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进人中华职业教育社，首先做的事便是编《教育与职业》月刊，译着“职业教育丛书”，很早接触了职业道德的教育问题。后来，他主持生活书店，主编《生活》等报刊，也常常就职业道德发表文章。在重庆时，因为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分支店的增加，他为书店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写了许多“谈话”，就书店事业的管理与职业修养方面的问题发表了精彩的意见。这些谈话后来整理成书，名为《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其中对于职业道德也有着很好的见解。可以说，韬奋对职业道德的关心与重视是始终一贯的，他关于职业道德的许多论述，不仅在当时切中肯綮，就是在今天仍有着相当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热爱本职工作，视事业如生命

韬奋认为，一个讲究职业道德的人，一定要十分热爱本职工作。他在一篇题为《迷》的文章中称赞中国新闻工作者先驱戈公振先生十分迷恋新闻工作，简直是“把自己嫁给新闻事业”，并且因此指出：“一个人能寻着自己所爱好的事业，做到迷的程度，不但‘好之’，而且‘乐之’，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生活》第4卷第30期）“做到迷的程度”，就要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1929年，韬奋在回忆《生活》周刊四年的发展历程时，指出《生活》办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办《生活》的同事“都是赤心忠良，视本刊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因此，“日里事务忙得来不及，就夜以继日的干。我们人数虽不多，却好像一小队精悍甘苦与共的精兵。办事当然不得不吃饭，但如仅仅为吃饭而来，对于本身事业不感兴趣的人，也就永远弄不好；所以，努力于本刊的同事，以能忠于《生活》及《生活》的读者为第一义，否则虽有天大本领，不敢请教”（《生活》第5卷第1期）在此之前，他在一篇谈新闻记者的文章中曾指出：“能视事业如生命，事业未有不兴的，岂仅报业为然？”（《生活》第4卷第9期）《生活》的成功可说就是他的重要论据。

视事业如生命，就得有以生命来扞卫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精神。在旧中国，韬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以新闻出版为职业，不屈不挠，虽坐监流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初衷不改，斗志不衰。1928年，他在答复一个读者的信中这样说：“我深信没有骨气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区区既忝主本刊笔政，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敢主持有价值的刊物。编辑可不干，此志不敢屈。”（《生活》第4卷第1期）后来的事实证明，韬奋不是口出空言，而是认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不管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压迫多么严重，不管条件多么恶劣，他始终将自己的心血融化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之中，表现了一种崇高的职业道德。

二、最可崇拜的道德是为国辛勤工作

热爱本职工作不是口头上说得如何动听，而要看实际上做得是否漂亮。1938年，韬奋在《人》中指出：在当时抗战形势下，“最町崇拜的道德当属于不顾个人牺牲为国努力的辛勤工作”（《抗战》第76期），明白无误地把职业道德与完全彻底地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工作联系起来。

早在1925年，韬奋就提出了“服务上之彻底精神”的要求。他说：“吾人不任事则已，既己任事，必竭吾心力务使所处理之事，达到尽量完备之境域，始肯释手，丝毫不存迁就或敷衍之态度。服务上最忌之恶劣根性，莫甚于以‘勉强过得去’为满足。”他认为这种“服务上之彻底精神”“盖为凡百事业成功之基础”。可以说，作为：—种职业道德，韬奋要求的是把本职工作得尽可能地好，好到让别人无闲话好说。

韬奋首先带头做到了这一点。他对于所做的工作，只要答应下来，不管自己是否喜欢，都尽可能把它做好，可说是“干一行，爱一行”。当他在大学读书期间，曾短期去宜兴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虽说目的是筹措学费，但他仍一丝不苟地教学，使得学生与家长都十分满意。毕业后一度在纱布交易所做翻译工作。这工作十分枯燥，他并不喜欢，但既然接受下来，他也是全力以赴地去做好。后来，让他接办《生活》周刊时，他“也没有看出这个‘弃儿’有什么远大的前程”，只是觉得它“可怜”才“收容下来”，但是，“收容”之后，便“不忍薄待它”，“不干则已，既然干了，却不愿消极，却不愿怨天尤人，存着不高兴或拆烂污的心理”（《生活史话》），终于从“光杆编辑部”干出了一个生活书店，为中国现代出版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韬奋在身体力行的同时，也严格要求别人在职业上尽心尽力。他在《店务通讯》中把“发展服务精神”作为努力的三原则之一，要求书店职工“竭尽心力”为读者服务。“只须于读者有点帮助，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不避辛苦，诚心恳意地服务。”（《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第90页）他说：“服务不仅仅是替人做事，而且要努力把事情做得好。所以我们不但做事，而且需要做得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等等。而最要紧的是能认识服务的意义，存心不要怕麻烦。”（同上，第80页）他还举例说，发行科或邮购科对于读者来信的询问必须迅速代为查明，诚恳答复，切实纠正。他严肃地指出：“对于读者的任何复信，必须诚恳详细，即使有的读者问得幼稚，我们仍然必须认真答复，不怕麻烦，诚诚恳恳详详细细的答复，如果怕麻烦，拆拆烂污，简单马虎，聊以塞责，都是本店事业的罪人尸（同上，第81页）把服务精神提到关系事业成败的高度。

