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历来干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过去有人引用古诗形容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颇有点凄凄惨惨的味道。其实，在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社会，“为人作嫁”乃是一个普遍而又正常的现象，完全用不着为此感慨和叹息。不过，“为人作嫁”者自己缺少正常需要的“衣服”，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有感于此，上海市编辑学会成立后曾及时主持出版了《杂家》杂志，其目的之——就是要为编辑说话，让编辑说话，我称之为“为‘作嫁者’作嫁”。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杂家》竟中途夭折了。一度热闹过一阵子的“编辑学”现象也很快沉寂下去。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编辑的我才真正感到一丝丝悲哀：“作嫁者”要为自己缝制…件“嫁衣”竟是如此困难，如此受到冷漠！

现在，《出版工作》提议，设立专栏，让编辑们来谈谈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其意义不仅在于总结和传授编辑工作的经验，而更重要的还是为编辑在社会各界中争得应有的一席之地创造了条件。正因为此，我才不揣浅陋，想来谈一谈自己的一点体会。

“附录编辑”是我的一个同事赠我的雅号。我不知他是褒是贬，但我挺喜欢这“头衔”。为什么给我取这么个雅号？我想大概是因为我编的不少书都有“附录”的关系吧。

我进学林出版社后编的第一本书就是有大量附录的《文艺小百科》。它是我社“学习之友丛书”的一种，这套书的特点是篇幅小而跨度大，知识新而又密集，以满足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需要。在此之前，有关文艺的类似书籍已经为数甚多，怎么编出一本既符合丛书特色又令读者喜欢的书呢？我先从两方面人手作调查：一是广泛查阅已经出版的同类书或准同类书，分析它们的优点和缺点；二是向中等文化水平的不同职业身分的读者作调查，了解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希望出成什么样子等等。

结果我发现，许多读者都希望书的内容既要有趣，又要有保存价值，对密集型资料性的要求特别强烈，而这些正是许多同类书缺乏的。于是，我在邀集作者谈写作意图和列提纲时，转达了读者的要求，谈了调查研究的情况及我的意见，提出了正文之外增写附录的要求。记得当时提出的有《中外文艺大事记》、《文艺之最》、《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一览》等附录，作者们都认为是个好主意，并很乐意地分头去收集资料撰写。在作者撰写过程中，我继续调查研究，对附录作丁丰富和改动，最后形成了？个附录，它们是：《中国文艺大事记》、《世界文艺家年表》、《世界部分国家文艺奖介绍》、《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一览》、《历届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和最佳男、女演员》、《文艺之最（中国）》、《文艺之最（世界）》。这些内容占了全书的1／5，开始有的同志担心是不是太多了。但是，从出版后的反映看，读者最欢迎的还是这一部分。有一个书店的同志对我说：“这本书的附录好像是‘瘦肉’，许多人正是冲着它才买的。”我想，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正文不受欢迎，而是突出了附录部分的特点、作用和价值。后来有不少读者给我来信，也是反映这些附录给他们很大的使用价值，免去了他们不少抄录或查找的精力和时间，有一个同志来信说他那儿买不到这本书，他竟坚持到图书馆去抄写了好些天，我想，大概抄的多数也是附录吧。

这本书的成功给了我鼓舞。如果说，开始我对于书中增设附录的认识还是比较朦胧的话，以后就比较明确和自觉了。在我后来编辑的《应用文大全》、《日本俳句史》、《日本和歌史》、《韬奋与出版》、《忆韬奋》、《会党史研究》等图书中，我都比较注意收入了一些附录材料。事实证明，它们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为什么？不同的读者回答各式各样，但有一位读者的概括颇有代表性并有点“理论色彩”。他说：“书中的附录篇幅不大，但容量较大，它们为书增加了附加价值，体现了多功能的特点。”我觉得颇有道理。

书中的附录，表面上看是“附属的”东西，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要花大气力才能做好的工作。别人也许能用附带的力气完成它，但我是用了比正文更多的功夫来对待它的。因为这些附录材料的收集和编写不是随心所欲地“捞到篮里便是菜”，而是要经过比较严格的挑选。我掌握的标准是：

