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要编一本书，接触了一些外国文学方面的书，发现在一些书中，外国人和书的名字的译文很不一致，同人异名、同书异名的现象很严重。不算解放前的，同一个作家、同一部作品有两三个译名的简直不胜枚举，多的竟达五个以上。像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勃里昂（《辞海》），又被译作夏多布里盎、夏多布里安、夏多布里昂（见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三五六页、三三三页、三八二页等），法国着名作家司汤达虽然另外只有一个不同的译名叫斯丹达尔，可是他的另一名作却有着六种以上的译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书叫做《巴马修道院》，《辞海》中叫《巴尔玛修道院》，《外国名作家传》中册叫《帕尔玛修道院》（第三八三页），《外国文学作品提要》第一册译作《巴玛修道院》，而《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一书则分别译作《帕马修道院》（第三五○页）和《帕尔马修道院》（第二八二页）。还有像莎士比亚的名剧《汉姆雷特》（《辞海》），又译作《汉姆莱特》（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新一版）、《哈姆雷特》（《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麦克佩斯》（《辞海》），又译作《麦克白斯》（《莎士比亚戏剧集》六），《马克白士》（《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麦克白》（《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以上都是人名、地名音译用字的不同造成的，用心的读者大约能猜得出名虽异而实同。有些意译而造成的同书异名则很容易使读者误为两部不同的书。如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辞海》），有的译作《伊斯兰的叛变》（《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二○九页），塞万提斯的《惩恶扬善故事集》（《辞海》），有的又译作《训诫小说》（《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七一页），一般读者是很难把二者“统一”的。

如此等等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串。这种译名的不统一，不必要地增加了读者的负担，人为地造成了某些混乱，现在，实在到了应该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的时候了。不然的话，随着国际交往的加强，外国作家作品介绍的增多，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解决这个问题，最理想的办法是希望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机构来负责协调译名的统一。一个外国人或一部外国书，一般都只应给一个名字（当然要尽可能译得准确），不允许在这方面“标新立异”，任意另取新名。如果为了区别不同的译本，可在其他方面作出说明，不要仅在译名上翻花样。

在这个全国性的机构没有建立之前，衷心希望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多为读者着想，尽量能够做到：

一、后起的译名，要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选择已经比较通行的旧译名，不要在这方面标新立异，另起新名。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净，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比较通行而流传开了，新出的译本就大可不必再译作《大卫·考坡菲》了。

二、同一译者翻译的作品，修订重版时，文字尽可修改，但书名最好不要再改。如《基度山恩仇记》，书名体现了全书的中心思想，也已经取得了读者的承认，不知为什么重新出版时一定要改名为《基度山伯爵》？

三、理论文章或其他文章中提到外国作家作品时，应尽量以已有的译本为准，不要再创新名字。像《巴马修道院》既然只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这一种译本，译名也最为简洁，其他的译名似乎就有必要向它看齐。

四、同一部书中同一作家作品的译名应该统一。像《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外国名作家传》这类资料性的书，摘引的材料很丰富，如果译名统一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就会赢得更多读者的拥护。如果说，引用的资料要忠实于原译文而不得刁；有不同的话，那么，至少编者自己写上去的文字中不应有两样。

记得钱玄同曾说过：人的名字，不过是一种记号，而中国的古人不但有字，有号，而且还有以官衔，郡望，居室等为名的，以至于一个人而有一大堆的“记号”，令人头疼。外国的人和书，本来只有一个名字，现在“移居”到中国来却变成一大堆名字，实在也是一件头疼的事，希望尽量减少一些读者的“头疼”吧。

（198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