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东西，我们司空见惯，但一般人很少想到它们的文化意义。

譬如服饰。除了极少数原始部落的人以外，当今世界人人都要穿衣服，讲究装饰，这已经是天经地义、没人感到奇怪的事了。倒是衣冠人群中如果突然出现一个赤身**者，一定会被人当作不正常的“神经病”的。这就是文化的表现。

说起来，有生之初，人都是赤身**的。后来渐渐发明了树叶兽皮裹身，再渐渐演变而成为各种各样的服饰，人类的文明程度亦相应提高。服饰由御寒，遮羞而发展为主要是审美需要的装饰，可以说是一次革命。它使极普通的服饰从实用攀上了美的台阶。文明从此在这个领域展示了它无穷的魅力。综观数千年人类服饰的演变史，你就会知道，用“千变万化”将会显得何等的苍白无力。其变化之多，之快，简直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生生不息。

装饰世界上大同小异的男女两类人的服饰何以会有这样无穷的变化？原因当然很多，但我以为，地域的民俗的差异是极重要的。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这种差异带给了服饰变化的动力。

近日闲暇时，翻阅学林出版社的《中国历代服饰》，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我国历代服饰的变化与地域民情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诸侯制法，各殊习俗”，服饰也不例外。各诸侯国的国君治国，都强调了明显的服饰区别。据《墨子，公孟篇》记载：“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齐桓晋文之类的称雄一时的诸侯，竟靠特别的服饰来治国，可谓新鲜。恐怕就是用区别于人的本国的统一服饰来号召自己的臣民，达到齐心协力的目的。而老百姓相沿成习，也便成了一种力量。后来不仅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华时，要强迫易置服饰，就是汉族统治者在改朝换代时，也会在服饰上提出不同的要求。这里就有一个顺应和改造民俗的问题在内。清代统治者为了推行满式服饰，甚至不惜以杀伐手段来强加于人。像蒲松龄这样的文人，尽管内心不愿意，却也只能冒着被后人笑的风险“着世俗装”。可见，民俗对服饰有制约的一面，但也是可以改变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服饰改革者赵武灵王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要把宽衣博带的汉眼改为紧身短衣的“胡服”，其中一个担心就是怕世俗的谴责。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在改革之前对老臣肥义说：“我现在坦要用胡服骑射来教老百姓，但世俗一定会非议我，怎么办？”肥义支持他说：“大王既然下定决心政变过去的习俗，就用不着顾虑天下人的非议。”这样，他才坚定了改革的信念，说道：哪怕世界上的人都反对我，但胡地和我自己的中山国总会听我的。结果，改革获得了成功。

实际上，汉、“胡”在服饰方面的交流不仅在国内从未间断过，而且还逐渐走上了世界。着名的“丝绸之路”就是这种交流的生动体现。而随着交流的加深和拓宽，服饰上的民俗文化意义日益增强，而政治的因素则逐渐削弱了。当清统治者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后，旗袍仍然存在并成为现代女性喜爱的服饰之一；而来自国外的“西服”，除了“文革”某一特定时期被当作“洋货”而加以扫**外，恐怕也不会再有人斥之为“崇洋迷外”了吧。

普普通通的服饰，自从跃上了美的台阶，其文化意义就变得不再普通了。如果您不仅仅是为了蔽体御寒而穿衣服，您就应该思索一下其中的含义，并力求使自己的言行与之协调，少一些煞风景的东西。

（1992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