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句古话作题目，决不是要提倡武斗，而是希望——且慢，请看下去就明白了。

三年前，为了一本书稿的事，到北京去访问了一些曾与韬奋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他们大都在七十岁左右，也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可说是“见多识广”。但是，对于韬奋的回忆，凡是手头留有过去文章或笔记的同志，往往就详细而具体，而那些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同志，有的尽管曾与韬奋朝夕相处，却怎么也想不起当时的情景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那时我就想：如果他们当时都能随时动手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该有多好！

记得什么人说过：一个老人逝世，就带走了一座图书馆。我想，至少对于曾在历史上扮演过一定角色的人物来说，的确是如此。要让这座“图书馆”留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他生前多动手，把脑袋里的东西都变成纸上的东西。否则，这个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志，也许轮不上“在历史上扮演一定角色的人物”这个档子，但是，由于他们工作的特殊性，却常常可以与历史上的重要角色有所交往，而这些交往中的所见所闻正是丰富历史的重要方面。譬如，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就记载了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许多活动，赵家璧同志在他的《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书中，也记述了鲁迅的许多重要言行。这些材料，往往因为记叙的是发生在双方之间的事，外人无从得知，可说是独得之秘，因此，也就显得更加珍贵。有这种回忆当然比没有要好，不过唯一觉得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材料有不少也是事后凭记忆追记的，由于各种原因，仍难免会有疏漏之处。所以现在为了回忆录的真伪与正误，往往多有争议，看来以后还会成为一门“学问”的。如果当时即能笔之于书，效果恐怕就会好一些。如今，我们有许多同志（主要是编辑和领导同志）也经常接触一些重要人物，有时，我们可以听他说得眉飞色舞，但请他写下来，不知什么缘故，却几乎总是推却的居多。这样，那些无法亲耳听到他眉飞色舞的叙述的人，将永远不会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那样一段事实了。多么可惜！

无法接触重要人物的同志，也有自己的历史可写。譬如，当前，讨论得很热闹的建立出版学、编辑学的问题，大家就感到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这方面积累的材料太少。这材料太少的原因，并不是实践经验不丰富，而是“动手”太少，以至于由下的文字就显得寥寥可数了。其实我们的出版史、社史乃至每一本书出版的历史都是可以笔之于书，公之于世的。但是，现在注意及此的同志似乎不多。尤其是那些身居领导岗位的同志，往往只是动口（开会时发言或作指示）而不动手（不愿意写文章），因此，他们的宝贵经验就无法在更广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里发生作用。这又是多么可惜的事！

有些同志不肯动笔，借口往往是“忙”。其实，“忙”并不能成为理由。还是拿韬奋同志为例吧。他办生活书店的时候，既是总经理，又是刊物主编，还在社外兼着救国会、参政会等等职务，事情可谓忙矣，但是他动口之余并不忘动手，不仅为自己主编的刊物（大多是周刊）写文章，答复读者来信，而且还为店内的刊物《店务通讯》写“每周谈话”的文字。多的时候一天要写好几篇文章。日积月累，他以五十岁不到的生涯，给我们留下了数百万言的文字，仅着作目录就有了厚厚一本。如果不是动乱年代使他的大量信件损失殆尽，那数字一定更为可观。说到“忙”，我们的同志比起韬奋来，如何呢？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希望每个人都拿起笔来，动口又动手，从现在起，就来为写出一部出色的出版史而努力。“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遗。”现在开始，为时尚不晚也。

（198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