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弃的“高干子弟”

我于1940年10月10日（农历九月初十）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哲桥乡石塘铺的冲里村。村子背山面田，村前有口永不干涸的泉水，冬暖夏凉，哪怕天干得石头裂缝，它那清冽的泉水总是永不停歇地涌出来，风水先生说，这里的地气好，会出“脚仙”（土话，大人物的意思）。

这句话大概应在了我父亲身上。我们这个村实是一个曾祖父传下来的两房儿子的后裔组成的。他们各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不知怎么的，我祖父这一支比较穷，但读书的却较多，我父亲在外面读到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成了当地具有最高文化水平的人。父亲读书时参加了地下党，解放时做了“县大人”之职，以后还晋升人“高干”行列，成了方圆数百里的“知名人士”。

本来我可以叨恩佑庇，作为“高干子弟”风光一番的，不料父亲却在“进城换妻风”中向在山冲里苦等他的母亲提出了“离婚”！母亲听了这晴天霹雳的消息，失魂落魄地到处奔走，坚决不同意离婚。但是，母亲仅粗识几个字，写不成状纸；娘家划为地主，撑不了腰。在没有出庭，没有接到离婚书的情况下便被判了离婚！一个33岁的青年妇女在为他的丈夫生了五个孩子（成活两个）、孤灯苦守15年之后，眼见苦尽甘来的时候，就这样被遗弃了！因为年幼，跟着母亲生活的我和弟弟名义上判由父亲抚养到成人，实际上，在父亲新欢的**威之下，也同时被遗弃了。从此，我们陷入了一连串的打击和屈辱之中。我的“家庭成分”从“革命干部”跌人有“地主尾巴”之称的“小土地出租”，成了次等公民，从完整的家庭一下跌入“有母无父”的缺陷家庭。我从小看到的是母亲以泪洗面的痛苦，是别人有意无意的嘲笑、讽刺与打击。仿佛我们的被抛弃，全是我们的错。

被遗弃的痛苦，处于弱者地位的被嘲弄，深深地刺伤了我幼小的心，培养子我的正义感与对弱者的同情心，也使我丢掉了做公子哥儿的幻想，看清了自己的前途：除了我自己努力奋斗，没有人会帮我。我只有拼命读书，才会有出路。

“处理”研究生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据母亲说，我小时候“很聪明”，四五岁时，父亲教姐姐读书，姐姐还没背出，我倒先背出了。但是，父亲不知为什么总不喜欢我。在躲避日本侵略军的“逃难”途中，他几次恶狠狠地要母亲扔下我，让我跟着大人的脚步走。六七岁时，我便离开家，在几里外的学校里读书。山道弯弯，林木茂密，还有可怕的老虎和土匪，母亲将学费放在我的鞋垫下面让我带到学校去。我“独来独往”，在仿佛被世界抛弃的山间小道上奔走。稍大一些，我到离家10多里的地方去读小学高年级，也不感到胆怯了。1951年，父亲让我到长沙去读小学六年级。进的是专收干部子弟的育才小学。父亲不让我去他的新家，只是星期天偶尔来看看我。我只能一个人在学校里玩耍，小小的心灵里无时不挂念乡下的母亲与弟弟。小学毕业后的暑假，我回到了妈妈的身边，度过愉快的一个多月。可等我回到长沙时，初中招生考试已经结束，我无法进长沙的学校，只好回到耒阳，通过插班补考的办法进了耒阳一中。

一中原来是杜陵书院。里面葬有杜甫的衣冠冢，坟堆高垒，古柏森森，每当经过这个关心民间疾苦的大诗人身旁，都仿佛被注入了某种灵气。在学校里。我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废寝忘食地读书。除了功课之外。特别喜欢看连环画和小说，凭着学到的一点点字，啃《水浒》、《西游》、《封神榜》入了迷。尤其是《封神榜》的仙人花样百出的斗法，令我神往，生出无数幻想。

然而，等待我的不是好梦，而是令人心碎的坏消息。初中毕业时体检，发现15岁的我生了肺病！只得回家休养。

我对肺病既不知情，也不担心，在农业合作化**中，忘我地投身合作化生产劳动，一年后复查，竟然得到“病灶钙化”的好消息。不久，我便考入了耒阳二中。

从此，我 似乎时来运转。高中毕业时，全县第一个考入全国的重点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后又以本系惟一的一个研究生考入复旦，成了着名戏曲吏专家赵景深先生的入室弟子。

