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墨西哥。

一艘华丽的西班牙人的盖伦舰在墨西哥港口内准备起航，它的舰楼绘制着绚丽的色彩，甚至连边缘都镶嵌上了金丝，舰楼内部更是被绘满《圣经》人物的壁画。

这艘船上载有包括经验丰富的高级船员（officers）、领航员（piloto mayor）、掌银官（maestre de plata）、押运官（fiadores）、代表国王利益的监督官（veedor），以及记录所有登船货物的书记官（escribano）和士兵在内的近百人。

盖伦帆船（英语：Galleon，西班牙语：Galeón）结合了卡拉维尔型与克拉克型帆船的优点，将龙骨到吃水线的深度增加，降低了重心，从而获得更大的长宽比，提高了速度和灵活性。为了适应长期的海上航行，这种远洋帆船还将船尾改为窄长的方平船尾，不但增加了船速，而且可以支撑更大的艉楼，让随船军官们的船舱变得更加舒适。帆船下层的甲板是贯通的，这样重型火炮能够安放于下层甲板上，能远洋、可载货、有武装。16—18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贸易航线遍布盖伦船的身影。虽然西班牙人宣称盖伦船是他们的专利，但是欧洲各国都装备了富有本国特色的盖伦舰，西班牙人用它装货物，英格兰人用它来抢劫。

从墨西哥启航的这艘盖伦舰，目的地是远在大洋彼岸的菲律宾的马尼拉，船上装载的货品很单一，只有白银，都将被用于购买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澳门，葡萄牙人在往自己的船上装运中国的生丝，这些生丝将北上运往日本，在那里用于交换白银。因为日本岛根县大田市的石见银矿的发现，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由日本产出，而这个岛国也被西方人形象地称为“银岛”，人们则给完成贸易从日本返航的葡萄牙帆船起名为“银船”。不管是西班牙人从墨西哥运来的白银，还是葡萄牙人从日本换取的银子，最终的归属地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紫禁城。

登基不到一个月的穆宗，大明王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朱载垕正在阅览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奏章，当他看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的内容时，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涂泽民的奏章很快被批准了。从这年开始，大明王朝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时间往前倒流二百年，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龙椅还没坐稳的朱元璋就急不可待地下了道圣旨，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从此大明历朝历代实行海禁，但屡禁不绝。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思想严重。我们知道，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所有出现的社会问题都是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说倭寇问题，甚至北方的边患也是违背经济规律所产生的现象，前朝嘉靖的“庚戌之变”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人说中国的故步自封是从明朝开始，其实不尽然，虽然政府层面的海禁始于明朝，但实际上，地理大发现时代中，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中国不但没有失去与世界的联系，反而成了这一时代的最大赢家。

15—17世纪的航海技术和航海设备远远不及现代这么发达，但是当时中国民间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却繁荣到无法想象的地步。不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明朝一直严密封锁的日本人，都从来没有真正和明廷断绝交往，各国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赚得是盆满钵满，与此同时也把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带往了世界各地，掀起了世界对神秘中国的崇拜。这一阶段，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外流，中国人随着贸易航线来到了东南亚、日本，在这里生根发芽。大明王朝也在这几百年的贸易流动中疯狂“吸金”，催生了发达的资本主义萌芽，促生了江南的繁华人间。中国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歇与世界的对话，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正德十六年，屯门。

在强烈南风中的葡萄牙人似乎没有觉察到什么异常，这些绕了半个地球来到中国的海员们早已习惯了狂风巨浪，比起风暴角（好望角）的飓风，这一天的风已经司空见惯了。

突然，远处的海面亮起了一堆堆的火光，值班的水手开始还好奇地向远处张望，有些水手甚至开玩笑地和同伴打起了赌。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就笑不起来了，这些火光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并且飞速地向舰队冲来。停泊在港内的新式帆船根本来不及躲避，很快燃烧了起来，葡萄牙人慌了，很多人下意识地跳海逃命。更令他们绝望的是，不知道哪来的中国人也潜入海中，当然他们不是来救葡萄牙人的，而是来凿船的。经过一阵火攻与厮杀，葡萄牙人引以为豪的远洋战舰纷纷沉入水中，只有三艘漏网之鱼仓皇逃跑。

