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勇同志的《红岩英魂逢春记》在《文汇报》连载以来，每次捧读，总觉得有一股浓烈的革命人情味扑面而来，令人心情激动，热泪盈眶。你看：烈士们身处逆境，面对死神，但对革命事业坚信不移，对亲人关怀备至，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无论是“华子良”的扫墓深情，还是“监狱之花”的父母的从容就义，都体现了多么高尚的动人感情啊！

“人非木石，孰能无情？”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写人性、人情等等，本来也是“人之常情，理所必然”，是十分自然而正常的事情。但是，这种合乎常情的事情在一段时间里却被看作“不正常”。到“**”时，更发展为“禁区”，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取代了人的地位，真正的文学实际上被取消了。

近几年来，文学在表现人情、人性等方面，有很大的宰破，出现了不少富有革命人情味的好作品，如《人到中年》、《将军吟》等作品，都有其细腻感人之处，往往催人泪下，而又能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作品，它们以“突破”写人情，人性方面的“禁区”为己任，却没有把握住正确的方向，而有意无意地走到斜路上去了。如有的作品混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界限，把一个杀人成性的刽子手，描写成为一个有艺术美感的富有“人情味”的角色；有的作品把国共两党几十年斗争的是非搁置一旁，极力宣传一种抽象的爱的感化力。显然，这样的描写是错误的。它是一种“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人性观的产物。此外，也有些作品，在表现人情味时，陷入了自怨自艾或猥琐、油滑的境地，展示了一种渺小、低级的感情。我不敢说这种“人情味”一定不能写，但至少这种自然主义的展览式的描写是不足为训的。

现在，有些人对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作品颇有微词，认为没有什么写头、没有什么看头。其实，这些同志对革命斗争生活并不一定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艺，更应当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努力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要做到“有血有肉、生动感人”，就必须抛弃“左”的一套公式化的描写，恢复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把本来存在于革命队伍之间的深厚、细致的人情味，艺术地表现出来。这样的作品，必将赢得广大的读者。《红岩英魂逢春记》的事实证明，文艺在这方面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是大有作为的！

（1983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