研究生三年是我一生的重要转折。这段时间，我除了认真阅读赵先生开列的专业杉，还通读了马恩、列宁和毛泽东的四卷本选集和鲁迅的十卷本全集，还根据需要，摘录了一套鲁迅语录的卡片。这些哲人教导的精髓——做一个对革命事业、对人民有用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入，我白以为是终身受益。世事乱如麻，人生多歧路。我只有选择一条认为应该走和值得走的路，不管旁人如何，我要坚持走下去。这些哲人就是我的导师，我的榜样。我以为，做学问之前，先要做好一个人，这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赵先生也是我的良师和楷模。他一生立身正直，谦和待人，哪怕身处逆境，也决不做苟且不义之事，这是我比他的学问更加佩服他的。先生学识丰富，也曾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完善的计划。但“文革”风暴的到来，把这一切都扫**殆尽。我们躬逢此劫，本是无辜，却不得不付出代价。该毕业时不能毕业，拖了一年才落实到一个单位。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滑稽年代，“研究生”最为可疑，最不受欢迎。我们全部被胡乱地塞到各地基层。我的去处是江西一个县城的报社，由于我爱人王龙娣先我分配在北京已被“砸烂”的文化部，她作为独养女儿要供奉的父母无人照应，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将我“照顾”在上海。在可怜巴巴地无人要的时候，恰巧我爱人这一届大学生中有一个分在出版局的同学因患精神病被拒收，我就“顶替”进来了。说来也有趣，这一“顶替”竟成了终身制。开始我们做了一阵“九折研究生”（即见习工资打九折），一年后有一个“文件”竟干脆将我们“作大学生处理”了。直到如今，我们虽然补发到了研究生毕业证书，但仍然荣幸地继续享受着大学生的待遇，而且莫名其妙地成了六七届的大学生，连想做六四届的大学生都不可得！记得我刚考上研究生时，同班同学曾开玩笑说：“你现在是‘人参’，我们是‘萝卜’。”准料到，一个“天翻地覆”之后，“人参”倒比“萝卜”更不值钱了！这段轶事也许可以作为我们教育史上多彩的一个插曲吧。

醉心于《聊斋》艺术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外界环境固然重要，但是，主要还得靠自己努力。

大约从1974年下半年起，我才真正开始了可称为编辑业务的工作。与一批同事到杨浦区的工厂去“深入生活”，在向工人同志学习的同时，组织一些工人“笔杆子”写书、编书。一本是《〈女儿经〉批判》，破的是封建礼教；一本是《肯登攀的人》，是歌颂工人阶级先进人物的。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工作却还要更早些。1969年冬，我随着“尖刀连”到了“五七于校”，晚上无事时，便重新拿起了我喜爱的《聊斋志异》。夜深人静，瓜棚豆架，仿佛有鬼狐出没，勾起人无限暇思。奇怪，几百年前的东西，为何至今仍那么有魅力？几百年来，同类书多如牛毛，为何就《聊斋》一枝独秀？我仿佛若有所悟：这不正是《聊斋》高超的艺术技巧所致吗？于是，我就从这个角度开始了对它的研究性的阅读，并随手记下心得。从此，断断续续，一直盯住这个题目不放，积累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四人帮”粉碎后不久，分居两地十多年之久的爱人王龙娣从外地调回到我的身边，由她包揽了管孩子和家务的重担，我伏在八平方米斗室的缝纫机台板上，经过三次修改，终于完成了我的第一本书——《聊斋艺术谈》。此书在我刚过不惑之年的41岁时出版，虽然只不过11万字的薄薄小册子，但毕竟是十多年心血的结晶呀。敝帚自珍，不忘所自。我首先给我那不大识字的母亲和学富五车的赵先生寄上一本，以表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此书虽不起眼，但专谈《聊斋》艺术的书却是“第一部”，因此，颇得师友和专家青睐。不少同志垂教之余，慰勉有加，希望我再接再厉钻研下去。我也不敢懈怠，继续摸索前进。近十年中，不断修改旧稿，并补充了近一倍的新作，于1990年初，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聊斋艺术通论》。

与此同时，我还在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之余做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先后出版了《韬奋与出版》（与人合作）、《中国古代童谣赏析》（与王龙娣合作）、《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与人合译）、《古代文言小说精华》等书，还部分参与了《中国历代小说辞典》、《古典文学三百题》等十多部图书的写作。

我深知，在高人眼里，我这些东西固是“何足道哉”，不值一嘘的，但在我，是把它们当作衡量自己生命充实与否的标尺之一。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我已尽力做到这一步，觉得无愧于党和国家的培养，无愧于父母亲人，无愧于师友，这就够了。人家怎么看我，那是他们的事。

明明是儿子，却不被父亲承认；明明是研究生，却不被“文件”承认；我的—生也许还要遇到许多不被承认，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吧。不过，不管别人怎样，我将一如继往，努力奋进。

（《上海艺术家》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