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教授，是我国当代着名的小说戏曲史研究专家，对民间文学等其他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他一生着述甚富，堪称等身，而且热心奖掖后进，指导学生，现在受过他教益的学生遍布全国，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但过去，对他的为人的介绍却为数较少，笔者作为他的学生，愿把最近几次与先生接触中的一些印象，连缀成文，敬告读者。

“书的世界”与借书人

先生藏书的丰富，是早就有名的，凡是到过他家的人，都会发现：他家中别无长物，家具摆设都很普通，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教授家里那么些富丽堂皇，惟有那些触目皆是的图书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从底楼的客堂间到三楼半的亭子间，到处都是书籍，就连有的走廊上、桌子底下，也被巧妙地利用来作为藏书的处所。真可说是一个“书的世界”，据说总数在3万册以上。

这么多的图书没有在十年浩劫中散失，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初期，先生无例外地被当作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自然也在“横扫”之列。当时的复旦大学，有人为了“考验”先生带的第一个研究生、留校作教师的李平，决定派他去执行抄家任务。李平不能不去，但到达之后，却“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对同来的人说：“这么多书，怎么搬得动？还是封了吧！”同来者也心照不宣，就用一纸封条把所有的图书资料都封了起来。由于这种明封暗保的办法，才使得这些浸透着先生血汗的图书日后得以“完璧归赵”。

谁都知道，藏书是很费钱的。先生家境并不富裕，他早年上学时，还得靠自己投稿拿点稿费贴补日用呢。尽管这样，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搜觅。买不起名贵的本子，他就设法到旧书店去买一些实用而又价廉的本子，反正他不是为了以书的身价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只是为了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有些通俗的小说戏曲本子，也许别的藏书家瞧不起，他却乐于收集，哪怕是几页、十几页的薄本子也不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日积月累，以中国小说戏曲方面着作来说，他的“富有”恐怕在私人藏书家中是屈指可数的了。有一些书甚至连大图书馆都少有或没有，成了名副其实的“珍本”。

仿佛记得在一本什么书里看到过，有人在解放前就说过：你要想找一本市面上看不到的中国文艺书吗？你去问赵景深借好了。这话不但说出了老师藏书的丰富，而且也反映了老师对于图书使用的慷慨。这后一点，是尤为可贵的。他对于自己用几十年心血收罗起来的图书，珍视是不必说的了，然而并不把它们视作私产，“秘不示人”，而总是慷慨地让它们为更多的人服务。每当同事、晚辈为了学术研究来向他借阅图书，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有书就会很快翻检出来借给你；有时碰到他没有或书被借出时，也会给你指出一条查找的线索。他的藏书没有编号分类，但你只要一提什么书或什么方面的要求，他就能如数家珍地侃侃而谈，要借的话，很快就能找到，令人不能不佩服他对书的熟悉以及记忆力的惊人。

接待络绎不绝的登门求助的借书人，是一项颇费时间的工作，在别人可能要厌烦、反感或拒之门外，但先生不然。他总是立刻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热情接待来访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每次去先生家，几乎都要碰到一两个这样的来访者。记得去年秋天，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他的新着《曲论初探》，我与新华书店的章德良同志去他家的时候，正碰上他与一位中年女同志在亲切交谈。那女同志手里拿着一本先生解放前出的小书，名叫《文坛忆旧》，说是要借去影印。等她走后，老师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女同志是夏丐尊先生的女儿——”

“不是女儿，是孙女儿。”正在旁边的先生的夫人李希同师母忍不住插嘴纠正。她今年81岁了，但身体还挺硬朗，说话声音洪亮。她对老师真像姐姐一样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会见客人时，她总是坐在一边，不时插上几句，给先生作点提示或补正，显得精明能干。

“对，是孙女儿，”先生为自己的一时口误笑了笑，又说：“她来借我的书，要影印其中我写的关于他祖父的一篇回忆录。”

