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1月30日早间，维也纳森林一座名叫梅耶林的狩猎小屋内，30岁的皇储鲁道夫开枪射杀了年少的情妇，玛丽亚·维瑟拉。早在数年前，他就曾向一位朋友透露过自己渴望杀戮的冲动，数小时后，他再次举起左轮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精神恍惚的玛丽亚同意了鲁道夫提出的自杀约定，但她并不是第一个鲁道夫相邀共赴黄泉的人。

除了自己的妻子和男性秘书之外，鲁道夫还曾向自己的老情人，米奇·卡斯帕发出过死亡邀请，皇储的这位情人出身风尘，来自维也纳著名的沃尔夫夫人妓院。卡斯帕预感不妙，并向警方报告了此事。鲁道夫自杀的前一晚，依然在卡斯帕的春闺中流连忘返。

朝廷几乎在第一时间公布了鲁道夫的死讯，并宣称王储在自杀时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尽管玛丽亚的参与被精心掩盖，但媒体依然挖出了真相。彼时，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领地内，审查制度的执行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1867年的宪法确保了新闻自由权，然而，1850年颁布的法令依然有效，它曾授权行省执政官对蓄意煽动、有失检点或存心冒犯的新闻报道和剧场演出予以弹压。审查官不得不采取折中方案。在发行前命令报社停止刊登相关文章，同时将文章的标题公之于众“以供备案”，这样读者自然可以依靠丰富的想象，还原发生在梅耶林的血腥一幕。鲁道夫死后数周内，德国就涌现出揣测这一惨案的各种书籍，并提供邮购服务。

鲁道夫去世后，弗朗茨·约瑟夫的弟弟，“展览大公”卡尔·路德维希成了皇位第二顺位继承人。虔诚的卡尔·路德维希在1896年前往圣地朝拜途中意外离世，他喝了约旦河水后不幸染上痢疾。卡尔·路德维希的儿子，弗朗茨·斐迪南接替父亲成为皇帝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与皇储鲁道夫关系密切，他们的数次越轨行为，都在议会引发了群情激昂的声讨。这对堂兄弟还大方地分享着同一位情妇米奇·卡斯帕。但在鲁道夫死后，弗朗茨·斐迪南突然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加入了1892—1893年的环球航行，并开始勤勉地履行准皇储的各种义务（鉴于弗朗茨·约瑟夫——根据道听途说——可能还有一位私生子，并将继承他的皇位，弗朗茨·斐迪南的继承人身份显然并不稳固）。

1900年，弗朗茨·斐迪南与索菲·查泰克完婚。然而妻子家谱中那些斐迪南·弗朗茨认为“无足轻重的小事”，却成为现实世界中无法逾越的鸿沟。尽管查泰克家族继承了古老的贵族血统，但还算不上“王公诸侯”，更没有任何皇室渊源。弗兰茨·约瑟夫拒绝承认这门亲事，除非遵循贵庶通婚的惯例，这就意味着皇后和他们的子女将永远无法获得皇室身份。弗朗茨·约瑟夫的礼仪官冷酷无情地执行着这一原则，索菲皇后被要求与侍女们同列，欣赏歌剧时，也被带往不同的包厢就座。弗朗茨·斐迪南对种种怠慢之举耿耿于怀。

皇储鲁道夫生前曾是一位敏锐的鸟类学家，他发表的观察报告至今依然不断被专家文献引用。与观察鸟类相比，弗朗茨·斐迪南更乐于射杀它们。作为一名猎手，他对自己的猎物并不挑剔，他曾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收获两头大象和一只老虎、埃及的火烈鸟、澳洲的袋鼠和鸭嘴兽，甚至自己养的猫都成了猎杀的目标。在中欧地区，人们通常在狩猎时将飞禽和鹿赶往猎手所在的方位，一时间枪声大作，随从们则手忙脚乱地将猎物装进口袋。在弗朗茨·斐迪南的一生中，他成功完成了274889次猎杀，其中大多数猎物都是鹧鸪（他的狩猎手册流传至今）。在没有小动物可杀的日子里，弗朗茨·斐迪南总是待在位于波希米亚的科诺皮什切城堡中，照料自己的玫瑰园，拈折野花消磨时光。在生活中，他还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和忠诚的伴侣，对家人充满溺爱。

