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釜山。

浓烈的晨雾弥漫在大海上，数米之外便看不清人影。釜山佥事郑拨正在绝影岛狩猎，直到下午浓雾才慢慢散去，这时他依稀地看见对马岛方向有一支庞大的舰队缓缓驶来，一阵凉意立刻涌上郑拨心头。在迅速返回釜山后，不祥之感得到了印证。远处的海面上，数不清的日本舰船涌向了釜山港，到了日落时分，日本人的舰船数量还在增加。郑拨知道，这些日本人绝对不是来进行贸易的。如此大规模的舰队，此行的目的可能只有一个——战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釜山周围的庆尚左水使朴泓、庆尚右水使元均、全罗左水使李舜臣基本上也是在同一时间得知了日本人来犯的消息，朴泓甚至在附近的母港机张详细统计了来犯日舰的数量。而他们指挥的是朝鲜水师的主力，共有一百五十艘板屋船，但在日本人登陆的第一时间内，全都没有发起攻击。此时的日本舰队也在进行一场豪赌，因为护航的舰队还在濑户内海集结，急躁的日本人赌自己可以在没有战舰护航的情况下，用运输舰和渔船就完成第一波兵力投送，这次运气站在了日本人这边，他们赌赢了。

朝鲜水师的不作为让庞大的日本舰队就像是“搬家”一样，花了整整一天时间陆续到达釜山，直到第二天的凌晨，承平日久的朝鲜人终于感觉到了恐怖的降临。

次日凌晨五点，在釜山城墙后边的朝鲜士兵看到了全身披甲的武士、身背弓箭手持长枪的士兵骑着战马，在佩戴着狰狞面具的高级武士的指挥下缓缓登陆。岸上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士兵开始列队。全军的色调以黑、红为主，黑色的是盔甲，而红色的是旗帜。

日本人开始分为两队，一队由一位骑着白马的武士领导，沿着海岸向西南行进数公里后在洛东江口的多大浦遭遇到了朝鲜守将多大浦佥使尹兴信，而这个骑白马的武士就是小西行长。另一队日本军队在小西行长的女婿宗义智的带领下直抵釜山，在城下与守将郑拨对峙。在这场登陆战中第一波到达朝鲜的日军共计18 700人，这支入侵朝鲜的第一军团更像是一支“十字军”，因为为首的将领除平户城主松浦镇信以外，小西行长、宗义智、有马晴信、大村喜前和五岛纯玄等大名全部笃信基督教。在到达釜山后，小西在试图以武力迫使朝鲜人投降无果的情况下，一度认为别无选择的战争是“基督之意”。相比朝鲜军队，日本人全副武装，除了传统的冷兵器，还携带了大量的“铁炮（火绳枪）”。

而日本人的铁炮正是来自明朝最大的“汉奸”——王直，嘉靖二十二年，化名为“五峰”的王直造访种子岛，并带来了铁炮。这种武器从种子岛传入日本后被大量列装，这种当时最先进的轻型火器让织田信长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异军突起。釜山一战的结果毫无悬念，多大浦很快陷落。日军吹响了进攻的法螺号之后，数百名釜山守军就立即被日本人射出的弹雨击中倒地。虽然守军一直奋战到箭矢耗尽，郑拨战死，但是釜山还是不可避免地陷落了。

釜山陷落后，日本人在城内展开了疯狂的屠杀，总共有八千多人被杀死。冲进城内的日本人见人就砍，甚至连猫狗都没能幸免。此时，就在东面不远的山顶上，庆尚左水使朴泓就像观看恐怖电影一般目睹了这一切，被吓傻的朴泓下令凿沉了朝鲜一百艘主力舰船，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害怕战舰落入敌人之手。于是整个朝鲜舰队还没有参战就葬身大海，之后朴泓失魂落魄地逃向汉城。

日军的“釜山行”拉开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明、朝“抗日战争”的序幕，这就是历史上对中、日、朝三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壬辰战争”。

