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紫禁城，翊坤宫。

夜已过半，在宫内床帐之中，有数十个身影晃动。

只见几个宫女拼尽全力死死地压住床榻之上一个男人的手脚，另外几个宫女用一条绳子合力勒住男人的脖颈。虽然男人拼命地挣扎，无奈宫女的人数实在太多，只能任由宫女摆布。这时还有几个宫女拿出头簪，歇斯底里地往男人的身体上乱扎。男人的眼球慢慢凸出，脸上青筋暴起，他似乎已经绝望地看到了死神的模样。

这是嘉靖年间发生在紫禁城内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而**的这个男人，就是紫禁城的主人，大明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

在朱厚熜命悬一线之时，方皇后及时赶到，救下了朱厚熜。参与谋杀皇帝的16名宫女全部被处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壬寅宫变”。

朱厚熜是明朝一位比较有个性的皇帝，“世宗性卞”是对他比较中肯的一个定语，“卞”是急躁、狂躁的意思。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特征？那就是精神不稳定或者有性格缺陷的人，纵观朱厚熜的一生，也比较符合这个特点。这位十五岁登基的皇帝在位长达四十六年，嘉靖朝的前二十年，朱厚熜凭借自己幼年时受到的良好教育以及聪慧的天资，牢牢地把朝政掌控在自己手中，通过“大礼议”等一系列事件，严以驭官、整顿朝纲，出现了“嘉靖新政”较为清明的政局。然而在执政的后半段，世宗皇帝分裂型的人格就表露无遗，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勤政，而是迷恋方术，宠信奸臣，长期罢朝，让曾经好转的政局再次陷入混乱，所有也有人称“明亡，始亡于嘉靖”。

由于荒诞的武宗没有子嗣，唯一的弟弟朱厚炜幼年夭折，明廷不得不在武宗的前辈人中寻找继承人，经过复杂的筛选，宪宗的四子兴王朱祐杬的第二个儿子（长子已死）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这个人就是朱厚熜。

正德十六年四月，朱厚熜抵达京师，却止于郊外。这个十五岁的小皇帝表示：“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就是说，我是来继承皇位的，而不是皇太子。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朱厚熜不糊涂。世宗的继位是明朝历史上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交替（第一次是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登基）。什么是“小宗入大宗”？我们先来看看西周以来宗法制继承制度，就是我们常说的嫡长子继承制。西周时，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长子，在宗法上是家族的“大宗”，王位由嫡长子世袭，嫡长子的这一脉世世保持大宗的地位。而嫡长子之诸弟受封为诸侯，是小宗。大宗比小宗尊贵，嫡长子要比其他诸子尊贵。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君王无后嗣怎么办？于是形成了前边说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但问题就出在武宗既没有后嗣，又是“独苗”。于是辅臣杨廷和等按照宗法制往上推到宪宗一代（武宗的祖父），宪宗的长子、次子已亡，三子就是孝宗（武宗的父亲），而孝宗兄弟、宪宗的四子就是朱厚熜的父亲兴王朱祐杬。因为武宗的情况比较特殊，杨廷和等众臣就按照礼法拟朱厚熜以兴王长子，宪宗“嫡长孙”的身份继承皇位，但实际上朱祐杬这一脉是“小宗”。西周的宗法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朱元璋还特地在《皇明祖训》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

少年老成且极有主见，或者说是固执的嘉靖帝坚持称弘治帝为皇伯父，并想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然而以杨廷和为首的阁臣却以违反祖制为由坚决反对。大臣们希望在名义上让嘉靖帝过继给正德帝的父亲弘治帝为子，称弘治帝为父，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其实现在看来，嘉靖皇帝不愿意是情有可原的，反倒是大臣们的做法不近人情，但是在纲纪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礼仪道德是划定一切行为的标准，是决不可侵犯的。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提出了解决方案，他认为朱厚熜所继承的大统一脉实际上是太祖之统，来自祖父明宪宗。嘉靖帝看到奏疏眼前一亮，高兴地说道：“此论一出，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