做好服务工作，光有热情不够，还要有真实的本领。韬奋说过：“我以为无论何种事业，能干的还要愿干，否则难有责任心；愿干的还要能干，否则难有效率。”（《生活》第5卷第37期）他希望书店各部门的职工都成为本行职业的专家：“熟练于编辑技术的是编辑专家；熟练于出版技术的是出版专家；熟练于会计技术的是会计专家；熟练于邮购技术的是邮购专家；熟练于，批发技术的是批发专家；熟练于门市技术的是门市专家……乃至其他数不尽的专门技术与连带着的专家”（《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第96页），认为只有这样，所服的“务”才会精益求精，才会使读者满意，才会使事业兴旺发达。为此，韬奋要求职工注意在“工作实践中学习”（同上，第91页），提倡“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除在前进的书报上求锁钥外，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经历》）。他认为，职业工作时间的学习，“没有显着的学习形式，而须特别注意自动学习精神。”只要做有心人，随时都能得到学习的成果。他以抄信为例，说明是否做学习的有心人结果大为不同：存心学习，不仅字可以越写越好，而且还能学到“信内所应付的事情和适当的措辞，使自己也能借此增加些办事的经验与起稿的能力”（《韬奋文集》第3卷第500页）。只有这样不断自觉地在工作中学习，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把本职工作做好。

三、大公无私，清廉自守

1927年，韬奋在一篇题为《伤心事》的“小言论”中指出：中国“数千年偏重私德而忽视公德的习惯，那里能望‘一旦改观’”？（《生活》第3卷第3期）不久，针对某君在招考时“秉公办理”，对许多“大老”保荐学生的信不予理睬而以成绩优劣作取舍标准而被撤职一事，韬奋再一次指出这是“旧势力的凶狠”，表示“要改造我国的社会，非拼命与这种遗毒奋斗，永无光明的日子”。（《生活》第3卷第27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大公无私、清廉自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不仅一生身体力行，而且大声疾呼，希望引起国人和社会的注意，努力冲击顽固的旧道德势力。

韬奋认为：“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生活》第4卷第28期）他觉得大公无私，不谋私利是做人的第一要义，也是职业道德的首要标准。他办《生活》周刊，多次表示只能站在读者大众的立场，而不能受任何私利的影响。1929年，他说自己是用“独往独来公正无私的独立精神放手办去，稿件的选择取舍，绝对不受任何人的牵制”。在介绍好读物时，“我们只认得‘好读物’而不认得人，要使因我们介绍而去购阅的读者不至上当，不至失望。我们绝对不受任何私人或书业机关的嘱托，绝对不讲‘情面’，绝对不避嫌怨，只以‘读物’本身为惟一的对象……”（《生活》第4卷第37期）有一天，他的好朋友陶行知请他在《生活》上介绍一下《乡村教师》这个刊物，他也表示只能在“拜读后”“觉得适宜于《生活》上介绍的便自动的介绍，否则便不；介绍”。（《生活》第5卷第17期）陶行知当然给予谅解。但也有一些人以此对韬奋不满。韬奋的态度是：“我自问大公无私，还是要硬着头皮干，什么都不怕！”（同上）1930年，韬奋在《征求一位同志》中再次提出：“撰述评论的人最最重要的品性是要能严格的大公无私，在言论方面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动机要绝对的纯洁，要绝对不肯夹杂私的爱憎、私的利害在里面，要绝对秉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或迁就私人的情面而作违心的言论。”（《生活》第5卷第34期）他把大公无私作为主笔四个条件之首，并把它看作是刊物的信用、刊物的命脉之所系。

正是从这种大公无私的立场出发，他对于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们在办公的时间里大办私事表示深恶痛绝，讥讽地要求把这些人的办公室改为“办私室”。（《生活》第4卷第9期）他对于当时政界和社会上存在的“最腐化的现象”——利用职权安插私人的现象给予严厉抨击，主张“人才主义”的凭本事用人、凭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他并且首先在生活书店里实行干部回避制度，不但自己不曾引进一个家族成员，而且不让有亲戚关系的人成为互相联系的上下级。他说：“我向来不赞成在自己主持的机关里用自己的亲戚。自己的亲戚里如有人材，情愿让他在别人主持的机关里去发展。本店同事从二三人发展到二三百人，我从来不肯介绍自己的亲戚（即有一二也不是我负责时期用的，而且也不是由我介绍）。这是我在社会中看见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流弊，所以自己极力避免。”（《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第40页）他对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公私不分、以私害公的现象深为不满，提出要铲除“损公而并无益于己”和“损公而利己”的“恶习惯”（《韬奋文集》第3卷第515页）。他在《公私经济的界限》中说道：“公私经济应有严格的界限。本社平常对此点异常注意，凡与社中公事无涉的信件，记者向来不用社中的信笺信封，不耗费社中的一分邮票，……不但记者如此，本社各同事都如此。”（《生活》第7卷第20期）他明确反对新闻记者运动做官而损害自己的职业，指出：“新闻记者倘有官迷，尽管自己识相点走别条路，倘若利用‘无冠帝王’的地位而运动做官，便是对于他的事业丧失了忠诚的精神。”（《生活》第4卷第44期）他反对自吹，主张靠实干赢得人们的尊敬。他说：“其实你学识怎样，……你办事成绩怎样，人家也自然晓得，……出了你自己嘴里的‘吹’，似乎反而把固有的价值，降至零度！”（《生活》第3卷第11期）“我们做事，最重要的不是说空话，先要咬紧牙根做点实际的成绩来给人看看，不求谅解，总有谅解的一日。”（同上，第51期）他主张廉洁要从自己做起。他说：“要有廉洁的政府，廉洁的社会，非先养成国民的清廉操守不可。”“别人的事，我们管不得许多，至少我们各个人把自己做成不送贿不受贿的人……这样的人多了，少数的坏坯也就无容身之地了，积少成多，先从个人做起。”（《生活》第3卷第38期）总而言之，韬奋在大公无私、廉洁自律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也留下了许多语重心长的教诲，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深长思之。

（在上海市纪念韬奋诞生一百周年会上的发言，载《编辑学刊》1997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