让时间回到万历十三年，丰臣秀吉在这一年就任关白（相当于丞相），虽然还没有统一日本，但他已经启动入侵中国的计划了。这年9月，他在给自己部下的一封信里毫不掩饰地写道：“我不仅要统一日本，还要入唐（中国）。”更为疯狂的是丰臣秀吉的胃口还远不止“入唐”，南亚的印度、东南亚各国也在他的征服计划之中。而对朝鲜的侵略，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只不过是个“意外”。对于征服亚洲这样的庞大计划来说，丰臣秀吉还是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他认为以日本的国力吃下这么大一块蛋糕肯定会撑死，于是他计划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主要由日本人作为军队的核心，在战争持续过程中要充分地借助被征服地区的武装进行协同作战，就是拉拢当地武装或者政府组成“伪军”。不得不说，丰臣秀吉的战略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于是他多次派出使臣入朝，想让朝鲜加入进攻明朝的军团，并作为急先锋。公元1589年之前，釜山之战的指挥者之一宗义智还亲往朝鲜出使，带去了孔雀和火绳枪作为礼物。太平已久的朝鲜人对这个东西完全不感兴趣，竟然把日本人送来的“大杀器”全部存放在库房中，殊不知此时的日本军队已经装备了上万条的火绳枪。这一幕和几百年后清朝乾隆皇帝面对英国使团进贡先进火器时傲慢的态度何其相似。

从洪武二十五年起，朝鲜就开始奉行“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朝鲜太祖康献大王李成桂在立国伊始便确立了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外交指导思想，并遣使来朝，而朱元璋授意礼部赐朝鲜国名。礼部告知朝鲜使臣“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朝鲜由此得名。特别是朝鲜第三代君王太宗李芳远上位后，朝鲜成了明朝最忠实的藩属国之一，不但政治体系效仿明朝，就连礼仪、文化也严格恪守规制。朝鲜王宫“景福宫”就得名于《诗经》中“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中的“景福”二字，意为福泽绵延。王宫面积与规制严格遵循与宗主国中国的宗藩关系，为亲王规制的郡王府，所有建筑均以丹青之色来区别于中国皇宫的黄色与红色。政治的依附、文化的认同让两国在二百多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政治互信。如此忠心的属国，面对日本提出的当“伪军”的要求当然是不屑一顾，朝鲜果断地拒绝。然而日本人并不会因为朝鲜人的拒绝就停止自己征服亚洲的计划，此时的丰臣秀吉就像是一个瘾君子一样到了发狂的地步。

公元1591年的一天，丰臣秀吉登上京都的清水阁寺，举目远眺西方，沉默良久，突然对侍从说了一句：“大丈夫当用武万里之外！”就在这年，丰臣秀吉的爱子夭折，已经54岁且身体大不如前的丰臣秀吉似乎感到“时不我待”，决心先征服朝鲜，扫清入侵中国的道路。

釜山一战的战斗局势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公元1467年，日本应仁之乱（围绕室町将军继承人发生的内乱）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直到壬辰战争爆发前的公元1590年，日本各地群雄割据，战争不断，日本的军队可以说在一百多年中经受着实战的训练。反观朝鲜，从立朝伊始，在以明朝为宗主国的东亚国家关系中，确立了儒教官僚体制，主张文治社会，二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太大的战乱。国内不但有着重文轻武的特点，朝局上也出现了和明朝相似的党争。如此情况之下，朝鲜军备废弛，战斗力极度低下。

在釜山登陆一周之内，日本军队竟然快速地穿越了庆尚道全境，每天行军的速度达到了二十多公里！这还是在进军途中进行作战的速度。朝鲜巡边使李镒感叹：“今日之敌，似如神兵。”而缺乏训练、手持刀剑的朝鲜士兵根本不是以火绳枪为主的日本军队的对手，在达鹊院关的一次战斗中，日本火绳枪部队一次性就解决了三百多名朝鲜军人，堪比屠杀。由于烽燧系统年久失修，日军入侵的消息竟然在四天后才传到仅四百公里外的汉城。