在大臣们看来，张璁不过是政治的“投机分子”罢了，朝臣们很快分成了两派，在世宗继位初期，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派占据上风，阁臣们每每提到“大礼议”事件都以辞职威逼，世宗皇帝由于新登大宝，权力未稳，几乎是以哀求的口气来劝解大臣们理解自己。正德十六年，明世宗曾对杨廷和等大臣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极之思亦无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无再拒，勉顺施行。”这几乎就是在请求大臣们勉强地接受皇帝的意思。但是大臣们丝毫不为所动，支持皇帝的张璁、霍韬等人都被元老派打压到外地做官。

朱厚熜虽然从小没有生长在权力中心，但是丝毫不影响他成长为一个善于掌控帝王心术的政治家，纵观嘉靖在位的近半个世纪，基本上都是将朝臣玩弄于股掌之间，十分懂得政治平衡和恩威并施。后期虽然沉迷于方术，但是整个帝国依旧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在早期与元老派的“大礼议”斗争中，经过了初步的试探之后，嘉靖皇帝开始一步步地反击，从最初要求称自己的父亲为“兴献帝”加码到称自己的父亲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这种“违反祖训”的做法激起了元老派的激烈反应，礼部尚书毛澄愤然辞职。其实“大礼议”事件发展的过程，也是阁权与皇权斗争的过程。这件事似乎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大臣们也期盼着自己坚守底线能够换来皇帝对礼法的认可，同时也是对文官集团的尊重，但是他们错了。

嘉靖三年七月，北京，左顺门。

大臣们的号哭之声响遍四周，一时“声震阙庭”，翰林学士丰熙等人已经被锦衣卫投入诏狱。众臣持续地在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示威，这一做法彻底激怒了朱厚熜，此时的他一改之前的温婉，以雷霆手段下令将员外郎马理等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逮入诏狱拷讯。锦衣卫从四面八方赶来拖走重臣，顿时“请愿现场”乱成一片，践踏、扭伤者无数，受伤在所难免，左顺门前血迹斑斑。此次事件中，四品以上的官员被夺俸，五品以下受杖者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十七人被打死，杨慎（杨廷和之子）、张原等示威活动的组织者被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被削职为民。

通过左顺门事件，世宗皇帝向群臣传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大明是朕的天下。短短三年时间，年轻的世宗皇帝就完成了从懵懂少年到权术帝王的转变，这个少年似乎对权力有着天生的迷恋。不过，他在继位前期曾经也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

鉴于正德时期宦官乱政，从宫外继承皇位的朱厚熜对内臣的行权特别敏感。他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一上台就诛杀了刘瑾的亲信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和江彬，将武宗时期内苑的珍禽异兽全部释放，并下令之后不得进献。对外戚势力也做出了严格的控制，制定条例规定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此制度一直执行到明亡。

同时世宗还与民休息，下令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以前未交的赋税尽数豁免，并且罢大理银矿。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世宗下令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田于民。特别是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重臣桂萼进呈《任民考》疏，建议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赋役改革方法，并在地方试推行，成了“一条鞭法”的雏形，也为之后张居正的改革打下了基础。嘉靖前期的种种举措，为明廷短暂的复兴“回了血”，因此也有学者将嘉靖到万历时期看作是明朝改革的一个阶段，称为“隆万大改革”或者“嘉隆万改革”。

嘉靖前十几年的革新，让被正德皇帝折腾得够呛的大明王朝迎来了一丝喘息之机，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天下翕然称之”的景象。在明朝中期，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而嘉靖时期推行的赋役改革更是让白银成了一般等价物，让更多的农产品能够进入市场，农村与城市，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为频繁，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明初徐一夔所作文章《织工对》中便记载了苏杭存在着大量的纺织工坊，这里边的协作模式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现代化手工工厂的协作模式：资方——工厂老板负责出场地、机器、采购原料，而劳方——工人负责出劳动力。工厂按日计给工人报酬，不仅如此，工厂里熟练的纺织工人还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农村，这让千百年来传统的农耕社会的人们有了一种新的选择——进城打工。

