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

“你好好躺着，伙计，”我对他说，“你很快就没事了。”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有点困惑，就这么死去了。

——弗雷德里克·曼宁《中产阶级的财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着20世纪，甚至绵延至今。它一直最大限度地刺激着人类的精神，也引发了悲痛者们的朝圣和纪念活动。一战过去后近百年，每晚当《安息号》的吟诵声在伊普尔的门宁门纪念馆响起时，人们依旧会哭泣。我们多希望这一切都未曾发生过。

我们一想起战争，便联想到青年、天真与理想的消亡。理所当然地，我们会认为1914年之前的世界更美好、更幸福。许多人在19世纪末不断地对未来进行预测，然而事实却不像他们预测的那样。如果说19世纪是一个划分点，并且带给人类无数次震惊，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是带给人们最大震撼的一个事件。根据众多历史记载，一战的爆发就像开启了一个大门，我们从此走入了一个充满怀疑、愤怒和不满的世纪。

无论是最初的狂欢还是过后的沮丧，这些过激的情绪都被视为极端主义政治的序曲，这种政治在欧洲战后占据了一席之地。大型作战武器的无情杀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为肆虐的暴行和大屠杀做了铺垫，它对启蒙运动价值观的攻击则反映着科学的不确定性和讽刺的美学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没有一战，巨蟒剧团可能永远不会存在。这场战争所释放出的一股强大势力，是我们迄今为止都无法遏制的。“主啊，请与我们同在，永志不忘——永志不忘!”可是，吉卜林先生，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要如何忘记？

围绕战争爆发出来的热情被描述为无与伦比的社会和精神体验，只有参与其中才能明白。鲁珀特·布鲁克写道：“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知识分子们，以及有文化的群众——包括教师、学生、艺术家、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甚至是工人，他们有炽热的灵魂兼有铁一般的拳头——都志愿参与其中。学校长椅和教堂长椅都空了。曾经参过军的人也加入了祖国前线的斗争。

那些印在纸张上的文字，从未像那时一样传播得那么快过，在壕沟中、在国内，也在七大洋中流传。柏林的批判家尤利乌斯·巴卜估计，在1914年8月，德国的诗人们每天要写5000首诗。在托马斯·曼的想象中，他爱国的诗意灵魂在火焰中燃烧。在无线电和电视出现之前，这是一场伟大的文学之战。每个人都在书写它，为它记录。

毫不奇怪，一战很快变为了一场文化之战。对英国和法国来说，不管是在历史还是法律上，德国就是野蛮进攻的代表，残酷就是德国人的本质。而对德国而言，英国代表了一种商人钻营的精神，法国则强调外在形式，这对一个英雄国家来说是令人厌恶的。“背叛”是英国人的名字，而“伪善”则是法国的代名词。

一场中产阶级的战争

但这场战争也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受过教育的阶层广泛参与其中，助推了西线战事的形成，而该战事则体现了这些阶级的意志与理想。堑壕战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战争形式，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的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来看，堑壕战的发明是欧洲中产阶级的一项伟大成就，其代表着中产阶级的决心、毅力、责任与勇气——而这些正是他们最为珍视的特点与品质。

为君殁叹息，

侠情随君去。

战事久败北，

惜君已长眠。

这首诗选自温彻斯特公学于1917年6月发行的校刊《威科姆人》。不仅唤起了人们岁月流逝的感伤之情，而且还唤起了一种文化危机的意识。

法国资本家瑞内·约翰内特曾坚称：“资产阶级从本质上讲是一项成就。”同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来看也是一项成就。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将西线战争称为“一场爱的战争”。因为它见证了一个世纪以来中产阶级间的相亲相爱。“我那美好可爱且安全的世界在一阵猛烈的爱的催化下而分崩离析”。菲茨杰拉德所说的“可爱且安全的世界”是帝国的一个宏大构想，也是帝国想要实现的一个梦想。那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世界，一个有着信仰的世界，一个有着历史渊源的世界，一个万物休戚相关的世界。历史是进步的代名词。