丰臣秀吉从公元1591年起，就开始全力准备入朝作战。为了进攻朝鲜，他在九州的名护屋建立了备战的大本营，因为从这里只需要八个小时就能到达入朝的中转站——对马岛，而从对马岛到达朝鲜只需要六个小时。到了公元1592年初，二十三万人集中在名护屋，其中的十五万人将直接前往朝鲜参与作战。而这些部队都是在日本战国时代中生存下来的具备强悍战斗力的士兵。除了精良的盔甲、战刀、战马之外，还装备了超过两万支的火绳枪！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

从釜山登陆开始，日军又攻克东莱城，随后小西军经梁山、密阳、大邱，在尚州击溃巡边使李镒的军队。在天险要塞鸟岭，朝军没有防备，竟让日军未经战斗就顺利通过。28日在忠清道忠州，日本军队利用战术和火器围剿了朝鲜王廷寄予厚望的都巡边使申砬的敢死队。朝鲜国王宣祖李昖得报后立刻逃往开城，而此时加藤清正和锅岛直茂的日军第二军团沿东路急速北上在忠州与小西军会合，两军开始分路合击汉城。5月3日小西军抵达朝鲜王都汉城。16日丰臣秀吉接到攻克汉城的消息后喜出望外，战争的异常顺利让他似乎觉得大明的天下也唾手可得，居然开始幻想将天皇移居北京，自己驻扎宁波了。

公元1592年，朝鲜西南全罗道全州城外的山路中，行进着一支特殊的朝鲜马队。和马队随行的朝鲜官员及士兵的神经高度紧张，他们随时做好了和突袭的日本士兵作战的准备。马背上载运的既不是财物也不是粮米，而是包括《朝鲜王朝实录》在内的五百七十七卷图书史籍。从15世纪开始，为了避免这些珍贵的史料被毁，朝鲜人一共复刻了四份史籍，分别收藏于汉城王宫、忠州、星州和全州，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可以保证朝鲜的历史留存万年，因为四份典籍被同时毁坏的概率非常低。然而日本的入侵让朝鲜的历史出现了毁于一旦的可能。此时其他三座史库已经被日本人摧毁，在朝鲜全境即将沦陷的时候，全罗道观察使李洸和前典籍李廷鸾当机立断，将朝鲜最后一座史库中珍藏的史籍成功地转移了出去，使得朝鲜李氏王朝的历史能在战火中保存下来，成了拯救朝鲜“历史”的功臣。虽然“历史”保住了，但是“朝鲜”这个国名却差点成为历史。

随着壬辰战争中日本人的快速推进，朝鲜全国八道已失，仅剩平安道以北和靠近辽东半岛义州一带尚存，李昖北逃至中朝边境的义州。如此境况之下，李昖使出了最后的“撒手锏”——向明朝求援。

当朝鲜即将被日本“团灭”的消息传到紫禁城时，明廷有些不敢相信，甚至派出画师给李昖的画像辨别真伪。此时的万历皇帝——大明王朝的第十三位君主神宗朱翊钧很头疼，因为他要考虑的还不仅仅是朝鲜的问题，还有另一场战争——为平定哱拜叛乱的宁夏之役。不仅如此，短短几年之后，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也起兵叛乱，迫使明廷展开播州之役。大明王朝在万历二十年到万历二十八年的八年间几乎是同时进行着三场大规模的战争，这三场战争全部以明廷取胜告终，这在明朝历史上是罕见的。壬辰战争、宁夏之役和播州之役也被称为“万历三大征”。

其实，不论是什么时代的战争，较量的都是综合国力，明廷在这个阶段能够承受得起这样大规模的战役与张居正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正是这段时期的改革，才让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得以喘息。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在全国进行彻底的田亩清查。作为农耕国家，田赋是明廷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在万历朝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央政府基本上可有税收的田亩数在四百多万顷左右。而张居正通过对田亩的核算清查出了将近三百万顷的逃税田亩，为国家财政补上了一个大窟窿。第二，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一条鞭法”。张居正在这里主要抓住了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按照田亩和人丁核算出每户需要缴纳的赋税额度，这种做法让国家可以有计划地进行财政预算，又预防了各级官员的盘剥。另一个重点是将实物征税改为货币税，也就是征收白银。张居正的改革颇有成效，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出现了明显好转，国力的增强让明廷有实力抵御强敌。