像这样的场面，在先生家中是经常遇见的。每当我看着他迈着颤巍巍的步子在楼上楼下的书架和书堆中为人找图书资料的时候，每当我看着他那么细心地在小本子上做着图书借还的记录时，一种感动之情就会油然而生。这个“书的世界”的主人，多么像一位令人尊敬的义务图书管理员呀。然而他终究不是图书管理员。为了他的健康，为了他的研究，借书的人们，你们也要多为他想想，尽量少占用他的时间啊！

写作架与双轮车

在先生家中，除了书以外，还有两件东西引人注目。一件是底楼的那辆供老年人用的特制双轮车。每当先生写作累了，就由阿姨推着车，在李师母的陪同下，到附近的复兴公园去。他把这叫做“呼吸新鲜空气”。还有一件是三楼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的一件小玩意儿：那是一个由两个旧木窗架子改成的人字形木架和一块二尺见方的胶合板，它像画家的画架，但没有脚。这就是先生自己发明的土写作架。用的时候，将架子放在写字台旁边的饭桌上，用两根筷子支开，再搁上板，铺开稿纸，就可以不用弯腰进行写作了。

这两件东西，正是先生晚年发愤着书的见证。今年4月25日，先生刚刚庆祝了他的80大寿。年事已高，又患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1978年，还不慎在家中跌了一交，把股骨跌断，卧床养病半年多，幸得痊愈。他的眼睛本来高度近视，后来又患了白内障。写作时，必得脱掉眼镜，仅凭眼内微弱的余光，几乎把鼻子贴到了纸面上。这样在写字台上写东西，时间稍长，不仅眼睛发胀，而且腰酸背痛，难以支持。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他从画家的画架得到启发，请别人作了这样一个土写作架，又买了一部双轮车，写写，走走，再写，从而延长了写作时间。身体也相应地好了一些，现在已能从家中步行到附近公园里去呢。

这两件东西，也是先生争分夺秒地为“四化”作贡献的精神的体现。因为，他也有一个把被万恶的“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大问题。谁都知道，老师从小就是一个珍惜时间的人，差不多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埋头工作和译着上，很少休息、游玩。虽然他的最高学历只是毕业于天津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但是，通过刻苦的自学和多种职业的实践，他却获得了广泛的成就，成了一个博学多能的着名专家。20岁就当了《新民意报》文学副刊的主编；23岁，出版第一本书：《近代文学丛谈》；29岁，被聘为复旦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北新书局的总编辑。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到1964年，他共出版各种译、着80余种，于均每年二种以上。他192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小史》，曾被闻一多教授推荐为清华大学学生入学考试的必读书。从1941年到1945年这5年间，他没有出过一本书。那是因为他当时身处沦陷区的上海，激于民族义愤和爱国感情，以此表示对敌人的抗议。可以说，这是他自觉自愿地停止着述的。而“**”期间，他的房子被占，书籍被封，教学被停止，他那多年一直没有放下过的勤奋的笔，除了被迫写一些“检查”外，竟别无它用。他的底楼客堂间，被一家商店占为仓库。夏天，店员在天井里架上七八只煤炉，烘烤香肠，弄得乌烟瘴气，他和全家整天被迫接受这种气味的“熏陶”。但是，比起被林彪、“四人帮”搅得昏天黑地的政治空气来，还是可以忍受的。在那种以知识为罪恶的时代，一位专家、学者，不能看书，不能动笔，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惟一的例外是1972年，当时上海嘉定县发现了明代成化年间由北京永顺堂刊行的说唱词话本，附带有南戏《新编刘知远白兔记》，有关部门不得不请他出来鉴别这件古董的价值。为此，他才得以写了两篇有关的论文在《文物》杂志上发表。除此之外，整整有15年时间，先生没出过一本着作，而这完全不是他的过错啊！在他的个人着作史卜，这么长时间的“停顿”，也是“史无前例”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老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中，才会有如此高涨的写作热情。他先后在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其中有关于小说戏曲研究的专文，有关于他学习经验和业余爱好的介绍，也有回忆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鲁迅、郭沫若等人交往的宝贵资料，写得情真意切、朴实无华，恰像先生的为人。此外，他还着手整理自己的旧作。其中《中国小说丛考》，已由齐鲁书社出版，约30几万字，是从他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小说闲话》、《小说戏曲新考》、《中国小说论集》、《小说论丛》四本专着以及解放前后未结集的文章中挑出来的，按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提小说的次序加以编排。对于研究或热爱中国小说史的同志来说，它的出版，无疑是一个佳音。已经出版的还有一本有关古代戏曲理论和明代民间戏曲的《曲沦初探》，已经整理出版的还将有《曲艺丛谈》，一本关于民间文学的专论《民间文学丛谈》，一本回忆及旅游的小品文《留影集》等。与此同时，先生为了培养新秀，还乐于为中青年作者校订着作，如为他的学生陆萼庭着的《昆剧演出史稿》担任校订等，也是颇费精力的。

