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一生以编辑自命，在长期的书报刊编辑实践中，对这一行有许多体会很深的甘苦之言。笔者在学习过程中感到，他的许多思想对于今天的编辑工作仍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1929年，韬奋在谈到《生活》周刊成功经验时说，使他“深觉感谢而不能自已者至少有四方面： 一是创办本刊的同志对于主持者之信任专一，毫无牵掣；一是努力于本刊事务的同事之戮力同心，不畏劳苦；一是赞助本刊的特约撰述诸好友之惠赐佳着；一是爱护本刊的许多读者之同情鼓励”。这四方面（领导、同事、作者、读者），主要说的是客观因素，从韬奋自己来说， 编辑成功的经验又有哪些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与时俱进坚持进步的出版方向

韬奋在接办《生活》周刊之后，就把追求进步作为办刊的目标之一。他曾明确表示，《生活》周刊的态度“是常常在那里求进步”。从最初的“内容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把“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当作目标，到后来，“《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1930年在第6卷第1期《我们的立场》中他说：“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1932年12月，他在《生活》周刊第7卷第5期上答复读者时又明确表示： 要“确立从社会作出发点的人生观”，“我是做报馆主笔吗？我便要把正确的思想灌输给儿童青年，决不作反革命开倒车者的代言人”。 1935年，他在《大众生活》上答复读者来信中说：“我们不是为本刊而办本刊，只不过把本刊作为努力于我们的大目标的一种工具”，就是“要借本刊对民族解放前途，对大众解放前途，尽一部分的贡献”。后来他又多次指出： 进步文化事业是指“有益于大众、有益于革命的文化事业，只有这样的进步文化事业才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一同进步（就另一意义说，同时也是时代进步的推动力）”，“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当前时代的进步运动是不能脱节的”。 韬奋还要求“主持一种刊物的人，胸中当然应该有若干目前所特殊注重的要点；所明揭的宗旨尽管不变，而在当前所特殊注重的若干要点也许在若干时后因时势要求与社会需要之变迁而有新陈代谢之必要”。正因为如此，韬奋办的各种报刊才能成为广大青年读者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良师益友。

“无名小卒”与“花匠”

编辑工作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为自己适当地定位。韬奋办《生活》周刊时，曾把刊物比作一个“花园”，而把编辑比作“花匠”，要“各就个性尽量为人群努力，使人多少得点益处”。这个定位十分恰当地揭示了编辑工作的本质，也充分肯定了编辑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花匠”，编辑一生都应力求把最美好的东西献给读者。首先是希望“能尽其心力为社会多争些正义，多加些光明”。在充满黑暗的社会里，韬奋并没有被压倒，也绝不消极，总是鼓励读者勇敢奋斗。另外，他也很注意发掘生活中的美，如打破封建道学思想的束缚，选用健美的女性照片，在流亡中，也不忘搜集海外风光照片，给沉重生活中的人们美的享受。

韬奋向来“视事业如生命”，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和得失。他曾经表示：“我不想富，不想贵，本来是穷苦的无名小卒，死去时也只愿是个穷苦的无名小卒。”因此，他只知道“乐此不疲”地干工作，而鄙薄和反对那种争名夺利的行为。他早期就说过：“一个人光溜溜的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后来，他更明确地指出：“倘若我们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个人的地位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并且表明，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地位干，是为着社会的或大众的福利干”。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个人的利益与革命事业的位置摆正确，处理好。

做好一个“花匠”并不容易，首先是对自己要有高标准的要求。 1930年，韬奋在《征求一位同志》的文章中，对他要征求的“编辑同志”提出了“至少”应具备的四个条件： （一） 大公无私，（二） 思想深入，（三） 文笔畅达，（四） 至少精通一种外国文。他说：“我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是我认为撰述评论——而且是限于像《生活》一类刊物的评论——的人所应具的最低限度的条件。可见就是这些条件具备，也不过配做一个编辑。”

“信用”与“骨气”

韬奋历来十分注重信用问题，把信用看作是生命，是品牌。他说：“我深信‘信用是刊物的第二生命’，故我对于《生活》的信用必用不顾一切的不避嫌怨的全力保全它，绝对不许因任何人任何事而损及它。”“获得社会信用的刊物，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要拿出这个刊物的名称，信用便随在后面，其实它的名称所以能引起信用，并非‘名称’的本身有何神奇的力量，全靠它的精神确能和从前一贯。倘若虽仍用旧名，而内容已掉了枪花，名存而实亡，读者非愚呆，谁再愿给与原来的信用？刊物的信用既失，刊物的本身当然只有‘料理后事’的一条路走。”就是说，无论出版社还是刊物出版单位，都应该以全力确立和维护自己的信用。特别是在社会上已经建立起信用的书刊出版单位，更要像爱护生命一样来爱护这种信用。

