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张锡荣同志
11月中旬，为《韬奋与出版》一书的编写工作，我与方学武、钱小柏同志去杭州访问了正在西子湖畔治病疗养的张锡荣同志。张锡荣同志1931年进生活书店，后来曾任西安分店经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秘书处主任，与邹韬奋同志共同生活工作了近15年之久，对出版工作有丰富的经验。1945年，他虽然改行去搞金融，现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但始终十分关心出版工作。在我们访问快结束的时候，他特地和我们谈了对当前出版工作的一些意见和希望，现摘要整理如下：
出版工作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地位非常重要
他说，出版工作这些年成绩不小，但总的看来，还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表现是人找书，不是书找人：读者要买的书买不到，好书再版的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书是很重要的。我们当初走向革命，主要是靠革命书籍的影响。现在搞四化，出版工作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地位非常重要。目前我们还落后，有些工作跟不上，这不奇怪；但是，搞出版的同志是不是都在奋发图强、废寝忘食地改变这种落后局面？我们国家有许多东西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出版是不是也在努力争取达到先进水平？
有计划地逐步改造落后设备
现在，出书的周期很长，再版书很困难，听说是印刷设备落后，许多还是二三十年代的设备。说设备更新，有同志可能理解为一切都要引进，那就提设备改造吧。设备改造不外两种办法：一是国内可以造的，自己制造；有些一时造不出来的，可以引进一套，加以仿制。现在国内机械制造业吃不饱，可以请他们造。还有一些非引进不可的设备，也可以引进，这在政策上是允许的。至于钱的问题，可以向银行贷款。问题要善于用钱。我们用低息贷款买来的机器可以创造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利润，是很合算的。交通部就是善于使用贷款，使我国的远洋船队发展到一百多艘，改变了运输靠租船的面貌。当然，你不会用钱，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你。因此，要会做生意，不能单靠财政部。引进和制造的先进设备要实用，对生产的作用要立竿见影，不要搞成陈列品。目的是缩短周期，提高质量。
体制要有所改革
关于这个问题，张锡荣同志一共谈了六点。
1.希望出版局下面设一个处或科做调查工作，使书的印数适合销售量。他说：征订工作要凭科学，不是凭经验。出版部门，对于读者对象要心中有数：大中小图书馆有多少？各种专业工作者有多少？大中小学生有多少？同类书出了多少，销售情况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有可靠的数据，以此来正确估量销售量，做到既不多印积压，又永远不脱销。搞得好，这个机构还可以成为各出版社的顾问，某一本书以印多少为宜，它就是权威的回答者。
2.要扶持集体和个体所有制的发行工作。他说，银行总算是一统天下了，但还允许信用社存在，新华书店也应扶持集体和个人搞发行，这样，可以让书走到各个角落去。认为“反正我卖得掉，为什么折扣要让人赚去”，这是不懂价值规律。有的地方采取萝卜搭白菜的方法把图书“搭销”，这是违反竭诚为读者服务精神的，应该立即停止。情愿销毁也不能搭售。这样做，实际上是把经营管理不善的损失转嫁到读者头上，是损害读者利益的。
3.邮购要卖本版以外的书。只卖本版书那是“开明”、“北新”的做法，不是“生活”的做法。邮购不能“一手清”：钱来书去就算数或没有书就把钱退回去。可以学学银行储蓄账的办法，只要每个读者立一个户头，记记账就可以了。不仅卖本版书，读者要买外版书，也要代买，一时书没有，钱先存着，买到了或再版了再寄去。这也是吸收资金的一个办法。总之，要扩大和改善邮购。希望北京、上海等出版中心先办起来。
4.预收订金要有优待。书报杂志预收订金要以九折优待或免收邮费，并保证优先供应。这样做是合理的，做起来也不难。工作人员一时不适应，可以训练。
5.门市要敞开供应。过去书店是敞开的，现在反而敞开不了，真是怪事。敞开无非是偷书问题。被偷的书我可以打人成本嘛。究竟能偷去多少？恐怕比送去化纸浆的书要少得多吧？不能因噎废食。而且，开架的多了，社会风气好了，损失就会减少。另外，他有偷法，我有管法嘛。要等到世界上没有小偷再开架，那要等到哪一天？还有一个脏、乱的问题。读者翻乱，我随时整理；弄脏书，我加强宣传教育，总可以解决。对读者来说，过去逛书店是一个乐趣，许多读者把书店当作一个“开放的图书馆”，有的翻翻就要买了。“上海书市”里的书也就是那些书，为什么“生意”那么好？说明开架受欢迎。我们要欢迎读者来。已有的好书统统陈列在架子上，不要“堆”起来，怕读者看见。要让人家来开开眼界。我希望有一个二层楼的大门市部，四周全是满到屋顶的书架，书要全，做到“好书皆备，备书皆好”。什么叫“好书”？就是能“开卷有益”。侦探小说，《七侠五义》，消遣可以，一天到晚读，没必要。图书开架后，营业员还可以与读者交朋友。门市部主任要熟悉书架上所有的书，读者找不到的，可以向他介绍。现在书店“百货公司化”，而且还不如有的百货公司，读者要拿几本书，次数多了，营业员面孔就拉长了，我眼睛不好，隔着柜台什么都看不见，气得书店不要去了。
6.要重视宣传推广工作。过去目录满天飞，你买一本书，就要附上一份目录。现在目录看不到，出了些什么书，读者也不知道。这个工作要重视。广告要登，目录也不能少。
在谈话中，张锡荣同志听说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了，表示高兴，接着又说：出版协会成立了，就要起作用，每个会员一年总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搞好出版工作作出贡献；不能只有头衔，不干实事，变成空的。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要避免。
（《上海出版工作》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