弗朗茨·斐迪南的政治立场和他的个性一样模棱两可。他痛恨匈牙利人，将匈牙利在哈布斯堡帝国享有的特殊地位视为阻碍自己改革的一道障碍。曾经一度，他考虑以匈牙利为代价实现克罗地亚的领土扩张，把奥地利-匈牙利的两元帝国，转变为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的三元架构。他意识到，捷克人将迫切希望获得平等的权利，而波兰人也会紧随其后。因此，他开始谋划对帝国进行重构，创造新的民族国家或保持现有行省，但允许少数民族群体掌管自己的教育和文化事务。作为未来的皇帝，他无法容忍自己的权力遭到稀释，因此，他所追求的目标，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并不是实现民族平等，而是实现王权统治下的‘不平等秩序’”。

1900年，70岁高龄的弗朗茨·约瑟夫疾病缠身。他依然把持着朝政，但允许政府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只是偶尔出面对阁僚间的纷争进行干涉。弗朗茨·斐迪南开始接管皇帝腾出的空间。首先，他将自己环球航行中收集的1.7万件人种学和其他物品搬入美景宫——在收藏的画作被运往艺术历史博物馆后，那里正好显得空空****了。随后，他说服弗朗茨·约瑟夫，将美景宫赐给自己作为大本营和军事参谋部。作为皇位继承人，几乎所有重要军事信函都会抄送弗朗茨·斐迪南过目，同时他还经常干预军官人事任免。他在行政系统中安插的傀儡，使用幼稚的代码向他传递情报。一位首相抱怨道，“我们不仅要忍受两个议会，还要应付两位皇帝”。

弗朗茨·斐迪南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关系密切，德皇始终以最高的敬意对待索菲皇后。和威廉二世一样，弗朗茨·斐迪南总是在谈话时固执己见，他对“犹太新闻界”和共济会大放厥词，但在工作中却总是瞻前顾后——当代人对他的评价是“口若悬河，优柔寡断”。在咄咄逼人的外表背后，弗朗茨·斐迪南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凭借对军队的了解，他坚信自己的部队无法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即便如此，弗朗茨·斐迪南依然不遗余力地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包括引进飞机，配备装甲车辆的机械化部队、电话通信设施，以及新型战舰。

弗朗茨·约瑟夫不是一位因循守旧的统治者。尽管他对电话并无好感，也反对在霍夫堡宫内安装电梯，但他有一个电子雪茄点火器，而且对乘坐汽车充满孩童般天真的期待和向往。与弗朗茨·斐迪南不同，他随时做好今夜开战的准备，而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发动战争的舞台。19世纪70年代，奥匈帝国在意大利和乌克兰的传统领土扩张活动频频受阻。皇帝心不在焉地把玩着一场针对德国的复仇之战，甚至命令他的将军们拟定一份名为“D事件”（德语中德国的首字母）的作战计划，但1879年他转而决定与德国建立军事同盟。巴尔干半岛局势取代德意志成为当务之急，内阁部长们纷纷敦促皇帝在这片近东土地上恢复“奥地利”的传统政策。奥斯曼帝国正在分崩离析，他们解释道，陛下应该在它被瓜分殆尽之前，尽快抢占领土。哈布斯堡帝国被逐渐拖入“东方问题”的泥潭，加入欧洲列强的行列，寻求对奥斯曼帝国支离破碎的庞大版图进行管理和分割。

