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系统，改革的各种议论、试验或行动，正日益趋向热闹。不过，我们听得较多的是出版社如何“赢利”以及个人如何增加“福利”的消息，诸如发西装啦、发奖金啦，有些出版单位忙于各种“服务”工作而实际上分散了抓出书的精力，等等。利多的单位，个人得的多，利少或无利的单位则少得以至没有，使得这些单位的领导，面对着一次次“浪潮”的冲击，也不禁惶惶然起来了：出版社这样下去，方向还能坚持吗？

恐怕这并非杞人之忧，而是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诚然，我们不要学孟老夫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老先生大概是“丰衣足食”，有充分的“利”作保证的，所以落得讲讲漂亮话；如果他在竞争面前也有发不出“工资”和“奖金”之虞，恐怕就不会飘飘然地只讲“仁义”了。从出版社来讲，为了打破“大锅饭”，改革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东西，改善职工还比较低的生活条件，都应该重视这俨‘利”字。出书应该与经济利益有紧密的、合理的联系，努力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及早改变目前出版社职工收入低下的状况，使大家也能早日富裕起来，实在是“题中应有主义”，不应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

但是，出版社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书刊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书刊有价值，可卖钱，但它又是一种精神产品，在“利”的物质外壳之下，还有宣传某种“义”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传播革命真理的书刊，启发和引导了成千上万的人走上革命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和传播一切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知识的书刊，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件还具体规定了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同时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这些意见，值得每一个思考改革的头脑首先“思考”一番。

从出版社来看，恐怕不宜把是否“赢利”作为衡量出版物好坏并决定取舍的主要标准。鉴于我国人民目前的文化水平和购买能力，有一些学术价值高但读者面不广的书稿，由于印数少可能无法赢利甚至要亏本，今后还要不要接受呢？有的出版社现在面对这类书稿就有点犹豫了，如果今后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就要对我国的文化积累和学术繁荣造成损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见‘义’忘‘利’”的勇气。

从个人来说，恐怕在强调经济利益、多劳多得的同时，也还得提倡一点主人公的积极性和共产主义风格。现在，不少单位在实行或议论制订承包责任制，这对于纠正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不良风气，无疑是一个重要措施。但是出版社的工作五花八门，每个人的工作也是纷纭复杂的，责任制订得再细，总有包括不了的东西。如果没有一点共产主义风格，没有一点主人公的精神，到时候，遇到意外的情况就会无人理睬了。譬如有个单位在议论给编辑工作计分时，有同志就提出：扫地、泡开水记不记分？如果不记，我就不干了。虽然这个同志说的是笑话，但是其中的确有并不可笑的成分在。

有感于以上种种，笔者希望改革声中，最好“义”“利”兼顾，而不要走向任何一个片面。

（198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