此战后，中国收回被葡人盘踞的屯门岛。这座葡萄牙人起名的小岛具体位置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大概是今东莞或者深圳周围海域的某个岛屿，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葡萄牙人来这里想要干什么？

让我们绕过半个地球再回到欧亚大陆最西端的葡萄牙。1499年7月10日，达伽马的船队在这天回到了里斯本，同时从神秘的东方带回了价值1200万法郎的货物，葡萄牙人热血沸腾。1508年，葡萄牙国王发出了一条指令：“要努力弄清中国的情况！”并接连发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有没有武器大炮？船队规模如何？”等一系列问题。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1515年，药贩子出身的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在到达马六甲之后，利用自己葡属印度总督下辖商馆秘书、会计师兼药材管理官的身份，历时三年写成了一本名为《东方诸国记》的书，呈给了葡萄牙国王。书中写道：“中国不以掠夺他国为荣，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乐善不倦且又十分富饶的国家。中国输出的大宗商品为本色湖丝，数量甚巨；大量散装的彩色丝绸，各种颜色的缎子……除了胡椒，他们似乎对别的商品都不感兴趣。”如此详尽的调查，让托梅·皮雷斯成了葡萄牙第一任出使中国的使节。相对于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调查所带的强烈的目的性来说，中国人对葡萄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甚至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将努力探索中国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统称为“佛郎机国”。嘉靖时刑部尚书顾应祥曾云：“佛郎机，国名也。”这样叫大概是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先到达的是南部地区，彼时在此居住的伊斯兰教居民将欧洲人统称为佛郎机人。而来自“佛郎机”的托梅·皮雷斯，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贸易。

正德十五年，皮雷斯获得了进京的机会，但是由于此前葡萄牙人殖民果阿和马六甲的黑历史传到了北京，结果皮雷斯被遣送回了广州。正德十六年登基的明世宗对“佛郎机”没有好感，下令驱逐，于是就爆发了本章开头屯门海战的一幕。

屯门海战失败，葡萄牙人并没有灰心，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他们一直幻想着寻找新的机会打开与明廷交往的窗口。大明王朝可不惯他这毛病，屯门海战结束后，明廷下令水师见到葡萄牙船只就将其击毁。一边是处心积虑地想接触，一边是毫不顾忌地打击。于是，在广东西草湾又爆发了战斗，葡萄牙人再次战败。因为中国有着万里海疆，被赶出屯门岛的葡萄牙人便想“如果明着来不了，那我们就暗着来”，于是起锚扬帆，前往福建与浙江。

一道禁令如果就能实现海禁，那所有的事情就都可以通过行政公文来解决了，但实际情况往往比在深宫中皇帝的想法要复杂得多。福建和浙江以丘陵为主，可耕作的农田比中原地区少得多，这一地方的自然环境与孕育欧洲文明的古希腊地区颇为相似。物资的匮乏，导致这一带的居民长年靠海为生，捕鱼是重要的营生手段。但是由于早期的渔网主要材质是麻纤维，长时间的海水浸泡会导致渔网损坏，所以隔几天必须将渔网进行晾晒保养，这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由来，不过这个词现在被引申为形容做事不能坚持。那么，晒网的时候干什么呢？就是做生意。从宋朝起，东南沿海的贸易行为就已经成了当地人们血液中的一部分，比起内陆的农耕文化，这里就是海洋文化。即便政府一再下令海禁，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组团出海贸易，这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无法改变的。如果政府不同意贸易，海民们就走私。

据《明实录》记载，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广东潮州府民频海者，纠诱旁郡无赖五十五人下海”。这些广东人去爪哇做生意，居然还有22人留在了当地，成了“华侨”。此外，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官员们也参与其中。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行人司右司副张瑾出使占城，“多挟私活，以图市利”，后来又把生意做到了满剌加，放到现在就是典型的国际贸易商。除了官员参与走私，甚至有人冒充中国使臣前往东南亚走私，在如此巨利面前，豪绅巨贾自然也不会落后。成化年间的广东番禺巨富王凯，不但参与走私，还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民间走私集团和政府之间的“话事人”，如果有合作关系的走私集团“翻船”了，王凯就在官府上层“打点”。

