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长寿的老人不少，但长寿而健康的老人却不多，长寿、健康并能写作不辍的’就更少了。我们听说过托斯卡尼尼（Toscanini）85岁仍能指挥乐队演奏，爱迪生84岁还有创造发明，贺姆斯（Holmes）90岁仍从事法律修订工作，哥德80岁完成《浮士德》第二部，等等，不由得为这些长寿的指挥家、发明家、作家所折服，但是，你可曾听说过一位98岁的老人仍能每日笔耕二三千字而从无倦意？

他就是着名的寿星作家、“补白大王”、“掌故大王”郑逸梅先生。

笔耕八十年硕果超千万

郑先生诞生于上世纪末的1895年10月19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九月初二），祖籍上海，原姓鞠，后过继给舅舅家，遂改姓郑，亦作苏州人。幼从外祖父识字，后由私塾而小学、中学，于正规教育之余，尤喜好自学，勤于钻研，一般书报之外，爱好还旁及《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之类的工具书，从而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

中学时，他的作文已获老师“简洁老当”的佳评，18岁参加《民权报》的一次征文，首战告捷，翻译的《克灵湖游记》以“甲等”稿件登出，编辑还亲笔来信鼓励，谓“如此文章，多多益善”，使他年轻的心大受鼓舞，奠定丁他毕生从事写作生涯的基础。20多岁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做家庭教师，同时为蒋着超主编的《民权报》、徐枕亚主编的《小说丛报》、李定夷等主编的《小说新报》、以及《四民报》等报刊投稿，因他的文章既多又快，且又短小，多记人物掌故、轶闻趣事，故常刊登于报刊的大块文章后面作为“补白”，遂有“补白大王”、“掌故大王”之称。30年代，他在《正言报》、《和平日报》、《今报》、《新夜报》同时辟出掌故专栏，每日一篇，源源不绝，令时人称羡不已。时沪上作家陆丹林也爱好人物掌故，诗人陈仲陶有诗赞曰：“掌故罗胸得几人？并时郑陆两嶙峋。”

从18岁第一篇译作发表到98岁，80年间，除“文革”期间被迫辍笔外，郑先生可说是手不停挥，笔不停运，已出大小书籍60余种，1000多万字，至于大量散见于报刊的文字就更难以计数了。有意思的是，“四人帮”倒台后的10多年间，他以八九十岁的高龄，已出和即出的书竟达28种之多，400余万字，平均每年有近3本着作、40多万字面世，令许多年富力强的作家也自愧弗如。

不仅如此，由于他的这些文字，不是辗转传抄，而多为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本世纪发生的许多人和事，未见载于历史的可由之而丰富，已见载的可因之而补充，故弥足珍贵。像《艺林散叶》及其续编、《书报话旧》、《艺坛百影》、《影坛旧闻》、《清末民初文坛轶事》等书，因其史料价值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青睐，尤其是修近现代专史或通史者均愿搜购一睹，藉作依归。

长寿而且健康、高产如郑先生，的确世间少见，难怪有人建议要将他列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呢。

“电脑”？

郑先生的这般“优质高产”，于数十年前的人和事能记得如此清楚，遂令人对他的脑子有“电脑”之誉，实则郑先生并不甚赞同。他在《书报话旧·引言》中说：“我的记忆力不怎么好，虽说记远不记近，但是有许多事情回忆起来，也是淡烟薄雾般模糊缥缈，难以捉摸；而且最好要有实物作为佐证，单凭记忆，难免有些出入，甚至出入很大。”可见先生并非单凭好记性而乱拍脑袋的。

他说“记忆力不怎么好”，那是他自谦之词。我曾数度同先生长谈，每逢他谈起熟悉的朋友或亲历的事件，都是侃侃不休，而且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能理得一清二楚，特别是有些文人的字号，最令我头痛的，他都能如数家珍，汩汩而出，我在旁边只有自叹弗如的份儿。不过说到他不完全靠记忆，倒也是实情。他的写作靠的就是好记性+资料。

他的习惯是每天上午，趁头脑清醒的时候，即关入“书房”，专注地“爬格子”。他的“书房”其实就是他的卧室兼会客室，是坐南朝北的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典型“亭子间”。里面除了一张单人小床和一张书桌，别无长物，满墙满地都是书报资料。台湾版的40卷精装本《中文大辞典》在工具书橱中占有显着的地位，另外，还有许多用报纸包裹的各式资料，整整齐齐地摞在书橱的里面和外面，使得房间里几乎没有多少空地。我戏称：“您真不愧是‘补白大王’，连房间的空白也都让您给补了。”先生则幽默地回答：“文章和书报放在地上，这叫做‘斯文扫地’。”

如果说他的脑子确有过人之处，那恐怕也是与他经常用脑、笔耕不辍分不开的。据他的儿子郑汝德先生介绍，他每天写作，就显得思路清晰，反应敏捷，若小恙停笔数日，则反而有“滑坡”之态。达尔文先生的“用进废退”说，亦当借先生头颅为佐证乎？

“我有集藏癖”

