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姓“阿”，也不叫“阿昌”。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字，不过意在说明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世俗百姓。

从《文汇读书周报》创刊起，他就是该报的专栏作家。每一期上，都有他短而隽永的文字，三五百字，议论的都是有关出版、发行中间的现实问题：敏捷，及时，中肯，有时也尖锐，但总是与人为善的。我很佩服他：怎么能找得到这么多的“话题”？有时甚至怀疑他：他手下是否有一群“克格勃”在为他收集情报？于是，我也想来做一点“克格勃”的工作：

一次，星期天，我贸贸然闯到他家去。可是没人。他妈妈说：“他去逛书店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

“他经常这样吗？”

“是的。”

又一次，星期六晚上我去，仍然没碰到他。他爱人说：“他在报社里，还没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很难说。”

没办法，我只好变“私访”为明查。一天，按约前往，发现他正埋在书堆中：他那十来平方米的屋子，到处堆的是一摞摞的书，中间一张饭桌上高高低低地堆满了刚搜购来的新书，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小块地方为我放上一个茶杯。

“这也太那个了。不能收拾得整齐些吗？”我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

他摊摊手，笑笑：“没办法。没时间，也没地方。这样虽乱，但用起来方便。”

“你那么多的题目是从哪里来的呀？”

“逼出来的。因为每周要写，逼得我只好东跑西看，东问西问，东想西想，当然，也有读者提供的线索。”

现在，有些人奉行圆滑政策，力求左右逢源，不得罪人。但阿昌做的却经常是得罪人的题目，譬如批评某书店卖品的不当，服务态度不佳，某出版物质量不高等等。有些人便到处打听“阿昌是谁”，似有找、机会“报复”的势头。但是，阿昌不怕，他·仍旧拎着一个大皮包，行色匆匆地东跑西问，该说的就说。“日久见人心”，被批评者也有事后发现阿昌的好心而主动与他和解并请他继续“监督”的。

阿昌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出版发行工作评论家。他的主要任务是办报。他原是文艺记者，后来，组织上要他搞《文汇读书周报》，他与另一个同志白手起家，艰难地创出了世面，使这张“小”报成了读书界“大”有影响的图书宣传园地。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已经成了这个圈子里的行家。

我曾问他：有什么秘密？

他说无法回答。

我突然想起他有一次开玩笑地说的一句话：“我把自己廉价卖给了报纸。”这与报界前辈戈公振说的“嫁给了报纸”，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要说“秘密”，这不就是吗？

写到这里，我几次忍不住要把他的真名实姓和更多的实情披露出来；但想起他再三的请求，只好作罢。

我希望不管抱着什么动机要知晓“阿昌是谁”的同志，多看看他那戴着眼镜、拎着皮包、微笑着匆匆奔跑的身影吧，——那就是他。

（《杂家》1987年第6期，《解放日报》

1989年7月1日，署名：阿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