当葡萄牙人来到福建、浙江了解到情况之后，他们有一种“幸福来得太突然”的感觉。

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宁波，双屿岛。

数千栋房屋矗立在这座小小的海岛上，充满西方特色的教堂、医院在房屋中尤为显眼。岛外的海港一片忙碌，葡萄牙人、中国人、暹罗人、婆罗洲人在这里讨价还价，不时地爆发出一阵争吵。没错，这里就是被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为“16世纪之上海”的双屿港，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海上走私贸易基地。

许栋、王直等“著名”海盗就是在这里与葡萄牙人进行走私贸易的，他们每年的交易额在三百万葡元以上，而中国人只收银锭。巨盗王直的到来，将葡萄牙人引向了日本，开创了中、日、葡三角贸易的新模式。除了双屿岛，贼心不死的葡萄牙人一直尝试打通和明朝政府交易的渠道，并在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破天荒地有了历史性突破。迫于现实的经济压力，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上书请求重开海禁，对“佛郎机”十分反感的世宗居然准奏，于是广东香山澳变成了此时的“经济特区”。据《明史》记载：“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

由于香山澳的地理位置不是太理想，葡萄牙人更愿意把贸易活动选在珠江口的濠镜澳进行，而濠镜澳还有个名字叫“澳门”。

毕竟是走私，“小上海”双屿岛的繁荣随着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朱纨巡抚闽浙在消除倭患的行动中被摧毁。不过没关系，因为二十年后中国开关了。听到“隆庆开关”消息的葡萄牙人异常兴奋，虽然此前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也没中断，但这次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了。葡萄牙逐渐开始以澳门为中心大力扩张与中国的贸易，并将澳门打造成东方第一口岸。明穆宗隆庆六年，葡萄牙人终于获得明朝政府准许，以租地的形式在澳门居留，澳门成为他们在中国的首个落脚点。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明廷关闭了广州以外的市舶司，这让仅距广州一百多公里的澳门成为最佳的贸易中转地。在那个时代，以澳门为中心形成了遍布世界的贸易线，源源不断地将白银运往中国。

明帝国中期在张居正大面积地推行“一条鞭法”的刺激下，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白银的渴求愈发迫切；欧洲对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对东方的香料、肉桂是望眼欲穿；日本因为发现储量丰富的白银而被称作“银岛”；美洲也成了西班牙人的“银矿”。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成为串起这几方的“连接器”。彼时在欧亚甚至是美洲大陆之间存在着几条繁忙的贸易航线——葡萄牙人在澳门将中国的砂糖、瓷器、生丝、茶叶装上自己的商船，然后航行至马六甲补给，继续驶向自己控制的印度果阿，之后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绕过好望角，最终抵达里斯本，整个航线将近两万公里。在那个时代，远航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风暴、败血症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导致返航率不到50%，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仅以生丝为例，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每担生丝（价值白银80两）运到果阿价格高达200两，利润超过100%！在另一条航线上，葡萄牙人向东到达日本后交易生丝的利润同样在100%以上。此外，在日本还有一个更大的生意，那就是兑换白银。当时日本黄金与白银的兑换比率是1∶12至1∶13，也就是说一两黄金可以兑换12~13两白银，而此时印度的兑换比率是1∶5至1∶7，中国则是1∶9，这就意味着葡萄牙人只需在这三地之间进行黄金与白银的金属贸易，就可以轻松地获取一倍的利润。难怪就连顾炎武也说：“日本无货，只有金银。”再往东走，葡萄牙人的手甚至伸到了太平洋的东帝汶，这里的檀香木在中国和欧洲出售时利润达到了五倍以上。如果葡萄牙人不是一门心思地急着挣钱，澳大利亚可能就不属于大英帝国了。

