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曾说，“舆论机关本身当然也要努力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然后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舆论的力量不是仅仅由于少数人执笔写出几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所发表的言论真能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他在谈到《生活日报》“必为独立自由的舆论机关”时说：“所谓独立自由，即永有其为民族为民众的福利而奋斗的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他在谈到新闻记者的时候又指出，记者的职责应该是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我们都是以新闻事业为职业的记者，深知道我们的责任是要做民众的耳目，民众的喉舌，要把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实际情形，坦白地报告给读者；为了国家民族前途的利益，说民众所必要说的话。”他认为：“无论那一个报，执笔写社论的主笔先生，只是个人，至多只是言论部的若干位同人会议的结果，个人或少数人的言论何以又能发生伟大的力量呢？这绝对不在执笔的个人或少数人的自身，却在所发表的言论确是根据正确的事实和公平的判断，确能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这一点当然也还须有着相当的客观条件），真够得上舆论，才能发生舆论的伟大力量。 所以‘舆论’这个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神圣的——宝物，不是有钱办报，有笔写文，就可以夺取到手的；也不是强迫任何人拿起笔来写出你所要说的文章，印在纸上，送到读者的手里，就可以发生什么舆论效力的。有钱有势的人尽管可以压迫舆论，收买舆论，乃至摧残舆论，但这些手段只是做到表面上像煞有介事，在实际上丝毫收不到所希望的舆论的效果，因为‘舆论’这个宝物也是奇物，真正的舆论有如真理，无论如何是压不下去的！”
再次，出版人的选择还要受到群众（读者）的检验。
韬奋说：“写文章的人不要以为读者是易欺的，读者不都是瞎子聋子，他们也有听到正确事实和公平判断的机会，他们自己也有根据正确事实，引申公平判断的能力。所以惯于下笔胡说八道的人固然引不起读者的信任，即使平日持论比较公平，被人视为社论能手的先生们，一旦写了违心之论，或有意歪曲事实的文章，也仍然要引起读者的不满以至愤怒。在写者以为他既可以舆论权威自居，好像说出的话都可以发生意想不到的效力，其实他根本就不明白他平日所以得到人们的信服，并不是他个人有着什么魔力，全恃他的‘持论比较公平’，一旦他的这个特点抽去，令人信服的因素便寿终正寝，所得到的只是人们的唾弃和齿冷罢了！”“这些说明言论固然可以发生舆论的力量，但却不是一切言论都可以发生舆论的力量。只有根据正确事实和公平判断的言论，才可能发生舆论的力量。”
最后，出版人的选择在批评的问题上要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一般来说，出版人选择歌功颂德的东西时不大会遇到什么麻烦，而在选择了批评当权者的东西时便往往会遭遇困难和打击。尽管大家都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而不让人讲话，则总有一天要垮台”，古往今来，类似的劝人纳谏的名人名言不知有多少，但是真正要做到实在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所以，禁止人们讲不利于自己的话，不准这方面的话语变成出版物，如果出现则要加以销毁，几乎成了所有当权者的共同努力目标。但是，批评的东西总也不会绝迹，只是出版人的选择更加困难而已。
韬奋认为，当权者对于批评，应该看其是否事实和是否有诚意。“就受批评者方面言，记者以为批评者是否出于诚意，只须一读完其文字内容，无论其措辞为和平为激烈，无有不跃然纸上而无可逃避者。受其批评者如觉其动机出于诚意，而所言复能搔着痒处者，则自当虚怀容纳，愈益奋励；即觉其动机不纯，苟其所言不无可取或不无可以节取之处，仍不必以人废言，但求其有裨于我之趋善改过，则亦有益而无损。倘发觉批评者全属无理取闹，则值得解释者不妨酌加说明以释群疑，不值得解释者尽可置之，听社会之公评。我国俗语谓‘公道自在人心’，西谚亦谓‘真理虽被压倒至地而终能升起’，无理取闹者决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目，自问无所愧怍者尽可处之坦然，不足计较。”对于当权者来说，“态度方面尤当注意者，则为在野之言论为民意之反映，虽无斧钺之权，实为众志所归，在当道者往往以有权在手，便可任意摧残，以为何求不得，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宜利导而不宜强压。当局者宜细察批评者所言内容之为正确与否。苟认为正确，则当局应在事实上予以改正的表示；苟认为错误，则当局应以文字予以解释，或辩驳，在党治之下，党报与党的宣传机关，即负有这样的责任。真理愈辩而愈明，民间即有所误会，其消除方法，莫善于说明。说明能启其思想，开其茅塞，而坚其信仰之心；莫愚于用武力压迫，或以盛气相凌，消极方面徒使全国暮气沉沉，民意无从表现，政轨何所遵循，积极方面反为真正反动者制造民间悒郁愤怨之心理，以为混乱之导火线，则又何苦？”
韬奋指出，出版人面对压迫或误解，应该出以公心，不为所动。他说：“在实际上往往有些人办报，领得到丰富的津贴，出得起丰富的薪水，出的报没有人看，或看者寥寥，被社会上看作反动的倒退的代言人；有些人办报，虽然经济困难，受尽艰苦与压迫，埋头苦干，出的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就是因为前者只是代表少数人私利或一个派系的私利说话，反对一切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的事情和主张，后者恰恰与之相反，不怕也不顾少数顽固倒退分子的诬蔑毁谤，站在真正大众的立场，提出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的事情和主张，百折不回地干下去。”
我们现在与韬奋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但是，他所说的这些原则，在今天仍然有参考的价值。出版人的面对的这些不自由却正是出版自由的保证。
（2004.10.7）
（此文原载《出版科学》2005年第1期，并收入《上海出版行业三项学习教育活动论文选编》一书，上海出版行业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