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李伦新

在上海某报的副刊上，有一个署名“耕夫”的，开了一个专栏叫做“乐耕堂随笔”，类似鲁迅所说的“花边文学”，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发掘题目，有感而发，有情有理，娓娓而谈。有时，这个“耕夫”还把他的“耕种范围”扩大到《解放日报》等报刊上，从而更令人注目。这位“耕夫”原来就是南市区区委书记李伦新。

在上海，区委书记也算个不小的“官”了。当我提出要访问他时，曾怕他会“婉言谢绝”，因为我们不过数面之交。而他却爽快地答应了。

他的家只有两间小屋子，一间10来平方米的屋子既是书房，又是会客室，大概还兼作饭厅用，没有装饰，完全本色。书橱倒有几个，高高低低，陈旧而普通，人家已淘汰的竹制书架，他把它紧倚在书桌旁，显然还把它当作宝贝。

“算起来，我也是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的阁楼上藏着许多书，我大约八九岁的时候，粗识一点字，便常常偷偷地爬到阁楼上去看书，什么《三国》、《水浒》之类的，令我着迷，使我的童心里知道书中有着多么迷人的世界。”他似乎沉醉于儿时的美好回忆，过了一会儿，才继续给我讲他爱书、买书、藏书、写书的情形，不过，令我特别动情的却是他说的三次卖书的经历。

1958年在“大跃进”声中，他被补划为右派，从此被打入另册，跌入另一个世界。谁知雪上加霜，恰巧他妻子又病了。无钱就医，告贷无门，他只好咬着牙卖掉一批他辛苦购置的心爱的图书。他说，当他乘着三轮车把书送往旧书店时，就像送自己心爱的人上刑场似的，真是说不出的难受！第二次是在60年代初所谓困难时期，也是为妻子治病筹措医药费，他又卖掉了一批书，其中包括他心爱的《鲁迅全集》。说着他指着书架上一本旧版的《鲁迅全集》告诉我：“这一本当时被亲戚借去，没遭此劫。现在我把这本‘漏网之鱼’珍藏着，让它留着作个难忘的纪念！”话语间，可见他对图书的一片深情。第三次卖书是“文革”中，在一片“横扫”声中，他当然不能幸免，两次“抄家”虽然没有动他多少书，但他悲愤地卖掉全部藏书，曾发誓今后再也不碰书本了。但是，怎么做得到！不久，他便又“买通”当地图书馆负责人，让他得到借书、看书的优待。他说，这一辈子与书为友，一天也不能离开书。

“您公务繁忙，怎么挤得出时间呢？”我向他讨教。

“我是把人家休息、娱乐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和写作的。宁可少睡一点，每天一定要看书。其实多看书不但可以陶冶性情，提高入的素质，而且也有利于我做工作。从书中可以得到智慧，得到经验，得到方法。多看书，作起报告来，也可以生动、丰富一些，实际上是互相促进的。我因为自己写点东西，一般报告也喜欢自己动手，重要的讲话，办公室的同志起草后我也要自己修改定稿。这也许是个难改的习惯了。”

我看他的书架，大体上是三类书：思想政治理论书、文艺作品、工具书。都是他恢复工作后陆续添置起来的。他说，在区委宣传部、统战部工作时，书店是常去的，每次必掏空子口袋回来。现在，跑书店的时间少了，但书店和办公室的同志会及时给他通情报，帮他买书，所以，好书仍源源不断加入他的藏书行列，以至于家中已出现“书满为患”的景况了。

在爱书、读书的同时，他还挤时间写作。他说，1950年开始发表文章，1952年发表小说，不久便被迫辍笔20余载。重新工作后，他的创作也重新焕发了青春，除了发表杂文、散文外，还发表了中篇小说《梳头娘姨传奇》及其《后传》，还有其他短篇小说，华夏出版社已经将他的主要作品汇集付梓，将于最近出版。这在区委书记中恐怕也是较少的吧。

问及他的斋名和笔名，他说“乐耕堂”，记得他的祖父曾经用过，自己很喜欢，便拿了过来。就像农民乐于耕田，而他则是乐于笔耕。至于“耕夫”，一方面是表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另方面也是告诫自己，不过和普通的农民一样，是一个普通的人，没什么了不起……告别了“耕夫”书记之后，已近深夜，街面上行人寥寥。回头仰望他的“乐耕堂”，窗户正闪耀着明亮的光。他的这一天笔耕也许刚刚开始吧。大好春光，正是耕耘的季节。祝愿他辛勤的笔耕收获更丰硕的果实！

（《解放日报》1992年3月14日，署名：钟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