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出版社成立没多久，大约是1984年吧，由于当时的编辑陈达凯的介绍，接受了一本叫做《金文大字典》的选题。当时我也是普通编辑，对于它“大”到何种程度，并没有概念，也不把它放在心上。待到去年。稿子交来，要准备发稿了，而我作为“学林”的负责人，才感到工程的浩大与完成的艰巨了。

作者交来的是近6000张抄得工工整整的16开的原稿，摊在桌子上有一尺多高，印出来将有三部《辞海》缩印本那么厚。一张张翻下去，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是一个个金文字头拓片，同一个字，见之于多少青铜器，就有多少个拓片，大小、清晰度，都一如原样，不作任何加工。拓片下面注明出处。字头之后是词例和考释。引用的均是学术界公认的一家之说，主编或编者如有不同意见或有所补正，则加上按语，有时一个字的词例和考释文字多达数千字，完全可视为一篇学术论文。全书共收金文字头2661个，分作285部。共有拓片数万个，是迄今收集金文最多的一部工具书。光是定稿以后的毛笔抄写工作，就由三个特意招收的学生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可以想见，主笔者要完成这样一部巨着，得花费多少精力，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啊！

今年10月，带着书稿付印前的一些问题，我与曹维劲、张建一同志去师大一村拜会了主编戴家祥先生。

当陪同我们去的古文字专家李玲璞先生带我们敲开老先生的门时，我不觉一愣：开门的是一个身着褪色蓝布褂子的老者，高高的个子，和善的脸，简直就像任何一个农村中极普通的农民老大爷。家中房子倒有三间，但陈设之简陋陈旧也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我们就坐的会客室里，可以说从桌子、椅子到用具，至少已“落伍”了二十年！要是没有靠窗那个书架上满架子的图书，谁会相信它就是那一尺多高的《金文大字典》的主编的家呢！的确，它与我想象中的情景，相差实在太远了！

老人似乎根本没在意我们的诧异神色，因为事先有约，知道我们是谁，所以，几乎连寒暄都没有，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身世和他的书来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差不多没有插嘴的机会。

戴先生出生于1906年4月，今年已是89岁高龄了。他本是周姓贫农的后代，出生十多天，便以35元大洋的代价，卖给戴家冒充遗腹子，但从小受到养母和二房大阿公的歧视和迫害，没有机会进小学读书，只能在家庭接受私塾老师的旧式教育。不过，祸兮福所伏。三年私塾教育，使他学会并能背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等古代经典，还能写得一手百字以内的清通的文言短文，为他后来研究金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运动后，他作为瑞安中学的走读生，借住在姨夫、着名文字学家孙诒让的次子家中，有机会在孙家藏书的“玉海楼”接触到孙氏的着作，并受到孙氏治学方法的良好影响，特别是孙氏以专带博又借博更专的为学之道以及刻苦自砺的精神，在他年轻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从瑞安县中毕业后，他于1926年北上投考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成为着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的人室弟子，专攻“金文甲骨之研究”，并有机会常常陪同王国维到另一国学大师陈寅恪家中去聊天，听他们交流学术研究情报。次年，他的学年论文《释甫》得到王的肯定，被评为乙等。王国维沉湖自杀后，遗书托陈寅恪、吴宓整理他的遗着，陈的助教赵万里先生把王有关经学、文字训诂的部分交给戴先生校对，并托他把全部遗稿送交天津“贞松堂”，后来王的遗着由商务出版，他又参加了校勘工作。1936年，为了向南开大学师生介绍王的学术成就，他又一次通读了王的遗着。对王的学术成就，产生了“仰之弥高”的敬佩心情，同时，也更坚定了他钻研金文的决心。

离开清华之后，他的留学梦没有做成，曾被推荐在中山大学任教，教的是文字学、古书阅读法、学术论着选读、商周史。在那里，他结识了金文专家商承祚、容肇祖先生。以后，他辗转多地，做过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过《中国通史》，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打。人另册，“文革”中重遭批斗，历尽坎坷，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金文的研究，陆续撰写和发表过许多金文方面的研究文字和书评。1979年右派错案平反后，在学校的支持下，他即招收研究生，正式开始了《金文大字典》的编纂工作。

戴先生从青铜器铭文、甲骨文中归纳出十条基本规律：1.象形正侧动容变革例；2.象形点划繁简例；3.辅助符号增省例；4.形声符号更换例；5.形声符号重复例；6.形声符号位移例；7.六书隶属再分例；8.同声文字通假例；9.同义字代用例；10.占今音读分歧例。根据上述规律，他与助手广泛搜集《说文解字》、《玉篇》、《广韵》、《集韵》、《一切经音义》、《经典释文》等古籍中的重文异体字，分类排比，编辑成册，作为分析字形的参考依据，又运用钱大昕、章太炎、曾运乾等研究古声母的成果和江有浩、王念孙等研究先秦古韵的分部，编成先秦声韵通检，作为查对声韵的依据，注重从形、声、义三个方面对金文进行综合的研究，体现了迄今最高的研究水平。

《金文大字典》两千多个字头的数万个拓片，解放前的资料收自罗振玉的《三代古金文存》，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于省吾的《商周金文录遗》，巴纳、张光裕的《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等书的铭文图录，解放后的资料则是由上海博物馆馆长、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提供的手拓实物资料。与容庚的《金文编》不同的是，《金文大字典》的字头只用拓片，不加描摹，以力求存真，故大部分字头拓片都清晰、完整，但也有小部分影影绰绰，不太清晰，那并不是印制的过错。

关于《金文大字典》的学术价值，戴先生在他的长序中指出，除了前人所谓的“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谍次其世谥”之外，主要有五点：“一、借此可知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之价值”；“二、借此可窥两周朝章法度”；“三、可以借此解决史料纠纷”；“四、可以借此浸正两汉经师之误”；“五、可以借此正《说文解字》之误”。每一项下均举有例证加以说明，好在原书已载，读者自可查阅，无庸我在此饶舌了。

对于《金文大字典》的告成，戴先生从不一人居功，除了盛赞副主编马承源先生的功劳外，对于甲骨文专家潘悠女：上与研究生王文耀、沃兴华等助手的努力以及恭笔抄录全稿的王超英、李行达、季培华三位，也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体现了他虚怀若谷的学者胸怀。当我们提出，成书之后，要请他与马承源先生在特制的100本编号本上签名发售时，他也满口答应，没有半点名人的骄矜与作态。这也使我们十分感动。

两个多小时的拜访很快过去了。要不是我们担心他太兴奋、太吃力而影响他的健康主动告辞，他也许还会给我们讲述得更多，更多。

走出戴先生那“家徒四壁”的住宅，我们真是无限感慨：要不是有这样甘于淡泊的学者几十年孜孜的努力，哪里能产生《金文大字典》这样巨大的成果？与那些孳孳于名利富贵的文人相比，戴先生也许太缺少豪华与富裕了。但是，如若论到内心的充实，恐怕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的吧。

1994年11月。

（《书城》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