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20多年书，以前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印在书上，而且是印在别人的书上。

是在别人的书上作靶子、受批判吗？不是。虽然，这种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屡见不鲜，但我毕竟晚生了几年，没遇上如此厄运。

是在别人的书上作典型、受表扬吗？也不是。我虽然自问工作干得不错，但无奈总与“英雄”、“模范”、“积极分子”之类的光荣称号无缘，所以总也没有成为别人“书面表扬对象”的福分。

那么，怎么把名字印在别人书上去的呢？说来也很简单：因为我是个“责任编辑”。在我编的书上，我可以不征求作者的同意，“强行”把我的名字印上去。当然，那地位是很妙的：不能与作者平起平坐，只能“叨陪末座”，在最后的版权页上放上三个五号铅字。

据说，责任编辑的这种“署名权”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争取来的，在此之前的书刊上，是很少看到这种署名的，那理由很堂皇：编辑应该是“无名英雄”，如果署名就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嫌疑。难怪那时要把许多有“名”的作家、艺术家封做“资产阶级的×××”了。我有幸没赶上那“革命化”的时代，一踏上真正的编辑岗位（之所以加“真正的”三字，因为我毕业后虽然分在一个出版社当编辑，但正赶上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一直没有务正业，真正编书是80年代的事了），倒就有了“署名权”，不由得感谢为我辈争得此权的人们。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名字太少有机会变成铅字的缘故，开始，对于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别人书上还颇有点欣欣然（大概是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在作怪吧）。书出版后，往往倒过来翻，对着自己熟悉异常、写过无数次的名字看上几眼，心里确有几分得意。不过，没多久，我就不再有这种感觉，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战战兢兢的紧张感和恐惧感。因为，接二连三地出了几起“事故”：

第一件出在我编的《（吕氏春秋）校释》上。这本160多万字的着作，我辛辛苦苦编了一年多，为作者提出大大小小的修改意见和建议500多处，校样看了二遍，小五号的注释把眼睛都看花了（后来不得不买了一个放大镜看），真是别无他求，只是希望书的质量高一些，尽量不要出错。好不容易出了书，拿着那厚厚的像砖头一般的新书，闻着那油墨的清香，我的心醉了。可是，翻开版权页一看，我的心则“碎”了：天哪，我的名字怎么变成了“雷群民”？！一查。原来是付型的校样上的名字字号用小了，一位负责出版的同志出自好心，帮我换大了一号，而他竟把“明”和“民”误作一回事，也不告诉我一声就付型、付印了。结果，我这个“责任编辑”却在自己的名字上表现出高度的“不负责任”！人家两手一摊，抱歉一笑了事，我却从此多了一个“名字”（幸好公安局倒没来找我麻烦），至今有人给我写信仍用这个错误的名字，我不知自己该作何感想？

第二件出在我编的（同时也是作者之一）《韬奋与出版》上。编写这本书，前后也用了一年多时间，我从一个对韬奋几乎一无所知的人成为一个韬奋的崇拜者，就是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受到他那崇高精神影响的结果。韬奋说他办《生活》周刊要力求没有一个错字，我也暗中发狠要使《韬奋与出版》没有一处错误。每次校样出来，我都像初样一样，一句一句地校读，三校又通读之后，我满意地签上“请改正付型”，交工厂去印了。可是，书出来后，翻开前面的《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有一句“负责计划”竟然变成了“计负责划”，令不明白的读者坠人发昏章第三十节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这里付型样又没要求改动，怎么会搞成这样呢？后来，又是搞出版的同志告诉我，原来此处空得太多，要抽条空匀，可能是厂里改样师傅在抽条时，不慎带翻了铅字，随后又放了上去，不料“一举手”之间让它们站错了队，而校对等等也因此处无改动而未加注意，于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错误就铸成了。尽管此书其他地方尚未发现错误，别人也安慰我说能够如此“已经难能可贵”，但我心里总不能释然，好长一段时间耿耿于怀，觉得愧对韬奋。

还有一本是韬奋女儿编的《忆韬奋》一书，也有几处小错误，以至发了勘误。其中有别人的原因造成的。但也有应由我负的责任。当编这本书时，我的工作已比较忙了。而我自认为原稿是剪报，比较清楚，又有编选者校读，先就有些麻痹大意思想；付型前，我忙得实在没时间再通读，就委托校对的同志“多关心一下”，校对同志拍着胸脯让我放心。结果终于叫人“放心”不下，面对那张小小的勘误纸片，我有时竟会产生幻觉，仿佛那不是一片纸，而是一把锋利的刀片在割我的心。书，厚厚的，出来了，我却没有昔日那种出书后的欢乐，只是一种说不出的涩味、苦味，干别的事都觉得别扭。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这连续几次的打击，使我逐渐体会到了“责任编辑”的“责任”的分量，从此再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把它看作是一种出风头或荣誉了。有时我真想不把自己的名字印上去，这样，一旦出错，不过只有作者和少数人知道是我，而广大读者则不至于向我指指戳戳。

使我丢掉这种思想的，恰恰是那些不认识我的读者们。

最使我感动的是《文艺小百科》一书的读者们给我的来信。这本书的总体设计是我，约请有关作者写好后，我又花了不少时间修改润饰，因此，称之为“倾注心血”也是不为过的。书出版后，颇受读者青睐，很多文学青年来信向我诉说他们买到此书后的喜悦，对于刊在不显眼地位的责任编辑的名字不仅给予注意，而且还给予热情的鼓励。还有些读者来信诉说当地买不到此书的苦恼，要求我代为设法购买。其中有一位江西青年读者来信说，他家里困难，身体又不好，想买此书而不可得，便每天跑到县图书馆去抄……我读信后，赶紧买了一本给他寄去。此时，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较之金钱、物质之类的奖励来，这才是最高的奖赏。后来，在《杂家》上，我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小文章，表达自己这种心情。作为一个编辑，不求闻达于文坛，但愿贡献于读者，能够通过印在别人书上的名字，与广大的读者神交，岂不是一件赏心乐事吗？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编辑了大大小小的图书30多种，其中文史社科、古今中外都有，有些书编得好些，有些书编得差些，但越往后，我越感到“责任编辑”的“责任”之重，尽管水平有限而有无能为力之处，但态度上却是绝对认真，不敢滥用编辑的署名权，总是想方设法要把作者的书弄得好些，使之无愧于作者，无愧于读者，无愧于我们出版社的声誉。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不仅赢得了作者的信任，通过编书同他们从素不相识成为知心朋友，而且也得到了读者和社会的肯定。有好几本书被推荐为全国和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必读书目，有几种不同程度地获得奖励，黄霖的《〈金瓶梅〉漫话》荣获全国首届（1986年度）图书“金钥匙”奖。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社会的承认，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呢？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应该说，社会上各种职业只是分工的不同，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但是，如果要我投票的话，那么，我选择的必然是编辑。我认为：编辑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因为他所从事的乃是文化积累的不朽工作。我们的生命会消失，但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劳动成果，却会随着作者的作品而传之后世！即使是聊附骥尾，又何必计较？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把名字印在别人书上的时候，能不三思而行、慎之又慎吗？

近两年来，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化，我的主要工作是行政管理，但我仍然争取多编一些书，一来是不使自己有手生之感，二来也是感情上难以割舍。这样虽说苦点、累点，但只要看到作者满意，读者满意，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出版工作》198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