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的边界由一条宽阔的军事地带构成，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到特兰西瓦尼亚东部，绵延1931千米（1200英里）。这里最初由兵农驻守，他们用手中的土地换取兵役和其他职务，兵农被编入边疆兵团，接受维也纳陆军部指挥。这些边疆拓荒者由移民和难民构成，主要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这片各民族混居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的长官大多为德国人——或者，至少是德意志化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由陆军部任命。边疆军团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边境地区不受土耳其人袭扰，但他们也会被派驻意大利和承担威慑匈牙利的任务。1848年，耶拉契奇为入侵匈牙利招募的大军中，就出现了大量来自边疆兵团的身影。

1830年左右，在奥斯曼统治下的波斯尼亚，土耳其叛军将领不时对匈牙利发起突袭活动，但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边界一直笼罩在平静的氛围中。军事边界的象征意义和防御意义同样重要，它的存在标示着文明世界和“东方”蛮族之间的过渡地带。边界地区巴尔干一侧的尖塔、摇摇欲坠的房舍，和坐在泥地里啜饮咖啡的无所事事者，共同勾勒出一幅别样的异国风光，给穿越边界的旅行者留下了生动的回忆。在他们的想象中，边疆拓荒者是一个介于文明和蛮荒之间的文化群体。在哈布斯堡人种学家和统计员的笔下，边疆拓荒者懒惰、散漫、充满暴力倾向。但他们继续解释道，这些人已经或多或少受到了些许德国文化和教养的熏陶。至少他们的妇女勤劳能干，持家有道。

军事边界的存在同样有助于执行防疫隔离规定。来自土耳其一侧的旅行者需要在挂着黄旗的检查站接受长达20天的隔离，而作为商业货物的棉花和羊毛则要晾干，然后让一名工作人员躺在上面，以观察他是否出现任何症状。边境上的商业往来采取多重防护，硬币全部用醋进行消毒处理。许多举措纯属杞人忧天。奥斯曼帝国是欧洲首批引进接种天花的国家（后来被牛痘疫苗取代），并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进行了全国性卫生制度改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面临的问题并非防疫措施所针对的传染性疾病，而是以肠胃病和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地方性病症。防疫措施的目的，已不仅局限于保护健康的初衷，还兼具炫耀高级文明优越卫生观念的功能。因此，即便已经在其他地区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隔离措施依然继续在军事边界履行着特殊的使命。

1875年，以基督教农民为主的群体，不堪忍受穆斯林地主的残酷压迫，在黑塞哥维那掀起了一场起义，并很快蔓延到奥斯曼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行省。哈布斯堡间谍和官员趁势煽风点火。当年6月，一艘蒸汽货轮驶入哈布斯堡海军港口科托尔（今属黑山共和国），卸下了8000支奥地利现役军用步枪和200万发弹药，供起义军使用。土耳其人主要针对平民的报复行动在欧洲激起了愤怒的浪潮。塞尔维亚和黑山公国拿起武器反抗土耳其的暴政，但很快便遭到剿灭。然而，俄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对手。1877年夏，3万俄国军队如潮水般漫过多瑙河，开赴前线支持起义军作战。短短几个月内，他们已经兵临伊斯坦布尔市郊。

俄军摧枯拉朽般的胜利打破了国际力量平衡。最初，前任匈牙利首相和现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部长久洛·安德拉希，在获得分享胜利果实的承诺后，选择支持俄国的入侵行动。现在，他转而开始鼓动对俄开战。安德拉希一度似乎获得了皇帝的支持，但无奈国库空虚。安德拉希还提出了荒谬的交错动员方案，以分摊军费成本。作为皇帝的特别客人，弗里德里希·冯·贝克上校为皇家议会带来了久违的理智。“整场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向弗朗茨·约瑟夫发问。由于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皇帝犹豫了，转而同意进行谈判。1878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上，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和哈布斯堡帝国外交大臣安德拉希共同敦促沙皇，放弃在巴尔干半岛建立“大保加利亚”，并使其成为俄国卫星国的幻想。

