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作者与严格取稿

如何正确对待作者和稿件，是对编辑人品和水平的一种考验。怎么处理为好？ 韬奋认为，首先要尊重作者。他说：“编辑是替作者读者服务的”，因此，在与作者打交道时，要十分尊重作者，关心作者，以好朋友的态度向作者组稿，特别善于在随便的谈话中抓住约稿的题目。

尊重作者与严格取稿并不矛盾。选择什么样的稿件是决定出版物质量高下的关键。韬奋对于稿件的取舍标准是兼顾了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他在接办《生活》周刊之后，便把“有趣味、有价值”作为“最注重的一个标语”。韬奋所说的“有趣味”并非是“肉麻当有趣”的低级趣味，而是指联系实际的、乐于被人接受的东西。他说：“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这种注意文字的“雅俗共赏”和联系实际的趣味性，是韬奋始终坚持的原则。韬奋说的“有价值”，则在前后期是有一些变化的。早期他所说的“有价值”，“是必须使人看了在‘进德修业’上得到多少的‘灵感’”，实际上是谈抽象的道德修养；后来，则宣传爱国、宣传革命，成了韬奋心目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在这样的选稿标准面前，韬奋坚持做到“取稿凭质不凭名”，严格地一视同仁。他说：“我取稿向采严格态度，虽对我所敬佩的师友亦然；取稿凭质不凭名，虽有大名鼎鼎的文稿赐下，倘拜读之后觉得太专门，太枯燥，或太冗长，不适于本刊之用者，也不客气的婉谢，或说明未拟刊布的理由以求曲恕。”“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为了对读者负责，韬奋不仅要求稿件内容精彩，而且要求形式为读者所喜爱，有的稿件即使内容有价值但表达方式不易为广大读者所喜欢，他也只得忍痛割爱。有一次茅盾的小舅子也是韬奋的老朋友孔另境先生寄来一篇稿子，韬奋因为其中“所引历史文言较多”，终于作了退稿处理。在生活周刊社时，对于他的“顶头上司”黄炎培先生的稿件，他如认为不合适，也要反复商量直到修改满意为止。

韬奋对待稿件这种态度和做法，得到了多数作者的谅解和支持，也招致了极少数作者的不满，甚至攻击。遇到这种韬奋称之为 “因公招怨”的情形，他的态度是宁可听人污蔑攻击，决不在原则上让步。 他坚决地表示：“我既不忍以我所爱护的《生活》为敷衍情面的牺牲品，只得听人诬蔑，诬蔑果有大效，至多使《生活》‘疾终正寝’罢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若我以《生活》篇幅敷衍情面，则《生活》不难成为上海人所谓‘垃圾马车’，虽生犹死，不如‘疾终正寝’来得爽快。我因为对此点看得很透，所以，决意： 与其敷衍，不如不办；如其要办，决不敷衍。”

对于“名家”，韬奋是尊重但不盲从和迷信。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名实相副的名家，他十分尊重，并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以争取他们的书稿为光荣。但是对那些名不副实的“名家”，他是区别对待的。他曾指出：“有些所谓作家，你虽然东看到他的大名，西也看到他的大名，但是也许买到他的大作来看，却不免感觉到硬着头皮看下去也不懂，或是味同嚼蜡，看着就想睡觉。”即使是名实相副的“名家”，韬奋也反对“猫捉老鼠”式地总是盯住不放的做法。他对于当时社会上某些人乱拉“名家”以光门面的做法深不以为然，曾尖锐批评说： 只要谁一旦成名，于是，“这里请你做校董，那里请你做董事；你的文章尽管狗屁不通，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做广告；你的字尽管写成鬼样子，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题签……”他还批评有些编辑争向“名人”约稿，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他说：“ 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 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勉强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惋惜的。”这种现象的产生，作为“催稿的人”的编辑是不能辞其咎的。

“事业性”与“商业性”

在编辑工作中，出好书与赚钱是一个经常遇到的矛盾。有人片面强调只要书好，亏本在所不惜；有人则反过来，不管书的内容如何，只要能赚钱就出。在这些人看来，似乎这两方面是很难兼顾和统一起来的。但是，韬奋不但在理论上肯定了这种统一的可能性，而且在实践上为我们作出了榜样。1940年他在《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

