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江曾培

二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了他。那时，我在工军宣队团部工作，第一次从半靠边的晚报“羊棚”人员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问题”似乎是爱写杂文。仃“小林放”之称（这个在今天该引以为荣的名号，那时却是一种“罪恶”）。看他的年龄，不过30多岁。后来，他“解放”了，到黄山去“深入生活”，我正好同时也到工厂去深入生活。回来“交流经验体会”，我们正好在一起，记得很为他的文思敏捷而折服。再后来，我们的交往渐多，还当过他的一本书的责任编辑。

他的家在一幢高楼里，他拥有一间真正的书房。南窗下一张宽大的书桌，被三面“书墙”所包围，尤其是东墙的“书壁”颇具特色，它用嵌入墙内的钢条隔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方格，上面放置着各种图书，纵横交错，填满了整个墙壁。西、北两面的玻璃书橱中则整齐地站着一套套精装的工具书和文学名着，从缩印本“二十五史”、《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鲁迅全集》、“中国新文学大系”，一应俱全。这书房中的“文艺”味十分浓郁。

他现在身为上海文艺、文化、音乐出版社的总编辑，但并不是搞“文艺”出身的。他说：“我没进过大学。解放初期，我在团校学习，后来留下来当‘研究员’，专门‘研究’哲学。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党史方面的书。时间虽短，受用不浅，为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基础。”

说到读书，他侃侃谈道：“世界上的书那么多，谁读得完？这就要重点选择。有人说现在是信息社会，要多一些信息。我说，作家要少一些信息干扰。样样都想弄，势必一样也弄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卷未必都有益。一个人就是要学会选择的本领：要能从大量的书中选择出自己需要的书，还要能从一大本书中一眼就看准其分量，抓住其核心。”接着他介绍了自己在《皖南事变》的评论和《陈奂生上城出国记》评奖中的事例，以此说明，选择对于读书的重要性。他认为，有选择地读书就是锻炼自己思维能力的一种方法，是创造性的一种表现。

这使我想起了他最近出版的新作《一个“助产士”的手记》。里面收有40多篇评论，评的都是由他们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理论，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微型小说，几乎都贯穿一个中心，即选择与创造。他看中作品的是作者对作品主题、人物、故事等等的创造性的选择，他自己的表达也力求做到与之相适应的创造。难怪伍杰同志的序中要称赞他“对全书要旨，对整个内容都评得得心应手，恰到好处”的“雕刻家的本领”了。据我看，这种本领他早就入门，只不过现在更加成熟罢了。1958年，当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册还在杂志连载时，他就敏锐地抓住了小说的独特之处，写了一本《（山乡巨变变得好》的小册子，以至于周立波在小说出单行本时，主动来信要求将它收入作为附录。

未了，我请他谈谈“小林放”的出典。他说：我怎么能和林放同志比。不过因为我在1956年调到晚报后，向林放等同志学习，也喜欢写点杂文，多的时候，差不多也每天一篇。“文革”中，要打倒林放，便给我安上这样一顶“帽子”。但不管帽子如何，写杂文现在仍是我的爱好之一。现在，我每周要写一篇文章。希望能够多学到一点林放同志写杂文的本领就好了。

我知道，他在杂文与文艺评论两垅地笔耕，而且都是硕果累累。对于一个工作繁忙的总编辑来说，真不容易。我忘了问他有什么诀窍，不过记得他在杂文集《海上乱弹》中有一篇《论读书要带脑袋》的文章中说过：“读书要带脑袋”，“学贵致用”，有选择、有目的地读书，于己于人于社会才有好处。我想，这大概就是他的诀窍吧。

（《解放日报》1992年5月23日，署名：钟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