当我们有一次问老师还有什么新的打算时，他笑呵呵地告诉我们：打算在指导研究生的讲稿的基础上，编写《中国戏曲发展史》，还要把平时看戏的文章，辑为《观剧札记》，还有……，真是人老心雄啊！

唱曲与着书

今年4月12日，在庆祝赵先生八十寿辰的会上，看到了82岁高龄的陈汝衡先生所赋的长篇贺涛，其中有云：“频闻论曲开新着，稗官曲艺郁葱葱。余事氍毹演昆曲，听者神怡拜下风。”可说是言简意赅的传神之笔。老师及其一家，很早就爱好昆曲的演唱艺术。他本人更是妙解音律，还能登台演出，与着名昆曲演员俞振飞等往来甚密，现在还担任着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上课的时候，他有时也会来一段“示范动作”，帮助同学加深理解。记得有一次在复旦听他上课，讲到戏曲形成前的“踏摇娘”时，他还掏出手绢，当场来了一段小表演，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气氛十分活跃，教学的效果也特别好。虽然事情已过去十多年，但脑子里的印象还十分深刻。

他的喜爱唱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业余爱好，而且也是他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一种重要实践。由于他对于演出实践的懂行，所以，他对古典戏曲的研究，不仅能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且还能从演出的角度出发，往往能比有些只懂理论的同志看得宽些，钻得深些，从而取得独特的成就。自从1936年出版《读曲随笔》以来，先后出版了戏曲研究专着《明清曲谈》、《读曲小记》、《戏曲笔谈》、《曲论初探》以及资料考证着作《大鼓研究》、《弹词考证》、《元人杂剧钩沉》、《元明南戏考略》等十来种。日本研究中国戏曲的专家岩城秀夫曾称他是中国“戏曲研究的泰斗”，确非溢美之词。

四月初，他刚从南京开完讨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写工作的会议回来，脑子里大概又有了许多新的蓝图。在4月12日的会上，他曾略为吐露了一点。他说：“我们中国的戏剧并不比外国人差，中国的关汉卿、汤显祖并不比莎士比亚差。外国现在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有布莱希特体系，我们也应该有梅兰芳体系。我们要从美学和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大家一齐努力把中国戏曲发扬光大。在这方面，我要尽我的力量，至少可以作一个运输队员，把研究用的‘枪炮子弹’送给大家，希望不仅是我一个人，而是大家一起为四化作出贡献。”这番话博得了到会同志的热烈掌声。

柔和的灯光照着他满头银丝，把他那一团和气的脸衬得更加慈祥可亲。看着他兴奋的情景，看着他充满信心的展望，我们都在心底里暗暗说道：“先生年纪这样大了，尚且信心十足，雄心勃勃，又如此勤奋，我们正值中青年的黄金时代，更应该追随先生的脚步，努力奋斗，为中华多作贡献啊！”

（《百花洲》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