另一方面，随着明廷首都的北迁，为了确保京师粮食供给而整修的大运河不但保证了南粮北调，也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更催生了苏州、太仓等一系列商业城市的蓬勃兴起。伴随着城市的兴起，在地主和农民间也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市民，他们由城市务工者和商人组成。此时的社会物质较前朝有了极大的丰富，物质条件的丰富也促使人们的思想、审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从商这种之前被人们嗤之以鼻的职业慢慢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青睐。在江南和沿海地区，很多商贾始终向往着陆地之外的大海。官僚阶级的主流意识也发生了改变，在朝廷上以朱纨为代表的海禁派竟然失利，很多朝廷的官员也“下海从商”，首辅徐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商人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但是在明朝中后期，官员不但参与经商，连武将甚至是皇帝都抢着做买卖，很多官员退休以后利用自己从政时期的资源经商，摇身一变成为商贾巨富。嘉靖之后为官，士人们更愿意到经济富足的地方去任职。如果被分到了穷乡僻壤，整个家族都会唉声叹气。到了朝廷考核政绩的时候，官员们都要给考核部门送上书册，后边附上金银，曰“书帕”。

“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苹婆果、黄巤、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撄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查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橘；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鰦。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这段对吃食的描写出自出生在万历年间的“浙东四大史家”之一的张岱的《陶庵梦忆》。以上的美食，张岱老先生在四百多年前不仅都吃过，而且很多都是“日致之”——天天吃。这就是明朝中后期的生活，精彩得你想都想不到。

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奢靡之风日甚一日；而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地位的逐渐确立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各地交流的频繁为奢靡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官员们为了满足私欲而贪污纳贿，破坏了嘉靖以前较为淳厚的政治风气，导致贪污成风，而贪黩之风又带坏了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嘉靖之后的明朝主流生活可以说是“纸醉金迷”“骄奢**逸”。

纵观明朝中后期官场风气，儒家正统思想中为官的“上罄其诚以报其主，下竭其力以惠其民”的“事君”与“惠民”的为官正道已经**然无存。士子中有一大部分人将做官看成一门生意，不再以忧国忧民为己任，而是竭尽全力地试图通过入仕来实现阶级跃迁，谋取更大的实际利益。

嘉靖中后期，严嵩、严世蕃父子权倾朝野，敞开了卖官鬻爵的大门。其时有吏部稽勋缺主事一名，刑部主事项治元出价白银一万三千两通过严家竞得此官，由于此价与往朝富商沈万三买官价格一样，所以项治元被人戏称“沈官”。

严嵩父子的生活更是极尽奢靡。不仅睡觉的幕帐用金丝制成，而且就连痰盂都是用金子或者象牙制成的。严家后来被抄家的时候抄出了白银二百多万两，金器、珠宝无以计数，还有王羲之、颜真卿等书法大家的真迹与无数的珍贵画作。官员作为士大夫中的精英，集体沦陷，在卖官鬻爵的同时享受着奢靡的生活，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带向了物质与浮躁。

明代士族富商的生活骄奢**逸，就连普通百姓也每每与这些土豪阶级看齐，希望能够够上“时尚”的前沿。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尤为如此。当时的首都京师，充斥在生活中的佛事、营丧、服食、倡优、赌博等事，各个奢靡无比。万历时首辅张居正牙盘上食味逾百品，就是这样他还觉得没有什么可口的饭食可吃。饭桌成了人们攀比的项目，普通的饮食已经不能标新立异，于是有人发明出生吃羊肉、铁笼烤活鹅，这种极为残忍的餐饮方式竟然被当时的商贾巨富争相效仿。不但是有钱人，普通市民也讲究排场，请客吃饭都变成了八碗、十碗，即便是没钱的穷人，借钱也要讲排场。

“人靠衣装马靠鞍”，在这种奢靡的风气之下，穿衣成了“炫富”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明朝中后期，绸绢成了主流的服饰材质，不仅仅是富人，家贫者也以穿绸绢为荣。

帝国最繁华的江南地区更是成了“时尚中心”。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等为商业中心的府宛如天上人间，风物闲美，无论是衣帽、器物，江南都是独领**。当时流行的谚语是：“苏州样，广州匠。”彼时无论是文房摆件，还是房屋陈设、床几家具，都以“苏样”为临摹对象。苏州工匠喜用紫檀、花梨木仿古制器，苏州园林更是名扬天下。