（一）准确性。由于所附材料大多是资料性的，内容的准确就是第一位的。否则，以讹传讹，不仅对出版社的声誉有损害，更重要的是害了读者，给他们增加麻烦。因此，对于作者撰写的附录，不能照单全收，至少要经过两道手续：一是根据较权威的资料对内容进行“检验”，看是否有矛盾或有出入。女口有。则要提出疑问。可以自己解决的便自己解决，自己无法解决的则请作者解决。对于一些历史上尚有争议的问题或者加以回避，无法回避的则选择我认为比较可信的一说。二是根据篇幅的长短要求加以删节、润饰。作者所写，大多喜欢面面俱到，文字不免长些，但是这类附录则不宜长篇大论，只需把最基本时事实讲清就行。所以，编辑要大力压缩“水分”，只保留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附录不怕“干巴”、“枯燥”，不必搞成“趣闻逸事”。那些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和数字，不但不干巴、枯燥，反而体现了另一种动人的丰腴。

（二）广泛的适用性。我们的书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所以收入什么样的附录也要严加挑选，尽量收入那些适用面广的内容，对那些虽有一定资料价值，但读者面较窄的内容便只好割爱。像《文艺小百科》的附录有“中国文艺大事记”，但没收“世界文艺大事记”；对世界各国的“文艺奖”只择重要国家的重要奖别作了介绍，而没有也不可能将世界各国所有的文艺奖都一一罗列；电影界只对比较有名的奥斯卡奖作了介绍，而对其他电影奖则从略，奥斯卡奖项目有10多项之多，我们只介绍了观众最感兴趣的影片和最佳男女演员，其他如导演、音乐等也从略了。

（三）要有互补效应。所收附录既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又要与正文有遥相呼应、相得益彰的效果。时髦一点的说法，就是要能产生互补效应。譬如编《应用文大全》时，正文中介绍了当前还在使用的100多种应用文文体的撰写知识和注意事项，但对于这些文体的演变由来和历史面貌则无法介绍，于是便在附录中增加了《我国历代公文沿革概述》、《我国历代公文体制、名称、用途简介》等内容，既介绍了我国古代曾经有过的各种主要的应用文体，又理出了一条应用文体历史演变的清晰线索，对正文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其他像《韬奋与出版》中附录的《韬奋从事出版工作大事编年》、《韬奋着、泽及编辑的书籍》，《忆韬奋》中附录的《韬奋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日本俳句史》、《日本和歌史》附录的日汉对照俳句、和歌佳句一千首，《会党史研究》附录的《清代秘密会党档案史料概述》、《中国会党问题研究述评》等，均属这种情况。书中若没有这些附录，也已经很完整，但有了这些附录之后，则能给人以更丰满、更充实、更完整的印象，对于正文的学习与记忆均能起到促进的作用。

（四）要有新鲜感。编书要有新鲜感，相对来说，正文比附录更容易些。附录因为收的是比较稳定的资料性的内容，不大容易翻出“花样”来，但是读者求新的倾向又要求编书的人不得不在“新”字上作文章。对此，我努力的方向是：首先尽量开掘别人尚未涉足的领域，争取提供“第一次”出现的新鲜内容。像《文艺小百科》中部分文艺奖介绍，其中苏联的“国家文学艺术奖”等材料都是作者首次从国外报刊上摘译过来的；《韬奋与出版》中关于生活书店历年所出书刊的附录，也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出来的（现在看来，还有些小错漏）。其次是把不新鲜的现成资料加以改编，以新的形式、新的面貌出之，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像日本的和歌、俳句为数众多，国内也有少量译本，我们的附录不但只以精选1千首为范围，而且采用了日汉对照形式，这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样当然并非说我编的书所收的附录都是那么美仑美奂的，它们的问题和缺点还有不少；有些东西即使认识到了并不一定能做得到，更不用说做得完美无缺了。事实上，这些书出版后，读者也曾提出各种问题和建议，对我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作用。譬如“文艺之最”，有些项目就遭到异议。这里面有的是像体育比赛纪录一样事后被打破的，有的则是当时所据的资料不够新所致。

如果说，编辑编书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的话，那么，在书中搞“附录”就更是吃力不讨好了。因为有些附录是编辑提出来的，作者并不一定有思想准备。你要他搞，他答应是答应了，但有的的确是力不从心，有的则不大重视，于是就容易出现马马虎虎交差的情况。对此，你不能怨作者。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自己出马来加工或最终完成它。干好了，是作者的功劳；干得不好，作者还可能埋怨你。但是，只要想到自己的这些劳动能给广大读者带来实惠，带来快乐，什么恩怨得失也就可以不计较了。只要自己力所能及，即使“吃力”一点，“不讨好”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至今对获得“附录编辑”这一雅号毫不后悔，相反，还引以为荣。只要有机会编书，我仍然不会忘情于我的“附录”。

（《出版工作》199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