在公元1580年葡、西两国共侍一主后，亚洲繁忙的贸易商线上又插进了西班牙人。公元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岛，马尼拉成了美洲与亚洲的贸易中转站，来自美洲的白银在这里中转之后也流向中国。在16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班牙甚至一度抢了葡萄牙人的“风头”，让整个西方都无比眼红。到了17世纪早期，西班牙人一年要往中国输入57 500~86 250公斤的白银！巨大的财富让英国人急红了眼。以佛朗西斯·德雷克、汤姆斯·卡文迪什为代表的大海盗在英王的授权下，堂而皇之地打劫西班牙人的大帆船，坐收渔翁之利，为英国掠取了无数财富。公元1579年，德雷克在厄瓜多尔海面截获了一艘西班牙小帆船，英国人收获了1300条白银（每条约重70磅）、14箱银币和大量的中国瓷器；公元1587年，卡文迪什更是截获了一条“大鱼”——西班牙大帆船“圣大安纳号”，这艘船满载着中国的瓷器、丝绸、白银与黄金，货品价值超过6万公斤白银！如此一本万利的生意，难怪英国人会干上瘾。不管英国人怎样肆无忌惮地抢劫，这一时段最大的白银输入国仍然是中国。

不管是美洲、亚洲还是欧洲，随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贸易，这些白银都从澳门或是通过其他私人口岸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明廷。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到万历十九年，仅仅从果阿流进澳门的白银每年就有二十万两。因此有学者感慨：“里斯本输往果阿的白银，最后全到澳门了。”中国学者王裕巽经过分析认为，从公元1567年到公元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甚至接近二分之一，还有西方学者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称之为“吸泵”。虽然中国成了这一阶段最大的“吸金兽”，但是这一阶段的世界贸易让东、西方都能从中受益，欧洲人也尝尽了红利。新航线的开辟和日本、美洲银矿的发现，为东西方经济都注入了新的资本，特别是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打下了基础，更让人们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迎来了文化复兴，让人们也有能力再度消费昂贵的中国瓷器、丝绸，掀起了新一轮的“东方奢侈品消费潮”。

实际上，不仅仅是贸易的往来，新航路的开辟让东、西方文化也随之碰撞与交流。

早在屯门海战时期，中国就开始与西方进行“武器交流”。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开始下令仿制葡萄牙人的火炮，并命名为“佛朗机炮”。这种早期的“后膛炮”有着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射速较快，但是由于冶金技术的限制，这种火炮的炸膛率也出奇得高。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获得了澳门通商权，二十年后又获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澳门作为东亚第一个主教区正式成立，这里逐渐成了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重要窗口。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从澳门来到广东肇庆，他们为了博得中国官员的好感而剃了头发、身穿僧袍。他们谦卑的姿态很快得到了回报，距离肇庆不远处的一小块绿树环绕的地方被划给他们盖教堂。这座被王泮称作“仙花寺”的教堂很快吸引了周边居民的拜访，“寺”内鲜艳的油画、数学仪器和自鸣钟让中国人啧啧称奇。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对于充满强烈好奇心的中国人，利玛窦总是会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地图的细节。几年之后，这幅地图的 2.0版本和利玛窦一起出现在了紫禁城，不同的是地图被放大了好几倍，并且采用昂贵的丝棉绣在了六对大屏风中。万历皇帝十分喜爱这个“新玩具”，每天都要看上好几遍，这就是《坤舆万国全图》。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接受，利玛窦将中国作为地图的中心进行绘制，地图上甚至出现了南极洲，完全颠覆了大部分中国人对世界“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认知，这也是明帝国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世界。除了地图，利玛窦还为皇帝带来了自鸣钟、西洋乐器。利玛窦由此得以留在了北京。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与明朝政府发生几个回合的武装冲突之后，对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觉得武力不是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最佳途径，宗教自然而然地被推向了前台。纵观西方国家的殖民史，宗教似乎总是伴随着欧洲人的枪炮和帆船出现在世界各地。不管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利玛窦等一行人的到来，还是让东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度的交流与碰撞。

