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在《人心与人生》中曾经预言，在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之后，宗教将明显衰亡。但是，在这个取代的漫长过程中的“后半或晚期”，“宗教在迫近衰亡之后重复兴起”是可能的。我不知道我国是否已进入了这个时期，不过，近来却明显地感到了一种对宗教的热情。关于宗教介绍和研究的出版物也方兴未艾，号称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方面的书不去说了，即以有“国教”之称的道教而言，继影印本《道藏》获奖之后，最近就接连看到三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影印的《中国道教史》与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出的《中国道教史》和学林出版社新出的《中国道教文化透视》，至少在数量上，可以称得上“热闹”了。

“阿Q”故乡的某些人总希望我们的“先前”比别人“阔”一些，对于我们的“国粹”，总希望多挖掘出一些“精华”，多给予一些崇高的评价。对于我们的“国教”道教，我们的作者费了许多力气，从古籍中钩沉烛微，力图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其中的确不乏很好的见解和很有用的知识，譬如《中国道教文’化透视》提到的道教在中国科技史上的独特篇章，包括外丹黄白术和内丹术，养生术等以及道教在文艺作品的表现与影响，在民俗、民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确是不容抹煞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迄今被勾勒的“国教”形象还不是很清晰，甚至可以说是模糊而飘忽不定的。譬如作为一种宗教，应该有它的创始人，创始和发生，发展、成熟的时间，应该有其理论和代表作，有其明确的承传脉络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在已出的书中也仍然是一幅朦胧画，颇似道家宣扬的“神仙”形象：似真非真，云遮雾罩，飘忽难寻。即以道教的形成而言，便是一笔糊涂帐，绝不如佛教之诞生于释迦牟尼那样明确无疑。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单怪作者。史料上没有提供的东西，作者们当然无可奈何。道教史料较之其他史料情况尤为特殊，傅勤家先生在《中国道教史》中说：“道藏之书虽多，要皆空虚诞妄，等于无物，无从采择。”简直是一笔骂倒，要令印制《道藏》者气绝三日。不过，话虽如此说，他治道教史，仍不能不从中“采择”。这真是很不幸的事。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道教史》厚如砖头，从“等于无物”的《道藏》中挖掘仍然是作者的主要法宝，不然，他们将从何措手？以这种“空虚涎妄”的史料来勾勒道教的形象，其不清晰则宜也。

中国的“国教”之所以如此，与我们过去的“国情”也不无关系。鲁迅说过：中国人对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都信，但并不信到“迷”的程度。对此，鲁迅是持批评态度的。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也仍然可以看见这样戏剧性的场面：什么地方死了人，和尚道士一起请来做法事；迷信的人家里，往往是观音菩萨、张天师、关帝、财神菩萨一起供奉。有些人“信”的只是对自己有好处，至于“信”的是谁以及他们的身世和主张是不大管的。这样长期演化的结果，除了张天师还有个谱系之外，道教便不能不模糊了。

我们希望弄清能够弄清的东西。实在弄不清的东西便老实承认弄不清，让它“飘忽”一点算了。

（1990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