正德之前明式庭院大多矮小，朴素无华。从嘉靖开始，上到士大夫下到普通百姓，争相盖楼，甚至有百姓家中盖三间客厅就花费数千金。房屋大多金碧辉煌，重檐挑阁，勾廊画柱，更是兴起了盖园的风气。光是南京一处就有园林上百所，其他的名园更是不计其数。园中多凿水叠假山，园亭建筑盛极一时，此时明廷的建筑风格还影响到了西方，西洋教士将东方建筑特色带回欧洲，影响了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园亭建筑。

物质的富庶和价值观的转变极大影响了文化领域。嘉靖年之后，文人、官员嫖妓成了官宦阶层的时尚，很多文人甚至为了博取红颜一笑为妓女们写诗作赋，赌博也在官宦阶层盛行。如此畸形的主流意识竟然成为帝国精英的共识，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此时的明廷已经病入膏肓了。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精于算计的世宗皇帝看着户部提交的财政报告双眉紧锁。“近岁来，除进用（宫中）、修边、给赏、赈灾诸项外，每年各边加募军银五十九万余两，防秋、摆边、设伏客兵银一百一十余万两，补岁用不敷盐银二十四万余两，马料银一十八万余两，商铺料价银二十余万两，仓场粮草银五万余两，年大约所出三百四十七万，视之岁入常多一百四十七万。及今不为之所，年复一年，将至不可措手矣。”简而言之，就是钱不够用了。

嘉靖刚登基时推行的新政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这些改革仅仅存在于朱厚熜继位的前期，而且仅是在局部范围内，还是“数行数止”，因此新政的成效十分有限，再加上嘉靖皇帝在执政后期的怠政、信教和大兴土木，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又雪上加霜”。

逐渐步入中年的朱厚熜对道教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为了表达对神灵的崇敬和对父母的孝心，嘉靖一朝在皇宫内大兴土木。据《明史》记载，整个世宗一代“营建最繁，（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其工程频繁程度比武宗时期还要大。而且在嘉靖时期，紫禁城的建筑屡屡遭受火灾，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朱厚熜为了博得妃子一笑，在貂帐内点烟火，结果引燃大火。

在封建社会，除了战争之外，兴建土木则是另一大劳民伤财的事情。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描述了封建帝王的建筑工程给自然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影响——“蜀山兀，阿房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科技与生产力低下，营建大的工程会极大地消耗民脂民膏，更重要的是如此巨大的工程，更是层层官员贪墨的绝佳机会。每当有营建工程，所需木料必要前往湖广、四川、贵州等地采伐，这些材料经过长途跋涉运至北京，中间除去损耗，还要被层层官员经手盘剥，往往抵达京中后成本增长了数倍乃至数十倍。除了宫内的建筑，朱厚熜还进行了一项巨大的工程——京师外城的建设。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八月，怀柔。

蒙古的骑兵组成了一望无际的人海，他们在怀柔的村落中左冲右突，老人、孩子惊恐万分。有些壮汉拿起锄头、犁耙抵抗，但瞬间便倒在了蒙古人的弯刀之下。不久，蒙古人的骑兵便抵达京师城下，而此时勤王的部队只有包括星夜赶来的大同总兵仇鸾在内的五万人。久疏战阵的京营兵士们站在城墙上，看着眼前的敌人就已经吓破了胆，此时距离土木堡之变刚好一百年，他们仿佛又感受到蒙古人的恐怖。这次入侵是在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率领下进行的，蒙古人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开通与明朝的“贡市”。后来在陆续赶到的明军威慑下，蒙古人在京师周边大肆劫掠后扬长而去，明廷几乎连一次有效的追击都没有能够组织起来，此次蒙古入侵京师的事件史称“庚戌之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俺答汗这次入侵的对象是蓟镇，但是守将仇鸾竟然以重金贿赂俺答汗，使之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区。而他能够率先抵达北京城下勤王也是因为害怕蒙古人说漏了嘴，让嘉靖帝知道了自己和敌人的交易，如果是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不明就里的世宗皇帝还感其忠勇，晋封仇鸾为平虏大将军。