利玛窦在中国的身份有很多，僧侣、天文学家甚至是炼金术师——当时人们流传这个来自遥远异方的人可以将水银炼成白银，这引起了曾任刑部主事的瞿汝夔的极大兴趣。初次见面后，利玛窦就给瞿汝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本来想学习“炼金术”的瞿汝夔，在之后的接触中深深地被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吸引，开始比较深入地学习这方面的内容，甚至试图和洋老师一起翻译《几何原本》。但是专业的知识和语言的障碍让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直到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随着成为天主教徒的徐光启的参与，这项工作才得以顺利地进行。不仅如此，徐光启还与利玛窦一起合作完成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籍的翻译，让注重经验科学的中国能够系统地了解现代数学及相关科技的要义。徐光启还深入地学习了西方的历法，并且借助西方历法成功推算出了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的日食。徐光启与利玛窦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当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利玛窦去世时，徐光启悲痛万分，不能自已。

而利玛窦的去世，并没有阻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玛窦模式”很好地为欧洲人探索出了一种武力之外与这个远在东方的大国交流的最佳方式[1]。之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需要先在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学习，历史上有名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均毕业于这个学院，所学课程包括汉语、中国文化、礼仪，除此之外还要研习数学、医学、物理等学科，合格后才能拥有入华传教的资格。这些传教士既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为西学东渐做出了重要贡献。徐光启还与熊三拔合作翻译《泰西水法》一书，对发展农田水利、提高农业抗旱能力提供了很大帮助。

难能可贵的是，欧洲的传教士在带来西方的文化与科技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古老文明传入了西方，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去了解东方的文化与智慧。利玛窦晚年开始撰写在中国的经历，公元1614年，传教士金尼阁将这份珍贵的文献从澳门带回了欧洲，并且翻译成拉丁文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名凸显了欧洲人派遣传教士的本意——《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本书较为客观、翔实地描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此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相继被译成法、德、西、英等多种版本。这本书对于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它重新打开了自马可·波罗之后关闭了三个多世纪的通往中国的门户”，“它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及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17世纪的任何其他历史著述”。

另外，传教士罗明坚首次将《三字经》和部分“四书”的内容翻译成拉丁文并刊行。公元1687年，以柏应理为主的传教士们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孔子传》《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中华帝国及其大事记》在内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欧洲引起轰动，让欧洲人全面地接触到了儒家经典文化，在欧洲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热。这些从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就像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润滑剂一样，让两种意识形态在相对的相互尊重中交流、碰撞。

除了短命的皇帝，有明一朝最低调的皇帝应数穆宗朱载垕了，他在皇位上待了六年，但是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过穆宗及其年号隆庆，反倒是这个时代的三个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在历史的舞台上“闪耀夺目”。

穆宗的童年十分的悲催，因为前两位皇兄的离世，让父亲世宗皇帝十分相信方士陶仲文“二龙不相见”[2]的理论，从小就很少和父亲见面，造成了他性格上的缺陷。

穆宗登基之时，大明王朝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嘉靖的长期不朝和醉心修道让朝局不稳，其时天下冤狱遍布，官员自上而下只知钻营贪腐，既不畏公议，也无廉耻，行政处处以得利为上。湖广、河南、山东、陕西连年饥荒，出现了易子相食、兄弟相杀的惨剧。值得庆幸的是，隆庆一朝名臣辈出，朱载垕内向柔和的性格正好让居朝堂之上的阁臣们有了很好的施展空间，在徐阶、张居正、高拱等阁臣的主持下，隆庆一朝颇称大治，一扫前朝政局不稳、官场混浊的局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柔和的性格加上沉迷于女色，让身体本就不是很好的穆宗健康每况愈下，也没有精力过多地主持政事，这让阁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万历一朝慢慢地形成了党争。但不管怎么说，仅促成“隆庆开关”一件事，对于穆宗来说已是不易。虽然只有福建海澄的月港被作为“特区”开放，每年核发的“船由”（船籍证书）、“商引”（营业执照）也极为有限（一段时间内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但毕竟是在政府层面对于“海禁”的修正，是对传统的挑战与革新，开关后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促进了民间私人贸易的繁盛，促使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不但如此，也影响到了政治层面。由于有了正面和合法的贸易渠道，东南地区长期存在的“倭患”竟然“倭渐不为患”。虽然隆庆初年开放海禁，仍然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得以恢复，通过辗转贸易与日本的交流也变得更加频繁。另外，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在南方“开放格局”的影响下，明廷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与蒙古部落达成了“俺答封贡”，结束了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局面，以贸易换和平。大明王朝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而变革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隆庆朝末年，百余岁的大明帝国即将迎来一场“续命”的改革……