根据柏林会议的决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行省被划归哈布斯堡帝国所有，但仅作为暂时的军事受保护国。弗朗茨·约瑟夫曾寄希望于获得两省的完整主权，但安德拉希说服他接受了现实。如果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行省今天的称谓）并入哈布斯堡帝国，斯拉夫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之间脆弱的平衡将被打破。如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置之不理，安德拉希解释道，又会将其置于被塞尔维亚吞并的危险之中。最好的选择无疑是继续保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模糊不清的主权归属。因此，弗朗茨·约瑟夫并没有将这块新领土并入哈布斯堡帝国内莱塔尼亚或匈牙利，而是将它交给共同财政部进行监管。

柏林会议还承认塞尔维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不再是土耳其苏丹名义上的附庸。在占领波斯尼亚之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阴云从塞尔维亚上空消散，军事边界的历史使命也宣告完结。许多军官继续在正规军中担任显赫职位，尤以巴尔干地区为主。然而有关巴尔干人民文化贫瘠、体弱多病的偏见，为军事边界的陈旧思维提供了寄生的环境。正如一篇标题耸人听闻的名为“论堕落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的文章所称，巴尔干社会已经“与文明世界隔绝了几个世纪”。波斯尼亚的哈布斯堡当局，有责任为巴尔干地区愚昧的人民带来文化和卫生设施。有人认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混居杂交，身体机能和精神状况日趋衰退，无力抵抗疾病的侵袭，极易陷入歇斯底里的狂乱状态。据推测，正是他们低下的道德水准和不讲卫生的风俗习惯，令梅毒和各种皮肤疾病在当地广泛流传。

毫不意外，哈布斯堡在巴尔干地区的文明使命，首先以卫生法和卫生警察的引入为标志。由财政部任命的新政府，要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的所有助产士、牙医、外科医生和兽医人员，出示符合奥地利法规的资质证明，这也直接导致了大量医疗人员的失业。妓女被要求登记注册，并定期接受医疗体检。事实证明，波斯尼亚人健康状况良好，性传染病的发病率基本与哈布斯堡帝国持平。锲而不舍的哈布斯堡医生最终在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中发现了全新的梅毒变种，以及穆斯林妇女骨盆过窄的情况，并推断可能是她们四肢行走的习惯所导致的。古往今来，殖民和教化的尝试，往往是从发现女性的差异开始的。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政府对穆斯林、天主教和东正教人口分而治之，不同的群体缴纳不同的税款，由不同的法庭分别管辖。哈布斯堡的统治继承并加强了这种分化现状。在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地区，人口普查使语言成为民族身份的标志，而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宗教标准取而代之，原因显而易见。语言学家已经将南斯拉夫的什托卡维方言，确定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黑山以及东克罗地亚的主要语言。塞尔维亚著名学者武克·卡拉季奇，甚至将这种方言称为塞尔维亚语——这也契合了他的著名文章标题“塞族人，无处不在”（1849）。在贝尔格莱德政客眼中，所有南斯拉夫民族——包括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都是塞族人或他们的近亲，同时他们憧憬着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联邦，将所有民族团结在一个国家里。波斯尼亚人口普查显示什托卡维方言或塞尔维亚语为大多数人的日常用语，这也将为他们的构想提供一个有力的武器。

1879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没有一个宗教团体占据绝对人口多数，其中包括50万东正教徒、20万天主教徒和45万穆斯林。每个宗教群体都在境外拥有大量同教者——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塞族人、克罗地亚的天主教克罗地亚人，以及遍布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在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支持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内战危险。哈布斯堡政权最初认为塞尔维亚人带来的威胁最为紧迫。正如一位财政部长所述，塞尔维亚人的目的就是全面占领该省，并将所有穆斯林驱逐出境。

