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有幸到香港去向那里的出版界同行学习，感触良多，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在出书工作中一切以读者利益为中心的精神。譬如在考虑图书选题时，他们不仅考虑其是否有价值，而且还要考虑其是否有足够的读者。如果仅仅是作者认为有价值，而读者面过于狭窄甚至没有读者的选题，一般是很难通过的。因为他们认为，出版社不应该只是为了满足作者的出书愿望而出书，而应该主要是为了满足尽可能多的读者的需要。

这种思想看似有“一切向钱看”的嫌疑，其实是对我们大有启发作用的。

我们的出版物，无疑是应该有价值的。就是说，它的内容要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在人类文化宝库中要能占一席之地，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要能有所贡献。一般说，真正有价值的出版物一定会是有读者的。问题是，现在也有一些出版物，特别是有些所谓“学术着作”，作者认为“很有价值”，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它们或者是改头换面的东抄西摘，或者是故作高深的平庸之见，或者是人云亦云的简单重复，或者是不切实际的钻牛角尖。因此，它们往往不能拥有读者，出版社赔本将它们出版，既无经济效益，又无社会效益，只是让它们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而已。至于那些纯粹只是为了作者评职称或满足作者其他方面愿望的出版物，其是否“有价值”就更值得怀疑了。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上述较多为作者而出书的现象还难以避免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势必将会日益没有它的“市场”。在市场经济下，读者的选择，读者的需要将是出版部门首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不是作者写什么，出版社就出什么，硬塞给读者，而应该是读者需要什么（当然是正常而又正当的需要），出版社就去组织作者写什么，以满足读者的需要。这就要求作者写作时，心目中要有读者，从内容到表达方式都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欲望。如果作者只顾自己的作品价值而将读者置诸脑后，那么，读者当然有理由说：“你的‘价值’与我何干？”

当然，由于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等的限制，的确会有一些极有价值但读者面天然狭窄的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像“学林”社已经出版的《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市沿革地理》等，征订数只有几百本，即将出版的《金文大字典》（由王国维先生的唯一在世的嫡传弟子戴家祥先生主编）等，印数肯定也不会多，但它们的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即使读者少，要亏本，也还是要毫不犹豫地予以出版。实际上，这类书的读者少，只是绝对数字的少，就其本专业的范围和我国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说，这数字已是很可观的了。因此，与“有价值，还要有读者”是并不矛盾的。

早在几十年以前，我国的出版界前辈邹韬奋就提出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今天，当我们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时，无论是出版者还是作者，认真想想这方面的问题，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1993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