先生自称“我有集藏癖”，举凡历代名人的制笺、画幅、书法、竹刻、墨锭、砚石、印拓、柬帖、名片、照片、钱币等等，只要是稍有价值或有纪念意义的，他都乐于收藏，而尤其醉心的是收集名人的书札。他说；“书札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有历史掌故、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学术研讨、器物考证、书画品评、揽胜访古等等，耐人玩索，加之笺纸种种花式，也值得欣赏。”正因为如此，他从年轻时便开始收藏，从明代的王守仁到近现代名人，书札累积近万，惜乎“文革”中两次被“抄家”，信札与图书被捆扎成七车，滚滚而去，而且大多从此杳如黄鹤。四凶垮台后，在发还的零篇断简的基础上，他又继续努力，或买，或交换，或受赠，积以时日，居然又有三四千件之多了。这些名人书札，大多书法精美，用纸精良，内容精彩，极富文物价值与观赏价值，有一次，我看到了他的这些宝贝，赞叹之余，又为它们得不到整理甚至受蠹虫之害而惋惜，提议精选一本影印出版。他满口答应，后来由我挑选100通书札付梓，书影之外，还请洪丕谟释文、先生介绍信主生平，是即为《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当其他出版社因出版近现代名人手迹而有求于他时，他都毫不犹豫地倾囊相助。

他得益于自己的藏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给香港《大成》杂志写的“人物与集藏”专栏文章，每期七八千字，写一个人物，至今已连续7年多，写了近100人。早两年的文章已结集出版了两本书，剩下的又可结集了，而他的文章仍源源不断涌出。

也许是受了他的影响，他的儿子也酷好收藏，不过集中在邮票、钱币、玩具汽车方面，父子俩倒真是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呢。

“梅花香自苦寒来”

老先生健康长寿，许多人想打听有什么秘诀，也有人怀疑他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其实并非如此。

他虽不是出自贫寒，但也并没得到家庭的特别荫庇。他说：“我在继承财产方面，郑、鞠两姓，均未享受分文，全由我们夫妇自己奋斗创业。”数十年间，生活足称温饱，但也不很优裕。即如前述，他晚年仍居住在朝北的小亭子间，既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风扇之类，朔风劲吹之时，不过戴上帽子，拉紧围巾而已。平日吃的也是粗茶淡饭，不要说山珍海味，就连牛奶鸡蛋之类也很少吃。不过，好在他儿媳妇是个医生，正好兼做他的“保健医生”。对于安排他的饮食，是足够科学的。他常常满足地开玩笑：“在家里我样样得听她的，我成了‘管制分子’了。”

要说他长寿的秘诀，我看主要是他那淡泊、随和、诙谐、幽默的个性。遇到再大的挫折，他都能以达观大度的心化解之，决不为其所累。“文革”中他被当作“反动权威”批斗，他就借机闭目养神；当他家书报字画被装载七车劫走时，他称自己是“学富七车，无书不读——没有书就不读”，真是豁达得可以。

去年，我偕朋友去拜访他，一个多钟头，他妙语如珠，常引得我们畅怀大笑。一见面，朋友问他高寿，他说：“我37岁。60年一甲子，现在从头开始，不是37岁吗？前年我95岁，人家称我‘九五之尊’，就是皇帝呀。现在我是‘太上皇’了。我做了两年太平皇帝，不容易。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宣统也没做几年。97岁，古人说是‘望百’，我可不愿‘望百’。望百，望百，就是‘王八’呀（上海话“望百”与“王八”同音）。先生牙齿差不多掉光了，我问他，吃东西方便吗？他说，“我还有两颗牙，等全部掉了，再镶假牙。那时，我就成了‘无齿（耻）之人’”。一席话，幽默，风趣，使我们如坐春风，不知时光之流逝。先生大名逸梅，性酷爱梅花。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纸帐铜瓶室”，先是由作家蒋吟秋篆书悬诸室内，后来由着名书法家费新我左书之后镌成匾额挂于屋外。他说，“古人诗句中多用‘纸帐铜瓶’来暗藏一个‘梅’字，我很喜欢，便拿来做了我的斋名。梅花是我的‘注册商标’，‘纸帐铜瓶室’就是我的招牌。”为此，他还让孙女郑有意（青年画家）画了一幅梅花图作为三卷本的《郑逸梅选集》的封面，白底红梅，骨格清奇，正是老人的生动写照。

淡泊归去

有一次我去看望先生，谈起长寿问题，他说起：“我70岁的时候，人们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为我祝寿。当时还有另两位属羊的老人周瘦鹃和陶冷月，加上我是三只羊，叫做‘三羊（阳）开泰’，但现在两人已经作古，只剩下我一只孤羊了。”言罢，似乎有些思绪远逝，神情黯然。当时，我找点话来安慰他似地，笑着说：“先生住在长寿路养和村，又是一号，吉利得很，照您这身体，超过百岁准没问题。”他也淡然一笑，似乎默认。

今年春节过后，我去看他。虽说话语少些，但思路仍十分清晰，还很高兴地与我一起拍了照。临走，他儿媳妇还对我说：“这次人多，他说话少；下次来，你与他单独谈，他又会像以前一样谈笑风生的。”

别后因为工作忙，也不想多去打扰老人，有好几个月没去看他。不料7月18日，在《新民晚报》上突然看到先生逝世的消息，说是7月6日晚饭后，先生还同曾外孙女讲动物、植物、矿物的区别，7点左右，突然倒于沙发，不省人事，此后再也没开过口，延至11日凌晨4时15分，心脏停止了跳动。

令人心折的是，老先生早有遗言：去世后不要惊动任何人。不要开追悼会，随身衣物去火化，骨灰撒向江河，后事处理完再通知单位和各方友人。家人遵嘱，只在龙华火葬场借一小厅，一家三代8口人在沉痛的哀乐声中与先生遗体告别。连先生所在的单位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对身后事如此淡泊处理，高风亮节，永为世人楷模。

“三羊”中的最后“一只孤羊”终于也淡泊归去了，但他留在后人心中的东西将会永存！

（《了望》199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