民族。匈牙利人的霸权至高无上，毋庸置疑”。布达佩斯大学校长则更为直白：马扎尔化政策在本质上就是种族同化，“我们将一以贯之直到国土上的最后一个斯洛伐克人消失为止”。

在内莱塔尼亚，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人口占据绝对多数，因此法治国家成为制定政策的初衷。以往，各种纠纷通过行政法庭进行解决，而判决结果通常对少数族裔有所偏袒。起初，行政法庭采用主观原则——要求个人主动申报民族身份。然而，面对大量漏洞百出的申报，他们不得不实行“客观检测”，根据清单对申报人的语言、父母身份、社会关系，以及日常活动进行逐一核对。身份日益成为一种可以量化的品质，为个体进行民族分类正在成为政府的工作内容。纳粹德国将这一程序继续发扬光大，他们编造的身份清单，同时也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死刑判决书。

民族主义的泛滥令内莱塔尼亚议会政治陷于瘫痪。一直以来，德国中产阶级享受着选举制度带来的特权。他们通过选举产生德高望重的自由派代言人，然而弗朗茨·约瑟夫不喜欢自由派。这些人对军费开支横加阻挠，还胁迫他放弃了1855年与教皇达成的宗教协议，使他将大部分学校置于教会监管之下的努力付诸东流。自由派的声望在1873年的银行业大崩溃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大量中饱私囊的丑闻被公之于众。非德意志民族中产阶级和选民群体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自由派的势力。新兴阶层投票选出自己的民族党派，但他们同样面临着意识形态带来的分歧。最终，新生党派层出不穷，联盟实力日渐式微。

正如一位首相所说，解决方法无外乎“蒙混过关”，通过无伤大体的政治妥协，达到将各民族党派的“不满情绪维持在平稳可控状态之下”的目的。因此，波兰人在获得加利西亚的控制权后停止了抱怨，斯洛文尼亚人则掌握了卡尼奥拉政权。作为妥协的回报，德意志天主教徒赢得了养老金和工作环境立法，使内莱塔尼亚继德国和瑞典之后，获得了欧洲大陆最为完善的劳工法。然而，捷克人却始终拒绝妥协。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弗朗茨·约瑟夫原计划效仿匈牙利，授予波希米亚自治权。然而，匈牙利领导集团强烈反对任何对自身特殊地位的变相削弱。弗朗茨·约瑟夫转而推出另一方案，允许波希米亚高级官员使用捷克语代替德语处理公务，结果一片混乱。维也纳和布拉格的大街小巷陷入长达数日的骚乱之中，导致这项措施被无限期推迟。

弗朗茨·约瑟夫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痼疾，因此他提倡扩大选举权，以吸引工人阶级加入。帝国议会（而不是地方议会）在选举中废除了偏袒高纳税者的投票制度，因此1907年，内莱塔尼亚地区的每一位成年男性都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满口阶级辞令的社会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他们的领导人将民族主义斥为“错误意识”，比头发的颜色更加无足轻重。然而，社会党阵营内部此时却因民族矛盾分化为水火不容的德国派和捷克派，他们的下属工会组织同样一分为二。民族对立依然是政治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的顽疾。

最终，政府工作陷入僵局。即便在施蒂利亚中等学校开设语言课程之类的琐事，也足以令帝国议会陷入瘫痪，与会代表激烈的争吵声伴随着头顶纷飞的墨水瓶此起彼伏。弗朗茨·约瑟夫终于得偿所愿。眼前的乱象正是宪政治国难以为继的真实写照，在喧嚣与**的民族主义不满情绪中，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任命公务人员出任官僚部门长官。

弗朗茨·约瑟夫逐渐暂停了议会活动，开始通过行政命令颁布法律，只在事后象征性地召开议会，投票通过已经付诸实施的命令。尽管选举依然定期举行，选举权范围也获得了扩大，官僚专制主义的幽灵依然四处游**。内莱塔尼亚或许曾经拥有议会机构，但它的政治制度却并不具备任何议会特征。