哈布斯堡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策遵循两大原则。首要原则是经济现代化，寄希望于教化省内民众，缓解紧张的宗教关系。1888年，皇储鲁道夫在到访波斯尼亚时宣称，“在这里，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东方人民带来西方文化”。因此，省内开始兴建学校、医院、技术学院和各种工业设施，经营范围包括煤炭铁矿开采、烟草种植加工，以及为开发本地森林资源而设立的造纸厂。最令人瞩目的是，哈布斯堡政府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铺设了超过1000千米（600英里）铁轨。北波斯尼亚铁路线，穿行在萨拉热窝东部的崇山峻岭中，在短短160千米的距离内，分布着99条隧道和30座铁路桥梁。后来，所谓的波斯尼亚窄轨（760毫米）作为国际标准，在欧洲、刚果和阿根廷被广泛采用。

第二个原则是通过推行波斯尼亚身份，紧密团结不同宗教派别，但却进展缓慢。历任执政官纷纷鼓励一种融合了分离主义形式和“新东方主义”主题的波斯尼亚建筑风格。最引人注目的是萨拉热窝的新市政大厅，这座建筑仿照格拉纳达摩尔人的阿罕布拉宫殿，采用了雕刻精美的窗饰花纹、马蹄形拱门，以及源自伊斯兰艺术的彩绘玻璃窗图案。省博物馆的馆长们，也开始为波斯尼亚寻找新的历史身份，他们的追溯结果显示波斯尼亚宗教传统既非天主教，也不是东正教，而是起源于中世纪一种名为波格米勒的异教邪说。根据这一理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地主阶层，全部来自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格米勒贵族后代。当博物馆馆长发现与这一论点内容相左的考古遗迹时，他们选择毫不犹豫地进行破坏或加以掩盖。

头骨测量人员也加入了这一工作。博物馆的颅骨学家毫不费力地发现了一种属于“雅利安-诺迪克”类型的“纯正”波斯尼亚头骨，其特点是短颅型或尺寸短小，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天主教徒中极为常见。与之相反，塞族东正教徒的头骨较长，呈现“长头型”，这意味着一个更加原始的族群从欧洲其他地区迁徙进入波斯尼亚。与四海飘零的犹太人同病相怜，塞族人——据博物馆馆长西罗·特鲁赫尔卡描述——饱受“肺结核和不孕症”折磨，身心俱疲，周身散发着“文化寄生群体”特有的漂泊气质。

种种结果显示，塞族人被排除在波斯尼亚民族建设工程之外，只能与广大穆斯林群体挣扎在文化等级的底层。然而，穆斯林并未遭受与塞族人相同的敌意，他们更为成功地融入了新秩序，连续当选萨拉热窝市长公职，并控制着市议会。1910年首次召开的波斯尼亚议会，担任主席职务的也是一名穆斯林。随着时间的推移，波斯尼亚人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忠诚与日俱增，只有犹太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他们组成了从该省招募的四个帝国兵团中的主力。与英军中的廓尔喀兵团一样，波斯尼亚兵团以骁勇善战闻名天下。创作于1895年的《波斯尼亚人来了》，至今仍是奥地利陆军中最受欢迎的军事进行曲。

经济发展令穆斯林商业精英受益颇多，却几乎没有改变塞族人的境况。相反，他们依然身为穆斯林地主的佃农，捉襟见肘的政府无力向地主支付补偿以换取他们的自由。因此，现代化的成果与大部分塞族人擦肩而过，导致他们的人口文盲率依然居高不下。此外，各种塞尔维亚组织和报刊经常遭到查封，更为不便的是，塞尔维亚老师必须提供自身“政治可靠”的严格证明。对选举系统的操纵意味着，波斯尼亚议会中的塞尔维亚代表隶属塞尔维亚民族运动的保守派，他们多为少数东正教商人的代理人。