在确认了朝鲜危亡的信息具有真实性和明晰了战场形势之后，明廷做出了“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的统一思想，并决定进行大规模渡江作战。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中朝边境，鸭绿江。

这天天气爽朗，远望朝鲜群山之中云海翻滚，鸭绿江碧水与长天一色。江边明朝军队阵容齐整，辎重、火炮分列其中。这时监军刘黄裳大喊道：“此汝曹封侯地也！”随后这支“抗日援朝”的明军队伍浩浩****地向平壤方向开拔，这支四万人的部队统帅正是刚平定了宁夏之役的提督李如松（李成梁长子）。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初八，在凛冽的寒风中，随着一声炮响，明军展开了对平壤的进攻。

平壤为朝鲜的陪都，东临大同江，北有牡丹峰，城池高大厚实。日军第一军团指挥官小西行长在平壤坐镇指挥，日军在城墙上使用鸟铳、火箭、巨石阻击明军，“倭炮矢如雨”。明军受阻不能向前，此时仗剑督战的李如松大喝一声，斩落了一名畏缩不前的军士，明军见主帅亲自督战皆奋勇而上。就在李如松与日军激战正酣的时候，年届六十的明将吴惟忠率军从平壤城北面的牡丹峰绝壁攀缘而上，击溃了驻守的日军，升起明军军旗。在北城的日军一看牡丹峰失守，军心大乱。其实在战前，李如松就对围攻平壤城做了周密的部署。不仅是北面，在平壤西南，李如松还命令明将祖承训伪装成朝鲜军队攻城以麻痹日军。如李如松所料，日本人根本没有把战斗力低下的朝鲜军队放在眼中。当这支“常败的朝鲜军队”靠近城墙时突然露出了明军的铠甲，架起云梯攻城，日军还没来得及反应，祖承训部已经登上了城墙。而西门成了日本人真正的地狱，他们在这里领教了明朝火炮的威力。李如松将入朝带来的火炮部署在了西门，日本人的火绳枪和明廷的火炮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几轮的火炮齐射后，日本人只能在残垣断壁中痛苦呻吟，而李如柏（李如松之弟，李成梁二子）早已趁势冲进了西门。至此，日本人在平壤的第一道防线全面失守。入城的明军越战越勇，威不可当。吴惟忠攻下牡丹峰后分兵冲进西门，被鸟铳击中胸膛，老将军却继续挥刀督战。李如松亲自督军进城，战马被鸟铳打中，他换马再战，战马又陷壕沟，此时李如松大吼一声，战马有如神助，从沟中跃起。明军战士看见此景士气大振，将士无不奋勇当先。战斗中明军还将火炮调入平壤，将日军驻守的堡垒一一摧毁。当日战事持续到夜晚，日军全线溃退，小西行长带着残余部队退出平壤，李如松顺势扫清整个朝鲜北部日军。然而明军在后来向汉城方向进军时，在离汉城约三十里的“碧蹄馆”遭到日军阻击，双方伤亡惨重，两军进入了对峙阶段。其后李如松奇袭日军占据的龙山仓，烧毁了日军赖以生存的几十万石粮食，使侵朝日军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开始启动向明廷请求重新封贡的谈判，朝鲜局势得到稳定。虽然日后日军撤出了汉城，但长期盘踞在朝鲜南部的釜山。就此时的谈判来说，只不过是因为日军补给线过长，与明军交战损失过大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到公元1597年，得以喘息的丰臣秀吉再次集结大军侵略朝鲜，这次入侵战争持续了一年，史称“丁酉再乱”。就在战争局势胶着的时候，丰臣秀吉突然去世，日军无心恋战，纷纷撤离朝鲜回国，长达六年的壬辰战争就这样戏剧化地结束了。