即便在当时的环境下，政治结构的弊端也已暴露无遗，各种解决方案纷纷浮出水面——其中就包括基于民族成分对帝国版图进行重新划分，或构建一个松散的各民族大联盟，负责监督整体教育和文化政策，同时以领地为单位对争议较少的行政事务进行分别管辖。尽管一些作家提议，为了其余领地的利益，将匈牙利从帝国领土中分离出去，但帝国四分五裂的可怕前景却令所有人不寒而栗。包括捷克历史学家弗兰蒂泽克·帕拉茨基、卡尔·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以及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奥托·鲍尔在内的众多作家和政客一致认为，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将在欧洲心脏地带留下一个危险的权力真空，为觊觎已久的俄国势力乘虚而入创造有利条件。正如帕拉茨基所说，如果奥地利帝国并不存在，那就必须把它发明出来。

民族主义政客希望，帝国继续充当抵御外敌的盾牌，同时，又在他们的操纵下沦为谋求本民族群体利益的工具。而对于弗朗茨·约瑟夫和他的阁僚们，摆在眼前的任务就是努力营造空前团结的和谐氛围，激发民众的效忠热诚。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嘲讽，在他笔下描述了一个所谓的平行行动运动[2]，旨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可以为帝国赋予意义的理念（在1913年的时代背景下，这场运动最终采纳了“帝国即和平”的方案）。事实上，政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作为一个世袭家族，帝国唯有在古老的王朝历史中获得传承和延续：也只有在对哈布斯堡历史的祭奠中，帝国成员才能被赋予一脉相连的共同使命。

蒂罗尔历史学家和国家档案学家约瑟夫·冯·霍迈尔构建出一个框架（1781—1848）。霍迈尔的著述命题恢宏，气势磅礴，其中就包括长达42卷的《国家历史手册》。与之相比，20卷的《奥地利历史》篇幅稍短，于1807—1814年陆续发行，其中囊括了“奥地利帝国声名显赫的将军、政客、艺术家和学者，以及所有国王的生平与画像”，在书中作者极力平衡哈布斯堡传统英雄和民族主义领袖所占篇幅，并对他们的成就进行交织融合。霍迈尔认为，民族情感与帝国理念一脉相承，因为在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面对强大的邻国，小国弱邦的财产”得到了充分保护。而且，他解释道，通过紧密团结广大人民，哈布斯堡政权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并在其领土范围内实现了繁荣和兴盛。

霍迈尔的哈布斯堡历史观，对教科书的内容产生了深远影响，民族历史从此被置于一个更加宏大的背景之下，透过帝国的视角进行叙述。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历史因此被纳入大“奥地利祖国”的叙事主线中，捷克人的中世纪历史自然而然并入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发展轨迹，诸如1618年暴动之类的尴尬情节，直接被选择性删除。对民族和朝代的忽略，同样对哈布斯堡人在两大文化盛事中呈现历史的方式产生了影响。第一件便是由弗朗茨·约瑟夫的儿子，鲁道夫负责编纂的多卷本帝国史，也被誉为王储的著作。第二件盛事当属1908年弗朗茨·约瑟夫登基60周年大典。然而，正是这两件盛事，使帝国内部名存实亡的凝聚力和貌合神离的惨淡现状暴露无遗。

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双重熏陶之下，鲁道夫王储对父亲的保守主义做派颇有微词，他使用不同假名向出版机构寄去一封封言辞激烈的批评信。为了使他远离聒噪喧嚣的政界纷扰和花街柳巷的腐化堕落，1883年弗朗茨·约瑟夫委任他负责编纂鸿篇巨著《奥匈帝国文字图鉴》（Austro-Hungarian Monarchy in Word and Image），首卷于1886年问世。全书共分24卷，耗时16年完成，在397期双周刊上连载发表，包含1.2万页内容及4500幅插图，先后共有430人参与制作。对应的匈牙利语版本与德语版本同步发行，尽管合并删减后全书只剩下21卷。1889年，鲁道夫自杀身亡后，他的遗孀，比利时史蒂芬妮公主在名义上承担了这本巨著的编纂任务，否则，她本可以作为服务员手推车的发明者（专利持有人）被载入史册。

这部系列史学丛书对各行省的状况进行逐一记录，自维也纳和下奥地利开始，至克罗地亚结束。每卷分别对不同行省的地理、动植物、民族、文化和历史进行描述，同时辅以对君主功德和帝国福利的空洞颂扬。在此，从奥地利西里西亚卷摘录如下：“陛下治国有方，保境安民，皇恩浩**，使本省一隅之地繁华空前……跻身富庶之地，民生安康。”这与鲁道夫的初衷不谋而合，完美再现了霍迈尔的论调，“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通过这部著作彼此了解、彼此关怀、彼此尊重，相互扶持；引领他们在反思中感悟为皇室和祖国效忠的真谛”。