哈布斯堡政权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军事占领只是各方妥协后的权宜之策。1908年10月，在一次教科书式的行动中——姑且不论它拙劣的手段——该省被直接吞并，随后加入哈布斯堡帝国。哈布斯堡外交大臣确信，关于此次吞并行动，他已经与自己的俄国同行达成了默契，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觉。结果导致两国外交关系全面崩溃，俄国加快了与塞尔维亚的联合。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势力向南扩张进入奥斯曼马其顿的行为，加剧了维也纳一直以来的疑虑，唯恐在俄国的支持下，塞尔维亚将很快发起对所有哈布斯堡境内塞族人的“解放运动”。

塞尔维亚拥有一个建立在广泛选举权之上的议会机构，但它却缺少一个民主政府。国家机构被披着军队和秘密警察外衣的地下社团和恐怖组织所架空。他们的核心组织名为“联盟”，又称“死亡”或“黑手”，由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首领德拉古丁·迪米特里杰维奇一手掌控。1903年，该组织成员曾密谋刺杀了不得人心的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和皇后德莱格，随后像分赃一样将两人的尸体大卸八块。10年后，暗杀事业风生水起的迪米特里杰维奇，开始物色招募即便在今天依然随处可见的青年——他们通常涉世未深、爱情失意，迫切渴望一份可以实现人生价值的工作。他们接受的任务是通过恐怖主义手段，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从哈布斯堡政权下分裂出去，为将其并入塞尔维亚铺平道路。

弗朗茨·斐迪南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团乱麻。大公就像痛恨匈牙利人一样痛恨塞尔维亚人，但他依然建议与塞尔维亚建立和平关系。他颇为成功地遏制了康拉德·冯·霍岑多夫的冲动，作为总参谋长，此人在1913年至少25次建议对塞尔维亚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弗朗茨·斐迪南向外交大臣利奥波德·伯克托尔德解释道，他不愿看到哈布斯堡帝国被拖入康拉德的“女巫”战争厨房。他同样不认为塞尔维亚本身有任何战争需求，努力消化在近期巴尔干战争中吞并的领土，就已经令塞尔维亚不堪重负了。

弗朗茨·斐迪南的对策堪称神来之笔。他的计划在之前三元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克罗地亚将被重建为一个南斯拉夫国家，成为牵制塞尔维亚的另一块磁石。它将同时吸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为弗朗茨·斐迪南吞并该省之后的合理行动，和达尔马提亚一块被并入内莱塔尼亚的前克罗地亚领土。最终结果将是塞尔维亚地位的进一步边缘化，南斯拉夫联盟的防御前锋从贝尔格莱德转移至萨格勒布。弗朗茨·斐迪南的计划在贝尔格莱德引发了震动，他也注定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刺杀他的阴谋已经传入塞尔维亚政界高层的耳中。行刺弗朗茨·斐迪南的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后来解释道，选中大公的原因是，“作为未来的皇帝，他的改革措施将成为建立大塞尔维亚联邦的绊脚石”。

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到访萨拉热窝，参加省博物馆新址揭幕仪式。几位身材瘦削的青年正等待着他的到来，迪米特里杰维奇和他的手下在贝尔格莱德为他们提供了手枪和炸弹。六名参与者中，三人尚未成年，两人年过二十。除一人外，其余各位都是波斯尼亚塞族人，他们全部毫无经验。当大公和他的妻子乘坐一辆敞篷格拉芙-斯蒂夫特双排汽车，安静地穿过城市街道时，六人中仅有一人投出了一枚炸弹。由于忘记了炸弹装有延时引信，他完全错过了自己的目标。巧合的是，刺杀行动失败后，一位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刺客站在人行道上，此刻他惊讶地发现，半小时前因过度紧张而失之交臂的双排汽车，神奇地再次出现在眼前，载着公爵夫妇前往医院看望此前炸弹爆炸中的伤者。正在确认方向的司机将汽车缓缓停在了普林西普身边。幸运女神再次降临，与50年后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1]如出一辙，这位年轻人射出了两颗致命的子弹，世界历史的走向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写。

[1]　刺杀肯尼迪的凶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