壬辰战争中与一触即溃的朝鲜陆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舜臣统领的朝鲜水师。在宣祖二十五年（公元1592年）五月四日至九日的玉浦海战中，朝鲜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统率75艘舰船共歼灭日本水师约44艘船。玉浦海战也是壬辰战争爆发以来朝鲜军队的首场大捷，随后李舜臣又在庆尚南道的泗川和唐浦港大败日本水师。

不甘失败的日本水师在巨济岛一带集结，准备兵分三路向朝鲜水师发动进攻。宣祖二十五年七月七日清晨，李舜臣将集结于巨济岛的日本水师引至闲山岛附近水域，率领全罗道舰队和庆尚道的部分舰队组成联合舰队痛击日本水师。此战击沉日本水师40艘船，史称“闲山岛大捷”。李舜臣还在日本第二次入侵时率领朝鲜水师以少敌多，击败了日本水师，并击毙日军主帅来岛通总。

在壬辰战争持续过程中，明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始终不遗余力地帮助朝鲜抵御外敌，在战争中甚至还组成了“外籍军团”协助朝鲜作战。

公元1598年，朝鲜国王饶有兴致地观看了一场兵器操演，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惊讶的不仅仅是表演者的高超武艺，还有他们令人难忘的容貌——“黄膛漆面，四支手足，一身皆黑，须发卷卷，短曲如黑羊毛，而顶则秃脱。”看完这个“另类”士兵的表演，朝鲜国王高兴地赏赐给他一两白银，而这位相貌奇特的士兵则来自明朝援军。朝鲜史书中关于壬辰战争的多处记录有迹象表明，当时明廷派出的援朝大军很有可能是一支“多国部队”。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中记载了一则宣祖二十六年（公元1593年）时任兵曹判书的李恒福在造访明朝副总管刘蜓部队后，向宣祖国王报告的事迹。李恒福表示自己在明军中受邀检阅了部队，看到了包括暹罗、缅国等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及明廷少数民族的士兵。朝鲜礼曹判书尹根寿也在明朝的援军中看到了来自暹罗等国的外籍士兵。因此，明廷很可能在此次声势浩大的国际战争中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并且从帝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南亚的属国征召了部分能征善战的勇士。其实早在元朝时期，远征日本的军队中就有过外籍士兵。不仅如此，躁动的葡萄牙人也参与了这场东亚之战。

公元1598年“丁酉再乱”时期，朝鲜宣祖催促明朝游击彭信古南下与日本人作战，彭信古说：“过一月后欲为南下矣。”且称带来异面神兵，使之进见。朝鲜宣祖问是哪里的“神通”，彭信古说：“波郎国人也。渡三海方抵湖广也。距朝鲜十五万余里也。其人善鸟铳（火绳枪）及诸武艺。”这里的“波郎国”就应该指的是佛郎机国，即葡萄牙人，而前面为宣祖表演武艺的正是葡萄牙人的士兵。这些士兵很有可能是来自葡萄牙占领的印度地区的雇佣军，因为他们还用“一匹黄绢盘结如蟠桃状，而着之头上”。据朝鲜方面的史料记载，这些葡萄牙士兵除装备了先进的火绳枪，还有着精湛的航海与潜水技能，这对于明朝一方来说应该是利好消息。“丁酉再乱”时明廷征发浙江、江西、四川、广东地区的士兵救援朝鲜，这些葡萄牙士兵很有可能是从盘踞的澳门地区北上的。可能是因为数量不多，或者其他原因，在我国的史料中没有此段记录。但是在壬辰战争期间跟随小西行长的神父塞司佩代斯（Gregorio de Cespedes）和耶稣会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他们在公元1563年时虽然没有亲自到过朝鲜，但从吉利支丹大名和士兵那里得到了详细的情报，在战争中记录着葡萄牙人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双方交战。