隆庆六年，明穆宗朱载垕在乾清宫病逝，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神宗朱翊钧继位。不久之后，在北京内宫会极门，明廷发布了一道重要的诏书——“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随着这道诏书的颁布，也预示着大明的政治舞台即将开启崭新的一幕，之前在穆宗时代风光无限的首辅高拱黯然地退出了权力核心。几天后，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召见了一位还在病中的阁臣，这次谈话没有持续太久时间，便以小皇帝赐酒食的方式结束，这位阁臣就是皇帝的老师——张居正。有学者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史学大家王世贞更是称其为“救世宰相”。作为万历时期重要的首辅，张居正对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进行了“换血”式的救治，而明朝的“重病”却不是在万历时期得上的。

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皇帝朱载垕有一次问户部官员国库的钱还有多少，官员的回答差点将皇帝的下巴惊掉了——国库的备用金仅够三个月的花销。官员工资、军费等一系列的支出还有三百多万两的空额，急得朱载垕连忙责成内阁下了一道圣旨，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连在嘉靖时期查抄严嵩府时皇室获取的字画也被贱卖换钱，如此狼狈，皇家颜面**然无存，其时政府的财政赤字可见一斑。

不仅仅是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国家的政风和军备同样堪忧。时人说“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官员们结党倾轧，工于钻营，而对政事却少有关心。主钱不明出纳，司刑不悉法律，监察不行纠劾，“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军队也是贪污腐化成风，军心涣散，毫无战斗力可言。戚继光调任蓟辽总兵时，有一次组织阅兵训练，突然天降大雨，此时在场的兵士竟然不顾操练纪律作鸟兽散。戚继光督军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在隆庆之前的正德、嘉靖二帝已经将国家折腾得千疮百孔，如此下去“大明集团”的“退市”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虽然穆宗朝比起武宗朝和世宗朝还算靠谱，但是朱载垕主政的短暂六年中，国家经济运行状况并未得到明显好转。朱载垕有一次问户部索要三十万两白银，户部依旧是无钱可出。在穆宗离世时，帝国的新任皇帝朱翊钧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就在大明王朝这艘巨舰即将行往万劫不复的深渊之时，张居正及时操舵，挽狂澜于既倒。

其实在嘉靖时代，年仅二十余岁的张居正就已经摸清了大明王朝的“病脉”，上书朝廷指出：“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但作为“职场新人”的张居正人微言轻，他的奏疏如石沉大海一般无人理睬。但是保国安民的理想在他心中从未泯灭，而且在政治斗争极为复杂的嘉靖、隆庆两朝中，张居正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一路走向了权力巅峰。隆庆六年，张居正取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晋中极殿大学士。皇帝才十岁，无力理政，帝国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大明王朝即将迎来新的篇章。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十二月，北京。

十三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将一批官员打了一顿板子，是什么事情让小皇帝如此震怒？就是因为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开启的改革（也称“万历新政”）遭到了阻挠，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的“考成法”令一众官员闻之色变。

明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管理好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官僚系统不可或缺，而政令和公文是传达管理内容和思想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但是便捷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每道政令的执行缺乏有效监督。官员们往往将政令传达到位就觉得是完成任务了，至于政令是否得到执行，执行的效果怎样，只能依靠官员的道德良心与职业操守。而在社会价值观整体出现偏差的时候，要求官员自律和勤勉也成了一种空想。明中后期官场道德标准的整体下滑，是造成国家机器运转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怎么办？张居正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给官员设置绩效考核，这就是“考成法”。操作方法就是让都察院之外的独立监察机关——六科，对六部进行相应的监督，重要的政务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完成的期限，登记在册并且编号，除了个别行政部门留底，还要造册一式两份分送六科和内阁存档。到了期限先由部院考察地方官，再由六科进行纠察。六科纠察不力，内阁则进行问责。这就是“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通过这个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政令难以有效执行和官员不作为的现象。