韬奋强调，编辑首先要把供应好的精神食粮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32年，他在筹办《生活日报》时就宣布：“本报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后来，谈到生活书店时又说：“我们在上海开始的时候，就力避‘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而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在抗战建国的伟大时代中，我们也力避破坏团结的作风，而努力于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但是，编辑工作又不能不顾及商业性，即“赚钱”的问题。韬奋说：“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这里便牵涉到所谓商业性。我们的业务费，我们的资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我们为着要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因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用到事业上面去。”“我们拼命赚钱，拼命用钱，但是赚钱却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决不赚‘不义之财’。”韬奋指出： 把事业性和商业性对立起来只顾一头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其势不至使店的整个经济破产不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构消灭，事业又何从支持，发展更谈不到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将随之而衰落，所谓两败俱伤。”正确的做法是在“顾到事业性”的同时也“顾到商业性”，使这两方面互相促进，而“不许有所偏”。

重视创造精神

韬奋从事编辑工作一向主张每个人都要有创造精神，反对那种只知跟在别人屁股后头爬行的“肉麻的模仿”。他说：“我们以为无论做人做事，宜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有自动的精神，有创作的心愿，总能有所树立，个人和社会才有进步的可能。”对于当时一般人只知道“一色一样丝毫不改的学样，很少创造的精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对创造精神的重视和追求，贯穿了韬奋的一生。

那么，编辑工作的“创造精神”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要有时代的特色，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韬奋曾总结了自己所办的几个刊物，说：“《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姐妹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们的特殊时代的需要，都各有它们的特点。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粮食，当然也不该重复。”所以，韬奋主编的刊物，总是力求把反映当前时代的最新内容传给读者，即使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也要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的特色。

创造精神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反对“尾巴主义”。韬奋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他在第一次流亡期间考察英法等国的新闻事业时，一再提到报纸要有自己特色的重要。如说英国的报纸“第一可注意的是各报有各报的特点，极少雷同”，谈到法国的晚报《 巴黎时报》销路虽小但有影响时说：“可见办报必须有其特点，有了特点，销数虽少，还是有它的力量。”报刊是如此，图书也是如此。

创造精神还表现在形式上的不断革新，时时给人以新鲜的感觉，而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面孔。韬奋认为： 形式与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形式’往往影响到‘精神’，所以要振作 ‘精神’，往往不得不一新‘形式’。”这话用之于出版物，无疑也是适合的。1933年7月，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本刊今后编辑上的改革》一文中说：“本刊向例每遇每年度或每半年开始的一期，在编辑上常有多少改革。”这种经常在那里求改革的精神，正是韬奋和生活书店的同事们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韬奋曾以《生活》周刊为例说明这一点：“它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排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我们每看到一种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样样模仿着别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当时国内有一家刊物的负责人看见《生活》周刊受到欢迎，竟跑到印刷厂去说，要让他的刊物所印的格式“和《生活》的一色一样”。 韬奋对此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他说自己“并不存在什么‘吃醋’的意思”，但希望“最好大家想点新花样，若一味的‘一色一样’，觉得很无味”。

创造精神从何而来？韬奋认为，主要来自对读者的高度责任感。1930年他在介绍当时出版的《人文》月刊和《长风》半月刊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办刊物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凑得上几篇不管噜不噜的拖泥带水的文章，呆照现成可以学样的格式交给印刷所去印它一下，便赫然出了一种新刊物。但是若稍稍为读者方面着想——稍稍为读者的时间与目力乃至经济方面着想，同时也就是为刊物的本身价值着想——似乎应该注意到一种刊物应有一种刊物自己的特色，也就是所谓独辟蹊径，不肯落人窠臼，自开一条新路来走，尤当注意内容之有精彩，使读者看了一遍，多少有所得，不觉得是白看。”他对于自己所主办的刊物的来稿要求，也是“注意简练隽永，自辟蹊径，力避沉闷陈腐或雷同重复之作”。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有所得，而不至于浪费时间与金钱。

有了对读者高度负责的责任感，编辑人员还要时时留心时事，注意学习，逼着自己去动脑筋。韬奋曾说：“没有前例可援，没有榜样可仿，也有特别的益处，这益处就是我们可以独出心裁，想出新的办法来适合我们实际上的需要，使我们进步得更快，使我们得到更圆满的结果。”韬奋要求：“主持一种刊物的人，胸中当然应该有若干目前所特殊注意的要点；所明揭的宗旨尽管不变，而在当前所特殊注重的若干要点也许在若干时后因时事要求与社会需要之变迁而有新陈代谢之必要。”这是就内容方面的创造精神来说的。在形式方面，韬奋则多次强调要随时从同行和群众中学习和得到启发，不断改进和创新。办刊物的人必须大量浏览各种刊物，包括国外的刊物。但是，浏览这些东西，为的只是扩大眼界，增益见闻，作为自己创造的出发点和避免无意的雷同——“撞车”，决不能没有出息地照搬照抄，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韬奋这里说得较多的是办刊物，但是出版图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