持续了六年的壬辰之乱，随着丰臣秀吉的去世戛然而止。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因为不管是明廷、朝鲜还是日本，都没有再打下去的实力了。

作为主战场的朝鲜半岛，在战争中被毁于一旦，几乎亡国。王宫被毁，大量人口丧生于战火之中。仅在第二次晋州之战中就有六万人死于日军的屠杀，战后全国户籍人口只有战前的六分之一，百业萧条，全国的耕地仅存五分之一，景福宫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即便复国之后也处于崩溃边缘。

日本的入侵还改变了朝鲜的政治结构，战争的破坏，使得朝鲜政府不得不靠大量出售官职来增加收入，因此有更多的人进入到国家权力机构。如同自己的宗主国明廷一样，经历了生死劫难的朝鲜王廷依旧没有改掉党争的毛病。突然增加的官员队伍也加入了党争，使得这一现象在公元1600年到公元1650年间愈演愈烈。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作为援军介入战争，让中国文化对朝鲜再一次加深了影响。当时的明朝军队将关羽当作战神敬仰，这也掀起了朝鲜人对象征着“忠义”的关羽的崇拜热潮。到即将结束战乱的公元1598年，驻扎在汉城的明朝统帅杨镐在朝鲜王廷的协助下在崇礼门（南大门）外修建了朝鲜最初的关羽祠堂——南关王庙（南庙）。公元1598年，为庆祝关羽生辰，朝鲜皇帝宣祖还亲自焚香祭拜。不久之后，朝鲜政府又在汉城东大门外开始修建比南庙规模更大的仿效了中国祠堂建筑风格的东关王庙（东庙）。尽管这对当时的朝鲜来说是巨大的工程，但是朝鲜王廷还是下决心完成。工程竣工后，东庙成为明朝使臣来朝鲜时必经的参拜之地。壬辰战争期间，在崇拜关羽的明朝将帅的影响下，关帝信仰深入地影响了朝鲜社会，王廷甚至认为是“战神庇佑”才让战争取得了胜利。在官方的影响下，到了17世纪后半期，朝鲜的平民百姓已经普遍地相信关羽作为神灵的存在。同时作为叙述关羽形象作品的《三国演义》成了朝鲜社会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之一，中国文学作品深深影响了朝鲜时代后期文学创作的风格，如朝鲜最初著名的朝文小说《洪吉童传》的创作就受到了《三国演义》等中国小说的影响。

日本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在此次战争中掳掠了大量的朝鲜学者、陶工、手工业者到日本，带走了大量的铜活字，还有数千册珍贵图书，对战后日本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日本著名陶瓷品牌有田烧的陶祖就是朝鲜陶工李参平。因此，日本人甚至称这场战争为“陶瓷之战”或者“活字之战”。在战争中，朝鲜著名的儒学家姜沆也被日本水军藤堂高虎所掳送往日本，他在日本认识了江户时期的哲学家、理学家藤原惺窝。在姜沆的协助下藤原惺窝深入研习了儒家的科举制度与春秋释奠（阴历二月和八月在文庙祭祀以孔子为首的四圣、十哲、七十二贤的仪式）。由于当时藤原惺窝已被德川家康任用授课，这个特殊的身份得以让儒家经典学说在日本广泛传播，使得藤原惺窝的学生林罗掌管了江户幕府官学后（关乎教育、文书、法令等），为日本官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部分朝鲜学者看来，日本对儒家经典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并不是一件坏事，朝鲜后期的学者、哲学家丁若镛认为，日本有了懂得礼仪的儒学家，应该不会再度侵略邻国。他认为野蛮的民族无“文”，所以肆意妄为，而儒学思想的发展，对日本演变成尊礼的国家很有帮助。事实证明这位朝鲜学者还是过于理想化了。

