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赵景深先生(1 / 1)

心路历程 雷群明 1047 字 3个月前

我的研究生导师赵景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却在我心目中永远活着。今年4月25日是先生90周年诞辰。

说起我的投考先生名下,实有点缘分。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最初并不是选的先生。我在华东师大读了五年书,想换换口味,于是报北师大的刘盼遂先生的先秦文学史。不知是什么原因,刘先生不招研究生了,上面通知我改填志愿。我选中了赵先生的元明清文学史专业。也许是命里注定,这一匆忙的选择竟然得到了实现。

报到以后,第一次见面在系里的古典文学教研室。一个中等身材、略胖的老教师微笑着朝我走过来,首先伸出了手:

“你是我的研究生吧。我叫赵景深,欢迎你来复旦。”他的手温而软,给人以温煦的感觉。我略显得慌乱,忙作自我介绍。

先生看出我是一个很土气的学生,穿着一般,一副穷相,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他说:“你考得很好,平均88分,是第一名。”其实,先生一共只招子两个研究生,“第一名”云云,大概就带着安慰的性质。我说:“今后,要请先生多指教,”谁知先生却说:“以后我们要互相学习。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旧社会过来的,要好好改造世界观。”当时听了这话,我不免一怔。后来我才悟到,1964年的秋天,知识分子已经面临大灾难,“肃杀之气”已露兆头,先生的敏感并非多余。

我们的学习方式与大学不同。先生先是开出一份书目,分必读与选读两部分,让我们自学并写出读书笔记,笔记本上留出约三分之一的空白。每两周我们去先生家一次,缴上新记的笔记,听取先生的评论及讲述,再拿回经先生阅批过的本子。先生的批阅十分仔细,错的改正,记得不足的给以补充,有时还来一段考证,对于我偶尔有一点个人独特的心得,便奖掖有加,加上浪线,还写上几句鼓励的话。我读《西厢记》,发现多处的“害”字都有“害相思”的意思,就综合写了一点意见。先生就批道:“有道理!这是你首先说破的!”使我飘飘然了好几天。又如我读书时,喜欢将一些精彩的谚语、俗语、成语、名句等抄在本子的天头上,先生见得多了之后,终于有一天批了一大段话:

“你对于《元曲选》《元曲选外编》中一些谚语、成语、俗语都颇有兴趣,常随手摘录在每页之首。最好能记出什么剧,第几折,唱还是白,大致在什么地方(如什么曲牌版内,或什么曲牌前后),这样查检起来当更方便。否则只记页码亦可,如《选》多少页,《外》多少页。

“卢冀野《中国戏剧概论》116页载有参考书目:罗体基《元杂剧谚语钞》(尚友书塾本),这本子我们不曾见过。你倘有兴趣,继续抄录下去,当亦可成一小册子,对于谚语发展史是有帮助的。

“当然这种工作像是民间文学方面的,对于戏曲也有用。近日新故事最后要念四句诗。以前戏曲上下场都要念诗句。”

看了先生的批语后,我从不经意的随手摘录开始有意识当作一门“学问”来作了,并且由本子而改为卡片,居然抄出了一大堆。不过,后来“文革”风云骤起,终于不了了之。

“文革”欲来风满楼。先生很是热心于“传道、授业、解惑”的,但是顾虑很多。记得入学不久,他曾对我们预告:“下次你们到我家来,我同你们谈谈我的治学生涯和方法。”我们十分高兴,等到盼来了这一天,如约前往时,先生却一直“王顾左右而言他”,只同我们谈元曲,只字不提他的治学生涯之事。我忍不住问道:

“先生上次答应同我们讲讲自己的——”

“哎——”他急忙打断我,看得出脸上有难言之隐:“我们是旧社会过来的,那些东西对你们不适用,讲了怕没好处,还是算了吧。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说。你们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知道,当时先生的处境一定很难:说自己的治学道路,是否会被认为是“白专道路”、“业务挂帅”呢?

又有一次,他也是预告:“下次你们来,我来谈谈《窦娥冤》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可是,等我们去时,只见他在二楼的书房圆桌上摊满了书,是各种版本的《窦娥冤》。差不多两个钟头,先生同我们谈的是各种版本的优劣及变迁,《窦娥冤》的思想性、艺术性只字不提。我不禁有点失望。事后才知道,当时一批极左人士正在大批田汉及其《关汉卿》。上纲上线达到荒谬的地步,其中就有人认为:《窦娥冤》是“为牛鬼蛇神鸣冤叫屈”,“窦娥骂天骂地就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在这种无理取闹式的罪名之下,先生还怎么敢讲《窦娥冤》的思想性呢?

记得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发表之后,有一次座谈会,先生也在被邀请之列。会上,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但会后,他曾私下悄悄对我说:“现在真不知如何讲古典文学了。讲统治阶级好吧,说你是‘美化’,揭露统治阶级吧,又说你是‘影射’。这样下去,我看只好不讲了。”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平时总是笑眯眯的脸上挂满了疑惑与愤懑,还夹杂着无可奈何的悲哀。但我那时,已被熏陶得有些不是味了,听了这话竟稍觉刺耳,似乎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至少有不紧跟之嫌。其实,我哪里知道,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老知识分子,当时心中装着多少痛苦啊。

1966年6月,先生靠了边。我们的学习转为了“反修防修”,先生那儿我就不再去了。但我心中没有忘记过先生温暖的手、和蔼可亲的笑容。

(《文汇报》1992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