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也没出几本书，现在来写“我的第一本书”这样的题目，似乎有点“大言不惭”，有点“皮厚”。但不管怎么说，“第一本书”毕竟也是事实，虽已成为历史，对个人来说，终究是可纪念的；对今后将有“第一本书”或现在已有”第一本书”的读者，或许也有某些“借鉴”意义。

我的第一本书是1981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聊斋艺术谈》。为什么会写这个题目，真是说来话长。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小山村。那儿贫穷落后，几乎没什么读书人，文化生活是出奇地贫乏；偶尔有“影子戏”演出，大人小孩不惜走上十里八里山路摸黑赶去看。平时，晚饭后除了睡觉，最有味的就是围在油灯下听我的堂伯父“讲公案”（即讲故事）。堂伯父是个木匠，没进过什么学堂，却识得几个字，尤其是记性特好，看过的书或影子戏，他都能有声有色地讲给你听，听得你连瞌睡虫都赶走了。

堂伯父讲的故事中，就有许多鬼怪和狐狸精的故事。他绘声绘形，有时还添上一些手势，使你觉得那些鬼怪和狐狸精仿佛就在身边似的。漆黑的夜里，只有如豆的油灯发出幽暗的光，几步之外；便模模糊糊。听到紧张处，我吓得紧紧偎在做针线活的母亲的怀里，但最终还是忍不住把耳朵伸出来。那鬼狐世界的吸引力的确是太大了。

长大之后，自己能够看书了，才知道堂伯父讲的许多故事都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忘了是怎么找到一本广益书局出的《绘图聊斋志异》的，便牛通不通地啃了起来。尽管这书没有标点，又排得密密麻麻，有许多字还不认得，我像跨栏式地越过文字障碍，仍然读得津津有味，隐隐约约总觉得，这书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使你爱而难舍，欲罢不能。但究竟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楚。

大学时，照例要写毕业论文。我选的题目便是《聊斋志异》，请施蛰存先生作我的指导老师。为此，我又从头读了一遍《聊斋》，还傍及了有关的图书和先行者的论文，做了一堆卡片和一本笔记。可是，就在我搜集资料阶段尚未结束的时候，学校里根据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我们年级的五个班中各抽出若干人，组成一个“反修班”，任务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我对外国的东西本来不太感兴趣，不知怎么的却被分配去“保卫高尔基的文学传统”，让我从俄文书报中寻找出供批判的材料来。在这样光荣而严肃的政治任务面前，我只好与心爱的《聊斋》暂时告别了。后来，忘了是什么原因，总之是忙了半天，高尔基并没让我们“保卫”住，因为我们的文章并没有写成。

有幸的是，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赵景深先生的研究生，修的是最有味道的元明清文学史。赵先生是有名的小说戏曲史家，他开给我们的必读书目中就有《聊斋志异》。但是，课程得从元代开始，只好搁下《聊斋》先读《元曲选》，耐着性子等着不久再与蒲老先生重逢。但不幸的是，不久“文革”风云骤起，我们所要学的东西全被当作“封资修”的垃圾被“横扫”了，蒲松龄先生当然也不例外。我们满腔热血，对于这种“革命行动”，自然是衷心拥护，此后的几年中，只好委屈他老先生在冷宫住着。

1970年，我作为光荣的创业人员到了“五七干校”，白天“战天斗地”，晚上守在棚屋里，听着外面芦苇滩上的野虫唧唧，禁不住又想起那“瓜棚豆架雨如丝”的《聊斋》来了。权作消遣，趁休假带去了“三会本”，边看边想，边想边记，不知不觉倒真的开始“研究”了。那时，是“大批判”的天下，我不忍也无法对《聊斋》下手，想找一个别的“突破口”。正巧，那阵子学鲁迅，我想着要写一篇鲁迅论艺术技巧的文章。对这位中国的圣人主张创作要讲究一定的艺术技巧的论述深为折服，以为对当时一面倒的“三突出”理论颇有些“启迪”作用。于是，很自然地就想从这方面人手来研究《聊斋》。

写作过程中，我怀着较强烈的“功利”目的，想把《聊斋》研究同文学知识的普及结合起来，这样，让文学青年更易于理解和吸收《聊斋》的精粹所在。为此，我力图把学习《聊斋》的体会与学习文艺理论的体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构思和表达，并努力使自己的文字也有点“艺术性”，即摆脱学术文章的枯燥乏味，而使之有较多的可读性。尽管有同志认为这样不够学术水准，我却至今不悔，仍然顽固地认为，如果能让读者爱读和有所得，我情愿不要那个“学术水准”。

从1970年开始，断断续续，几平花了10年功夫，终于写成了我的第一本书——《聊斋艺术谈》。薄薄的10多万字的小册子，定价只有0.47元，别人看来，实在不免寒酸。但我对它的确有一种敝帚自珍式的钟爱。不仅是因为它费去了我许多宝贵时光，成为我一部分生命的转化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凝结着许多师友的心血。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陈俊山同志与我在杭州偶然碰到，得知我在写这样一本书，当即表示了出版意向，要我写好了寄给他。要知道，当时的我，还是个“小青年”（按中国标准），又从未出过书，也从未发表过研究《聊斋》的文章！正是这种信任使我对自己也提高了要求，我将写好的稿子请上海的文艺评论家江曾培同志指正，他很乐意地在百忙中审阅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我又竭尽所能重新改写了一遍才寄出。出版界前辈王子野同志还为这本小书题了书名，实在为它增光不少。因此，可以说，这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中，师友的关怀和友谊的分量却是很重很重的。我之所以难以忘记这“第一本书”，主要就是不能忘记许多使它诞生的朋友的友情。

现在看来，《聊斋艺术谈》缺点很多，也未能摆脱当时的时代烙印。1990年，我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聊斋艺术通论》，原来是想叫做《聊斋艺术谈（修订本）》的，但因为修改的幅度较大。而新写的又几乎占了一半，所以终于换了个新名字。不过，在我的心目中，它仍然是“第一本书”的补充和扩大。每当看见它，我总仿佛又看到“第一本书”的影子。

1992年5月16日于灯下

（《书讯报》1992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