对明朝来说，战争的影响更为深远。为了供给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每年大约有240万两的军费支出，虽然经历了张居正的财政改革，明廷的收入大幅增长，但是每年太仓银的收入也只有200万两左右，仅应付壬辰战争都不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明廷还要应付另外两场规模巨大的战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另外，明廷辽东军备被严重削弱，兵额减员一半以上，这为日后东北地区女真的崛起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壬辰战争中明廷出兵，避免了朝鲜亡国，抑制了日本在亚洲的侵略，为战后近三百年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看似三国政府都没有在战争中得到好处，却有三方势力在壬辰战争中异军突起，甚至影响了半个世纪之后东亚大陆王朝的更迭。他们是朝鲜的光海君、日本的德川家康和辽东的努尔哈赤。

朝鲜立国后不但在政治、文化上高度向明廷靠拢，就连出现的问题也惊人地相似。朝鲜在王位的继承上，严格恪守嫡长子继承制，而朝鲜宣祖正宫懿仁王后却无所出，在庶子中，长子临海君（朝鲜王朝第十五任君主光海君李珲的同母兄）不学无术，劣迹斑斑；而宣祖却最宠爱仁嫔金氏所生之子信城君李珝。在这种情况下，世子之位一直空悬。这和同时期明廷万历朝的“国本之争”十分相似。原本作为次子的光海君李珲是没有希望继承王位的，但是壬辰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

日军的入侵让朝鲜官员强烈要求宣祖选定接班人以备不测，懿仁王后也劝宣祖早立光海君，在这种情况下，宣祖宣布立光海君为王世子。朝鲜宣祖在逃亡朝鲜北部时将朝廷一分为二（分朝），一部分人随宣祖渡江，光海君受命“权摄国事”。光海君收集义兵，亲临一线，号召通国勤王，在朝鲜复国过程中作用巨大，逐渐在民众中获得极大声望，慢慢掌权，并在宣祖去世后成为朝鲜第十五代君王。敏感的立储问题在战后更加复杂，自壬辰战争到宣祖薨逝，朝鲜先后五次遣使请求册封光海君为王世子，但是明廷都予以拒绝，此举导致日后光海君对明廷的不满，在其执政时期长期奉行“不背明、不怒金”的外交政策。而光海君在王位上的日子也是如履薄冰，最后在“仁祖反正”事件中被侄子李倧夺权并流放。

再看日本，壬辰战争后丰臣政权垮台，使得保存实力的德川家康独占鳌头，得到“征夷大将军”之位并且建立了统治日本265年的江户幕府。战后的朝鲜和日本都将精力放在了国力的恢复上。

而本场战争还有一位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在亚欧大陆偏远的白山黑水的苦寒之地，这个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包含了南起朝鲜北部盖马高原、北至鄂霍次克海、东到库页岛、西至蒙古高原的广大区域，这里长期生活着靺鞨、虾夷、契丹、女真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他们不断融合，同时和周边的汉、朝鲜、大和文明也相互吸纳，但又保留着自己民族独有的特色。

这块土地十分具有特殊性，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让生长在这里的部族从事集采、狩猎和游牧，而在南部的东北平原，亦可进行农业生产。恰恰就是这样的地区部族往往对农耕文明充满了向往和侵略的冲动。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契丹人建立的辽和女真建立的金都曾南进中原，由此看来，女真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壬辰战争只不过是给女真人的再度崛起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原本在蒙古、朝鲜、明朝多方势力生存下的女真人实现“翻盘”，而努尔哈赤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明朝用来钳制东北女真、蒙古诸部的辽东兵马在壬辰战争中损失颇大，遂无暇顾及东北女真各部与蒙古势力。早在战前，努尔哈赤已经在建州实现各部统一，壬辰战争刚结束不久，努尔哈赤又和海西女真爆发了古勒山之战，大败海西女真九部，为日后的统一打下基础。半个世纪后，女真人果真入主中原，不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且还在17世纪与18世纪的百年时间里创造了“康乾盛世”，让清帝国成为彼时世界一等一的强盛帝国。而明廷经过“万历三大征”之后，财源枯竭，更加缺乏对辽东地区边防的投入。虽然打赢了壬辰之战，但明廷实际上已经迎来了王朝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