匈牙利政府坚持对关于本国的六卷内容进行全面的审查编辑，负责监督工作的小说家约卡伊·莫里斯（莫尔）对编辑内容不加鉴别，照单全收。在约卡伊笔下，布达佩斯被一厢情愿地塑造成了一座休闲之都，尽管这座城市早已在窘迫的经济困境中沦为“巴尔干的芝加哥”，成为弗伦茨·莫尔纳当代小说《饥饿都市》的真实写照。更有甚者，匈牙利卷还对少数民族进行刻意贬损，生活在匈牙利北部说匈牙利语的帕罗茨人，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的数百万罗马尼亚人，获得了同样微乎其微的关注。在德国版中被删除的反犹主义旁白，赫然出现在了匈牙利版的犹太人卷中。

内莱塔尼亚各卷编写工作分别在来自相关地区的学者指导下完成。大多数学者拥有维也纳学术教育背景，他们对各地的奇风异俗进行了详细记录。在加利西亚，父亲把大蒜放在孩子的枕头下，助产士向新生婴儿连啐三口唾沫以驱逐邪恶之眼；在南斯拉夫地区，劫持新娘的现象和宿仇引发的流血事件依然随处可见；施蒂利亚的斯洛文尼亚人习惯穿着木板鞋，诸如此类，无奇不有。这部恢宏的巨著不仅没有达到增进哈布斯堡帝国人民互相理解的目的，反而凸显了无处不在的文化差异和触目惊心的落后蒙昧，使帝国统治带来的福祉和恩惠黯然失色。

1898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50周年登基大典，因皇后遇刺身亡而不得不从简操办。因此，60周年大典正在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进行筹备。计划中，两行队列将穿过维也纳市中心，向弗朗茨·约瑟夫致敬。走在前面的队伍摆出展现历代王朝历史的各种舞台造型，紧随其后的第二队列通过对王储的著作进行生动演绎，在游行中展示帝国子民对国王的无限忠诚。王朝、民族和帝国的幻象，在人群上空交织盘旋，共同为年迈的国王演绎一曲忠诚的乐章。

然而大典筹备工作伊始便诸事不顺。匈牙利政府拒绝参加，理由是作为匈牙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的继位时间是1867年而不是1848年。维也纳市政厅刚刚以使用捷克语演出为由，查禁了一场哈姆雷特戏剧，得知消息的捷克人义愤填膺。随后，历史舞台造型中的纰漏进一步激化了对立情绪。盛典组织者准备将哈布斯堡鲁道夫一世的造型安排在队首，然而他与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的恩怨，令本已出离愤怒的捷克人更加难以接受，他们随即彻底退出了整个盛典。一幅表现拉德茨基将军在伦巴第痛击叛军的舞台造型立刻遭到了意大利人的坚决抵制。得知自己在追忆1848年的历史造型中扮演了强盗的角色后，克罗地亚人也几乎退出了盛典，以至于直到最后一刻，整个流程仍在不断调整中。

规模庞大的游行队伍掩盖了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意大利人的缺席，在维也纳环城大道上矗立着一尊巨大的鲁道夫二世皇冠模型，整整3个小时中，皇帝站在模型下目送约8000人从自己面前经过。各式各样为大典设计的民族服装争奇斗艳，尽管它们与人们的日常服饰并无关联，而维也纳的效忠宣誓礼通常由佩戴白色领带和高顶礼帽的绅士们负责主持。紧随他们之后的，据现场目击者称，是“身着深绿色外套的施蒂利亚人，他们的帽子上装饰着绿色飘带，穿着灰色夹克上衣的蒂罗尔射手、鲁塞尼亚人，以及形单影只的波兰犹太人，他们裹着土耳其长袍，头上盖着一顶天鹅绒便帽”。作为特色之一，游行队伍中夹杂着大量从帝国贫困地区赶来参加盛典的民众。为了获得微薄的酬劳，他们成群结队从布科维纳、达尔马提亚，以及加利西亚风尘仆仆地来到维也纳，其中大部分人都衣衫褴褛。“都市奇观中的田园风光”就是主流社会主义报刊对此情此景做出的评价。

