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们常常诉苦说他们的头衔太多，以至无法应付，平常如我之辈则似乎“苦”于头衔太少，以至被人封了一个“爱书家”的头衔之后，便不能不一本正经地来“沙龙”里谈上几句。虽然自忖未必能称“家”，但“爱书者”倒也还是名实相副的。——其实，在外文中，“家”和“者”常常并没有多少区别。

因为是“开张”之作，自然地想起了中国的古董。恰巧手边有一本袁珂先生的《古神话选释》，看得正有兴味，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源头之一，也属“开张”之作之列，拿它来“开张”，大概是天生讨巧的。一翻翻到了鲧禹治水的神话。这神话小时候仿佛听到过，说是大禹的父亲鲧用堵的办法治理天下的洪水，没有成功，被天帝一怒之下杀死了，后来，他的儿子禹吸取了教训，治水时改用导的办法，使洪水东流入海，解除了人民的痛苦，获得了成功。为此，他竟“三过家门而不入”，真可谓全心全意扑在治水上。倘若当时也评劳模，一定是“全国劳模”无疑。

可是，袁珂先生所释的却全不是这么回事，一开始引的《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士以定九州。”袁先生说这是鲧禹治水的“提纲”，并引述许多记载加以展开。其主旨似乎在于替鲧叫屈或翻案。他认为鲧是一个与欧洲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媲美的“人物”：一个是窃天火以造福人类，一个是窃息壤以止水救民。鲧的被杀，原因不在堵水失败，而在于“不待帝命”就擅自行动，冒犯了“天帝”的权威。按照社会发展史推测，当时大概还是原始社会的初期吧，但那时，“不待帝命”的“犯上”行为就已经要付出血的代价了。同样是治水，同样是“堵”，鲧先生“不待帝命”，便只能送命；而禹少爷受帝之“命”，把天帝的宝贝碎成多少块到处去堵，终于“以定九州”，则成了功臣。乍看起来，有些叫人想不通。袁先生的解释是：洪水原本就是天帝用来惩罚为恶的世人的，就像西方的上帝耶和华所作所为一样。在这一点上，不知东西方的两个上帝是谁学谁的，但这种做法，似乎总有悖于做人（何况是“上帝”）的道德。不过，从理论上说，这种解释是圆通的。——既然如此，就不必多计较了。

也许，正因为鲧先生有着“犯上”的恶名，所以在数千年的“舆论导向”之下，就逐渐从英雄变成了“坏人”。幸好他的儿子没有受到株连，仍然受到信用，终于完成了治理洪水的任务。我想，他的成功秘诀大约就在于：他不像父亲那样拿着整块息壤用于一个地方，而是把它弄碎了，来了个遍地开花，四处堵截。大概后来有些聪明人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于是就增加了黄龙画尾、禹凿龙门等疏导的情节。久而久之，鲧成了堵的典型，而禹则成了导的楷模，并与尧舜并列为古代的“圣人”，荣耀之极。再后来，好事者还把治水与治民结合起来，说什么“民犹水也”之类的话，直至又弄出许多人性命而仍不能罢休。

神话作为人类童年的作品，被马克思称赞为有“永久的魅力”。仅从鲧禹治水故事来看，亦是可见一斑。当我即将步出中年时来看人类童年之作，不但没有“幼稚”之感，反而处处觉得新鲜。当然，这是与袁珂先生的高明而丰富的注释分不开的。

儿子和父亲，即使做着同样的事情，但要把他们区分开来以致对立起来，仍然是可以办到的。大禹与其父的遭际就是一例。你说是可喜、可怕还是可悲？

（199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