庚戌之变使得明朝政府勉强答应“通贡互市”，对于这种实际上的“城下之盟”，爱面子的世宗皇帝是绝对忍受不了的，于是在次年仅仅开放了大同的马市。虽然没有全面开放贸易，但是与蒙古的经济交流已经有了好的开端，更重要的是在嘉靖中后期，随着贡市的带动，掀起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民族大融合——走西口。横贯山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他们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内蒙古草原或者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内蒙古。其中“杀虎口”还是今天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这条商道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蒙古人的兵临城下让朱厚熜心有余悸，于是在大臣们的建议之下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北京外城的营建工程。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十月，整个南城全部竣工，北京城的格局也由“回”字形变成了“凸”字形。南城五门分别被命名为“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和“广宁门”。在嘉靖四十三年世宗又下令加深护城河，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费的国力可想而知，不过这也算是为后世做了一件好事，增建的北京外城在明末抵御女真进犯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惜城墙只能防住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于东南沿海的倭寇却收效甚微，而嘉靖一朝却饱受“北虏南倭”的骚扰。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东南沿海爆发了“争贡之役”[1]，鉴于此，明廷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本想着断绝了与倭寇的往来，可以保证沿海的安定，谁知事与愿违。人民的需求是无法压制的，日本国内对明朝贸易的渴望让大量的倭寇转到宁波近海的双屿或是舟山群岛等地进行走私贸易，巨额利润让东南沿海的豪族、商人甚至官员与这些日本人相互勾结，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走私集团，其中不乏中国人，因此演变成后来的东南倭患。

事物总是存在着两面性，在东南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倭患过程中，嘉靖一朝也形成了以抵御外敌为主的将帅集团，其中催生了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千古名将，更难能可贵的这一时期的“文人尚武”思潮也催生出了谭纶、任环等血气方刚的文人统帅，他们不仅仅将杀敌报国停留于纸面，更是真真正正地冲在一线杀敌。谭纶在台州任知府时，一改文弱书生之气，练兵千人，每有战役便亲临一线杀敌，“刃血渍腕，累沃乃脱”。由此声名大振，被当时人称为“谭、戚”。

经历了壬寅宫变的嘉靖皇帝，开始了长期的隐居生活，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只有三次朝见群臣的记录，除此而外就再也没有上过朝了。经筵亦被废止，皇帝将自己“隔离”了起来，“从此君王不早朝”。

皇帝不上朝，并不代表不管事。相反，嘉靖皇帝对政局和朝臣的驾驭绝不亚于明朝的任何一任皇帝，特别是宦官得到了空前的限制，这展示了皇帝驭人之术的高明，也表明了朱厚熜的聪慧与自信。宦官作为皇帝制衡大臣的“一极”在前朝几近失控，但在世宗一朝，宦官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内阁，在左顺门事件之后，大臣们一改之前风格，完全成了皇帝的“提线木偶”。嘉靖皇帝是个十分聪明且极要面子的人，他既需要同样聪明的人来帮助自己治理天下，敛财的时候又需要有人来替自己背骂名，以使刀笔之吏不会将自己描述成一位贪婪、自私的皇帝。他也确实找到了这个人，那就是严嵩。这位权奸除了写得一手好青词，还深知皇帝脾性，在皇帝的纵容下大贪特贪，然而无尽的财富在倒台之后全部收到了皇帝囊中。

明世宗中后期，帝国边防费用日益增加，加上世宗大兴土木、迷信祷祀，导致皇帑日益削减。社会各个行业凋敝衰落，政府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嘉靖前期短暂的新政红利已经耗尽，整个帝国财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皇帝的健康也如同病态的帝国一样，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开始，朱厚熜就开始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而且情绪开始失控，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甚至出现了幻觉。这都是因为晚年长期服用“仙丹”（铅汞等矿物质）造成的。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从长期居住的西苑回到了紫禁城，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公元1567年1月23日），明世宗去世于乾清宫，终于完成了他羽化成仙的愿望。

[1]　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对明朝贸易使团来华发生冲突，在浙江宁波爆发了武力杀戮事件，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