有考核就会有结果，结果无非是两种，好的与坏的。执政考核不合格的，轻则降职，重则罢官，而且还有“连坐”——如果县令没有完成任务，知府也有责任；知府没有完成任务，那么巡抚也有责任，以此类推。这无疑是在暮气沉沉的大明官场中投下了一颗响雷，各级官吏如惊弓之鸟，夜不能寐。正因如此，才出现了一众官员抗议新政的事件。

此时的张居正早已修炼成“职场达人”，深知治理国家需先整顿吏治。面对官场的怨声载道，张居正抵住压力推行革新，在吏治得到初步改善后，便开始着手解决关乎帝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经济。

明朝财政出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所有封建王朝一样，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洪武二十六年，当时全国登记在册的土地还有八百多亿亩，到了正德五年竟然只剩下四百多亿亩。农业作为封建王朝的税收命脉，在册土地的大量减少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的严重下滑。那么土地到哪里去了呢？其时大量的富户采用“诡寄”的方式——将田产挂到官绅名下，而官绅具有田税的优免权，富户们只需向官绅交一定的“私租”，就可以逃避征税。富户们也会把田地分散挂寄在佃户、仆人名下让他们替自己交税、当差，甚至干脆用些手段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另外，东南倭寇的骚扰与北方蒙古部落的不断进犯也让财政收入受到影响，明王朝的宗室也成了国家财政沉重的包袱。嘉靖四十五年，政府的存粮一度只够一个月的供应量，可以说帝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针对以上问题，张居正开始将“一条鞭法”在全国大力推广。新法概括来讲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为一条，以银两征税，按田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征税流程，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开启了税赋征收的全面货币化。在推行“一条鞭法”的同时，张居正还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核查工作，为征税打下基础。王世贞称张居正为“救世宰相”是有道理的，我们来看下张居正主导的改革所收货的成果：改革之前，明朝国家财政存在三百多万两白银的缺口，政府官员的工资几乎都发不出来。到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重新核查全国的田亩数量比弘治十五年增加近300万顷。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经过十年改革，国库已经积银六七百万两，仓库储存的粮食足够支撑十年。国家得到了回血，崩溃的经济被挽救了回来。

客观地讲，张居正的改革确实对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将时间轴往前延伸就会发现，从嘉靖朝起，明帝国这艘巨大的航船为了避免搁浅就已经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尝试。前面我们曾提到过嘉靖时期就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到了隆庆时期以高拱为主的内阁也进行了以整饬吏治、巩固国防、推行海运等为主的改革。前朝的改革虽然时断时续，但是为之后张居正的改革打下了基础。因此，部分史学家将嘉靖到万历时期的改革看作一个延续的阶段，称“嘉隆万改革”。

张居正改革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有相对的持续性，主导改革的操盘手能够在吏治败坏、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中抵住压力落实改革。虽然改革出现了“一刀切”和急功近利的情况，比如有些官员为了完成政绩强行摊派征税，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改革确实让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得到了“续命”。而张居正在改革过程中“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决绝态度，保证了改革得以推行，但也为其最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万历十年，大明帝国改革的设计师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然而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八月，万历皇帝诏告天下，将张居正定性为“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褫夺了一切封号，因为念其“效劳有年”，才免于“断棺戮尸”。短短一年，张居正由大明的“救世主”变成了权臣贼子，在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前面我们说过，张居推行的“考成法”让官场发生了大地震，而在施行“一条鞭法”和清查全国土地的过程中更是动了乡绅豪族的“奶酪”。早在万历八年的时候，刑部侍郎刘一儒就提醒过张居正改革不要操之过急，但是风头正劲的张首辅没有听进去，于是在其死后遭到了大臣们疯狂弹劾。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造成张居正差点被断棺戮尸的最重要原因是来自于自己的学生——万历的报复。

