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8日，王子野同志的夫人陈今同志在给我的贺年片上，除了贺辞之外，又加一段话：

子野病了，现住协和医院，是食道癌，他自己还不知道，目前只能进食汤、水，他还以为是食道发炎，正在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中。

我得知此凶讯，大吃一惊。急忙给陈今同志去信询问详细情况，同时又另外给子野同志写了一封慰问信，盼望他早日康复出院。谁知不久，便接到他辞世的噩耗。对着讣告，我悲痛地沉默良久，尤其对于讣告后面一段：“遵照王子野同志遗愿和家属的意见，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不送花圈，骨灰不保留。”更是令我心潮起伏，不由得回想起这位忠厚平和的长者对我这个普通编辑真诚关心的许多往事，觉得这“四不”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光彩而朴实一生的最好写照。

作为出版家、翻译家的子野同志，早在大学时代就为我所钦敬，但真正有所接触，还是“文革”以后，不过，“神交”则是发生在动乱中的干校时期。那时，他与夫人均被赶到湖北咸宁干校，恰与我爱人在一起。由于当时的文化禁锢政策，书荒严重，他们的几个“上山下乡”的子女有时托我在上海为他们买点书，于是，便有了一点断断续续的联系。子野同志多才多艺，在干校时，曾利用那儿的竹子给我们刻了一只精致的笔筒，至今为我们所珍藏。

学林出版社成立之初，决定由我与钱小柏同志编写一本反映邹韬奋与生活书店方面的书。为此，我们到北京盘桓了半个多月，向生活书店的老前辈胡愈之、徐伯昕等进行采访，同时也拜访了子野同志。他除了对我们的采访给予尽可能的支持外，还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他所了解的韬奋，并对学林出版社的办社方针作了语重心长的指示，他说：学林出版社是一个小社，不可能同人民、人文这样的大社比，不要追求大部头成系统的东西。相反，你们要发挥你们小而灵活的优势，注意出一些别的社不太注意的东西，长期坚持下去，就会形成你们的特色。后来，我们把他的意见概括为“拾遗补阙”的方针。

访问中，我提出请他为我们这本后来定名为《韬奋与出版》的书写序，他不顾年高事忙，愉快地答应了。当我把打印的稿子寄给他时，曾担心这部20万字的稿子会占用他太多的时间，另外拟了一份简明的提纲给他参考。但是，他并不理睬那提纲，而是“通读”了全部书稿，“感想甚多，不能已于言”，一口气写了2000多字的序言，不仅对我们的书作了中肯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联系实际，指出了今天学习韬奋精神的现实意义。当时他特别指出要学习韬奋的大公无私和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业的精神，尖锐地批评了在少数编辑和作者身上发生的种种不正之风，至今读来，仍好像暮鼓晨钟，具有强烈的醒世作用。在序的最后，子野同志还首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时代的出版学的课题。他说：

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等，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有的位置。

从那以后，特别是宋原放同志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以后，这些年来，关于出版学、编辑学的书刊和论文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形成了十分热闹的局面。当我们面对“山花烂漫”的局面时，决不能忘记子野同志在寂寞时的那第一声呐喊。

1986年，我奉命主编上海市编辑学会的双月刊《杂家》，曾去信请他为刊物写点稿子。他回信说，寄给他的《杂家》第二期尚未收到。“我想看几期摸清你们这份杂志的性格才能考虑写什么文章。”表现出极为慎重的精神。当年4月，我在京顺便去他家作了一次不露声色的采访，然后写了一篇《槐下居散记》，作为《杂家》中“书斋大观”的专栏文章，寄给他审阅。不料竟被他一直扣住不肯发还。经我多次去信催伺，他才在7月1日将改好的稿子寄回，并附了一封信，里面说：“稿子寄来一直搁着，很不希望发表出去。现在改了一下寄回去，如果能不用最好不用。”我想，大约是他最不喜欢别人“宣传”他吧。所以，我稿子中原先有一些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赞扬性的评语几乎全部删去，只保留了一些事实性的内容。这使我想起了后来有一家刊物登的出版名人录介绍他的文字不仅短而又短，而且还是别人写的。这种不事张扬的精神与现在有些人热衷于“包装”自己真是一个强烈的反差！

子野同志奖掖后进，真是不遗余力。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曾多次为社里或个人的事去找他麻烦，他都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我与王龙娣同志合着的《中国古代童谣赏析》与我的《聊斋艺术通论》付梓前，我请他给题个书名，他都很及时，地题好寄来，并且横的、竖的写了好几张，让封面设计的同志参考。1990年，我社出版了《隋唐文化》一书，我请他提提意见，如认为可以，就给写篇书评。果然不久，他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撰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此书获得“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与子野同志的慧眼赏识与推荐不无关系。1992年，是我社成立10周年。应我之约，他题写了“开拓前进，不断创新”8个大字，给予我们巨大的鼓舞与鞭策，也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当我社的《中国民居》出版时，我送去请他指教。他说，书出得很好，但身体不好，已无力写书评了。也许那时癌细胞已在他身上肆虐了，我真后悔过多地打扰他，增加了他的负担。

子野同志身居高位，但一向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无论我什么时候去找他，他都是笑呵呵地放下手中的工作接待我，从没有居高临下或厌烦的表示。这就使我敢于并乐于向他反映一些问题。他曾题写了韬奋的座右铭“原则坚定。态度和平”，送给我们，从中也可窥见他待人接物的原则。有一次，我们谈到现在的出版物中错误很多时，他显得有些激动地说：“现在许多人只想赚钱，弄得无错不成书！真是不像话。有的人身为出版方面的领导，也尽编些‘臭书’，错误百出，有些连基本事实也搞不清。这怎么行尸对于提高图书质量，表示了他深切的关心。

1992年9月，参加北京的图书博览会之后，我受北京文津出版社的邀请，去雁鸣湖参加一个自费出版的研讨会，没想到在那里又遇见了子野同志夫妇两人。会上，他对自费出版发表了很精彩的意见，使我们两个在国内接受自费出版的社很受鼓舞和启发。当天晚上，我与夫人陪他们夫妇观看马戏表演并乘汽艇绕湖一周。本来我想乘机请他谈谈他的读书生活，完成一篇采访。当时，明月高挂，波光粼粼，汽艇夹着劲风，在寂静的夜幕下急驰。子野同志高兴得像孩子一样笑着，心情非常愉快。上得岸来，我不忍心扰乱他这美好的时刻，护送他们到房间后就告别了。第二天，我们去云雾山参观，他们则回去了，终于没有采访成。只是在陪他看动物表演时，偶尔问及他最近在读什么书。他说，他正在读《资治通鉴》。我想，他的心始终关注的是国家的治乱吧，所以，才会有如此老而弥坚的信念和热情。

然而，这次永没机会再完成的采访，已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书与人》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