信用从何而来？它与编辑，尤其是主编思想和品格密不可分。它要靠办刊人的骨气来支撑。韬奋说：“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所谓有骨气，就是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言论上及纪事上的大公无私的独立精神”，“ 能保持这种精神的便可仍得读者的信任，否则读者所给与的信任亦随时可以收回”。正因为如此，他对那些“虽居主持舆论地位而每日仅在评坛上作几句不关痛痒的格言式的评论”的“饭桶”主笔给以尖锐批评，认为他们的刊物“使人看了但觉暮气沉沉，摸不到他的头脑，那就是办了几百年，也未见得于社会国家有多大益处”。

信用还要靠编辑坚持办刊宗旨，对读者负责。韬奋说：“我职责所在，对于发刊的稿件自不得不负责任，当然须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须以文字内容有精彩为前提，不应以情面而敷衍。”“与其敷衍，不如不办；如其要办，决不敷衍。我以后还是要坚持一向的严格态度办下去，能坚持到几时即坚持到几时，我在本刊并无靠山，合则留不合则去，创办者随时可以叫我卷铺盖。但我在职一日，必努力一日，宁愿卷铺盖，决不肯昧着天良敷衍。”

“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

编辑归根到底是为读者服务的。韬奋说：“做编辑的人好像是读者所用的厨子，所差异的，不过厨子所贡献是的是物质食粮，编辑所贡献的精神食粮。”因此，他多次强调： 办出版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

“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首先是要努力满足读者的正当需要。他说：“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韬奋强调，任何读物都应该考虑如何为读者乐于接受的问题，就是既要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益，又要使人喜闻乐见甚至一见倾心，爱不释手。这应该是编辑时刻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还是拿烹调来做比喻，就是我们提供的精神食粮既要营养丰富，又要美味可口，使人们一见便馋涎欲滴，而不要让人望而生厌甚至望而生畏。韬奋认为，“精神食粮”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硬性读物”，它们“每偏于专门性”，往往比较“艰深”，比较“索然无味”，只有硬着头皮才能看得下去；一类是“软性读物”，它们“每偏于普遍性”，往往比较“轻松有趣”，比较能“使人心旷神怡”。虽然“两者都是社会上不可少的精神滋养料”，但是，他希望：“硬性读物能尽量的软一些，软性读物能纯正而导人趋于身心愉快德慧日增的境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对精神食粮的切实的分析研究并相应采取有关措施，韬奋才可能在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方面，做得很有成绩。如生活书店有些书发行达两三百万册，而他办的刊物如《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曾分别达到15.5万份和20多万份，创造了当时中国刊物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在《生活》周刊主张“软性读物”的同时，韬奋也明确反对那种软绵绵的靡靡之音和色情暴力内容。1927年，读者桂朔生写信反映社会上黄色小报盛行，并指为“怪物”。韬奋在答复中指出：“我曾经细想小报之所以盛行，‘闲时的消遣’确是大原因；其次的原因，就是小报里面多说‘俏皮话’，或不易听见的‘秘密消息’，大足以 ‘寻开心’。再次的便是极不好的原因了，这原因就是近于‘诲盗诲**’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我觉得小报把第一第二两个原因作根据的，只要不陷于‘诲盗诲**’‘毁人名誉’，作为游戏文字看，还不足病。至于把第三原因作根据的，那就无疑的应在‘打倒’之列。”

“以读者利益为中心”，还要注意通俗化、大众化，“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懂”。他多次呼吁专家们要“极力使专门的学术通俗化”。他说：“我们要尽力使原来是‘专门化’的现在要在文字的写作技术上使它大众化起来，由此提高一般的知识水准。”他自己在这方面首先身体力行。对过于专门的文章或者不用，或者加以改写；文字方面“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 韬奋办《生活》周刊，就“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不采用深奥的文字”，“不但是普通化，而且是通俗化”。

“以读者利益为中心”，还表现在他把读者当成“好朋友”而竭诚为之服务的精神上。他总是与读者处于平等的地位，设身处地地为读者着想，使出版物成为读者“一位欣悦和爱的好朋友”，而且是 “纯洁清正，常在进步途上的益友”，而不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损友。对于读者的来信，不管是与出版有关的还是无关的，他都要拆阅和答复，而且答复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有些来信问的问题，他自己不懂，还代为请教专家，然后再作回答。为此，即使忙到深更半夜也不以为苦，不以为烦，而是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后来信件实在太多，只得添加专人负责回信，但他还是要抽看，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信亲自作答。有些读者来信要求代买东西，只要有可能，他也派人去奔走采购，并风趣地把采购的同志称为“马路巡阅使”。这方面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感人至深。

以读者利益为中心，势必认真负责把好书稿文字质量关。韬奋一接办《生活》周刊，就宣布要以“没有一个错字”为“鹄的”。为此，不仅原稿认真编排，而且“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至少使它的错字极少。每期校样要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订了一下。”以一个几乎包办全期刊物的编校和部分写作任务的“光杆编辑”，能做到这样，实在不能不令人敬佩。

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还表现在努力减轻读者的经济负担上。韬奋办出版，希望以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读者分享到精神食粮，同时又能积聚足够的发展资金。他注意书刊内容的精警，主张“与其 ‘多而松懈’，不如‘短小精悍’”，“不愿增加读者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