张居正作为帝师时对朱翊钧的要求几乎到了严苛的程度，经常是小皇帝还在梦中就被张居正要求起床读书，学习时读错一个字都要被严厉批评，而生活中的娱乐活动也被严格控制。无论人前人后，小万历都恭恭敬敬地称张居正为“先生”。这样的表现，与其说是对张居正的尊重，倒不如说是对他的敬畏，甚至是恐惧。身为天子却要被老师处处管制，长此以往在万历皇帝的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于是等到张居正一去世，朱翊钧心中多年的积怨终于爆发了出来。

张居正去世时，有人说了一句话“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据说这个人就是海瑞。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名臣”，但交集不多，甚至海瑞有没有说出前面那句话都存疑，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能和张居正一样被历史铭记的臣工。“嘉隆万”时期的名臣太多太耀眼，如果这些臣工是天上的星星，那你一眼就能认出海瑞，为什么？因为他的“光”太奇特。

海瑞出任南平县教谕的时候，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大家见面的时候两个副手见到领导秒跪行礼，而海瑞只是云淡风轻地拱手作揖。领导调侃地对左右说道：“你们看此三人，倒像个‘山’字笔架。”就是这个“海笔架”成了明朝官场乃至整个社会的另类模范。

明朝官场贪腐盛行，海瑞任淳安知县时廉洁奉公，仅靠五两银子的工资和后院的二分地养活了一家人。他不但自己不贪，也不准下属贪污，搞得淳安的县丞、衙役纷纷主动放弃公职。在嘉靖时期，面对皇帝的懒政和痴醉神道，百官基本选择回避，为天下苍生计的海瑞却选择直犯逆鳞，抛出了震动天下的《治安疏》，直指朝廷弊政，更是把皇帝的毛病列举了一遍，希望其洁身自好、励精图治。在隆庆朝出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粮储并且巡抚应天等处的时候，海瑞在松江府巡查处理土地兼并问题，义无反顾地拿曾经救过自己的前任阁老、松江地区的大地主徐阶开刀。尽管徐阶“高风亮节”地主动退还了一万亩土地，但海瑞依旧是步步紧逼，让徐阶前后退还了四万亩的土地。黄仁宇先生评价海瑞是“古怪的模范官僚”。诚然，海瑞刚正不阿、执法严格、清廉勤政、爱民如子。在他的眼中，善恶是有明显的界限的，世间万物非善即恶。

据《明史·海瑞传》记载：“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当时听说海瑞要出任应天巡抚之后，这个明帝国的富人居住区炸开了锅。由于海瑞盛名在外，贪官墨吏们很自觉地溜走，乡绅巨富们马上将自己家的红漆大门染成黑色，生怕被海瑞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江南督办皇室服饰仪仗的太监们也马上将出行的交通工具八抬大轿降低了规格，换成了普通的轿子。

从嘉靖三十二年出任南平县教谕到户部主事，海瑞用了十一年的时间，而在隆庆元年，曾因为上书嘉靖被下狱的他不仅获得开释，且在一年时间里完成了“三级跳”，升任大理寺丞。要知道举人出身在极度重视功名的明朝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升迁简直如同“开挂”一般。这里边有穆宗的开明，有徐阶对海瑞的关照，更重要的是大明王朝即将迎来大幅度的改革。为了触动混沌的官场和价值观缺失的社会，需要一个模范和榜样，于是时代选择了海瑞。

从制度和道德标准来说，海瑞是教科书式的模范官僚，但是“案例”的特点就是仅存于书上，将他放到世俗的社会，海瑞就成了格格不入的异类，不可能和光同尘，他的一举一动也无法被文官团体乃至社会所接受。因为海瑞是一个偏执的理想主义者，他改变不了现实，想改变现实的人也不可能与他合作，现实中有着太多的人情世故和情非得已，这又是海瑞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海瑞只能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而想通过一个不被世俗所真正接受的榜样来改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万历朝首辅张居正去世五年之后，“模范官员”海瑞也离开了人世。五年之内，大明帝国连续失去了现实的“救世主”和理想的道德模范。痛失重臣，于国不祥，果然五年之后，帝国迎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

[1]　以当时明朝的国力来讲，即便是采用武力，地理大发现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中国的对手。

[2]　帝为真龙，太子为潜龙，两条龙相克，因此皇帝不能与太子相见，否则太子就会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