盛典庆祝仪式在当时被认为取得了圆满成功，30万观众簇拥在环城大道两侧，没有发生严重事故，皇帝本人“显然圣心大悦”。然而就像自由派报纸《新自由报》所称，这充其量不过是一场游行，参与者口中的各种语言汇聚成一股刺耳的噪声，暴露了他们之间一如既往的隔阂。除语言不通外，各民族间发展水平呈现出的鲜明反差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据报道，一些观众对这些来自帝国贫困地区衣不遮体的代表深感震惊，一位记者这样写道，他们饱经风霜的丑陋面庞，简直可以令儿童们魂飞魄散。建筑师阿道夫·卢斯一度感觉，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群来自中世纪的野蛮部族。

不时收到的褒扬依然无法掩盖周年庆典失败的真相。不仅重温历史的环节引发了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共同抵制，游行队伍中的各色人等更是成为差异、分裂，以及文化等级悬殊的真实写照。事实上，游行甫一结束，驻扎在普拉特公园的各民族团体间立刻爆发了冲突，甚至拳脚相向。尽管如此，在他们列队通过霍夫堡宫外的帝国检阅台时，依然没有忘记向皇帝挥手致敬。诚然，只有皇帝本人可以唤起人们效忠的热诚。

皇帝在漫长的统治中日益衰老。1870年，他的发际开始后退，髭须越发灰白。之后的10年中，他的络腮胡开始染霜，头发也全部脱落。除了眼角增多的鱼尾纹，他的容貌在此后的35年里没有任何变化，仿佛被时光彻底遗忘一般上演了一幕不老神话。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他总是重复着相同的台词：“很好，诸事大吉。”他的装束几乎一成不变，总是千篇一律地穿着束腰军上衣和红色骑兵长裤。然而，画像中他总是被塑造成一位“和平的皇帝”，因为1866年后，他成功避免了帝国被卷入任何一场战争。在漫长的和平年代，皇帝在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仪式中不断地践行着自己的宗教虔诚。一封在内莱塔尼亚天主教会中广为流传的信件，向人们展示了他身体力行“对真理的信仰……对宗教职责的自发履行……以及对坚韧无私的恪守”。

悲剧在弗朗茨·约瑟夫的漫长生命中如影随形，在自己的弟弟、儿子和妻子相继死于非命后，皇帝成为“悲伤的化身”。就像一本畅销传记所说，他就是“一场行走的人间悲剧”。尽管自己的人生被苦难所淹没，但他依然“于惊涛骇浪中稳如磐石”，全心全意投入为人民谋福祉的事业中，为了子民可以安心入睡而彻夜工作。弗朗茨·约瑟夫的个人悲伤和治国重任，甚至被与耶稣基督的荆棘王冠相提并论，就此为皇帝蒙上了集统治者和救赎者于一身的神圣光环。

弗朗茨·约瑟夫的美德和画像，频繁出现在一系列以娱乐大众为目的的刊物中，标题通常为“我们的皇帝，万岁的哈布斯堡，以及奥地利的欢乐时光”。弗朗茨·约瑟夫的石膏半身像广为流传，甚至就连烟灰缸和围裙也开始印上皇帝的肖像。当局对肖像的传播源头进行追踪，试图阻止皇帝的面容出现在皮球上。最为壮观的是，1908年，成千上万名加利西亚波兰人和鲁塞尼亚人将从商贩手中购买的廉价透明贴纸，贴上了自己的窗户，所有贴纸上都印着皇帝的肖像，每当夜幕降临时，村镇的街道旁，成千上万个一模一样的弗朗茨·约瑟夫开始在月色笼罩下闪闪发光。

皇帝仿佛化身忠诚的唯一象征，成为一个超越民族概念的符号。然而作为肉体凡胎，弗朗茨·约瑟夫所背负的期待远远超过了《圣经》所赋予的期待。1908年，《新自由报》就曾发出警告，“如果失去了皇帝，我们就将陷入恐慌和焦虑。愿他的真知灼见与王国的未来同在，只有他能带领我们的国家走向团结、和平与和解”。八年后，当国王寿终正寝时，这些美好的愿望依然遥不可及。如此看来，相比他的座右铭“团结一切力量”，弗朗茨·约瑟夫的临终遗言“为什么是现在？”更为准确地概括了他壮志未酬的统治生涯。

[1]　匈牙利在古代被称为马扎尔。——译者注

[2]　20世纪初期，奥地利发起的与德皇诞辰同时进行的庆典运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