起初是贺拉斯提出了这一理念——为国捐躯，美哉!宜哉!——尔后所有的文法学校、国立高等学校和欧洲的大学预科班都开始传授这一理念，是刻板教条(即英国人所谓的底线)造就了这种理念。消耗战摧毁了旧贵族和欧洲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1000万人将因此而丧生，2000万人将会因此而伤残。在前线上，军官的伤亡率是最高的，因为他们被要求要以身作则，而对于那些被迫离开其自由职业——如教师、律师——成为战士的士兵来说，伤亡更是必然。对这些人来说，想要存活几周而不被杀害甚至不受伤的可能性相当小。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子嗣更倾向于成为有德行操守的领导，而政治权威则被切分、损害、碎作一地：如同阿斯奎斯、贝特曼·霍尔维格、莫罗·内拉顿以及罗斯福家族。同样，艺术家和作家们也在颠沛流离中丧生：如弗朗兹·马尔克、翁贝托·薄邱尼、奥古斯特·马科、亨利·戈迪耶·布尔泽斯卡、阿兰·傅尼埃、艾萨克·罗森伯格、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爱德华·托马斯、夏尔·佩吉以及威尔弗雷德·欧文。因为一战埋葬了大量的天赋和传统，所以一场激烈的二次战争无可避免，包括政治、社会、道德在内，这些社会文明的基础将得到重新审视。

语言与战争

随着战争的爆发，也出现了一些传统的庆祝浪潮，在这些浪潮退去之后，人们开始对社会进行重新审视。起初时这一进程非常缓慢，也很谨慎。在战争期间，人们只有必要时才会这样做，而且基本上都是私人行为。1916年，亨利·巴比塞确实出版了一本广为流传的小说《炮火》，谴责这场战争。但最初吸引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而非他对战争的谴责。受到巴比塞影响的诗人，西格里夫·萨松曾试图对战争发表公开抗议，但后来又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拉回到战争前线。同样，在中立的苏黎世，达达主义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特里斯唐·查拉、理查德·胡森贝克、雨果·鲍尔，以及其他流亡者一起，开始模仿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一切事物。最初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共鸣，但人们已经开始质疑各种基本问题：理性、荣誉、责任、爱国主义、美丽、阶级、爱情、艺术，以及最重要的——权威。

在这些质疑中，语言的完整性似乎首先遭到了破坏。当情况紧迫、现实情况又不可预测时，文字似乎非常遥远，而句法也似乎完全提供不了任何帮助。特里斯唐·查拉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写诗的文章，他写道：将报纸上的文字剪下来装进袋子里，摇晃这个袋子，然后一个一个地剔除掉里面的文字——那就是一首诗了!约翰·梅斯菲尔德说，写诗需要为烂泥想出一个新词；路易斯·迈雷特说，写诗需要为“死亡”想出一个新词；比弗利·尼克尔斯说，写诗需要为“战争”想出一个新词。美国作家海明威总结道：“只有地名还有其尊严。”他在一战中曾到达过意大利前线。

由于无法想象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现实，参加过一战的士兵们感觉自己好像是拥有了一个秘密。查尔斯·卡林顿表示：“这个秘密，永远无法传达与人。”如果语言都不稳定，那么人还要如何进行交流？社会契约还剩下什么？法律和权威又会如何？旧的思想轻而易举地变得无效，就如同被扎破的轮胎。奥斯伯特·希特维尔说：“‘英雄们’变成了‘讨厌的人’。”而当这种表达的危机在下一场战争中达到一个新高度时，弗吉尼亚·伍尔芙讽刺道“无言即是快乐”。

大多数的战斗人员直到最后都记得他们社会所宣扬的那一套陈词滥调——艾萨克·罗森伯格称其为“二手习语”。当奄奄一息的士兵们还在喃喃着的婴儿时期就已经耳熟能详的祈祷语“神圣的耶稣，慈悲为怀”，对一些人来说，战争还是件“大好事”，至少他们在家信中是这样写的。战争参战国利用大众教育和其他国家机构大力宣扬某些价值观和设想，而战争也是在这些价值观和设想的基础上打响的。除了俄国，四年多来旧的价值观在各国都经受住了考验，但是怀疑的种子却已经种下了。

在一些战败国的文化中，这种语言表达的危机更为凸显，尤其是在德国或意大利这样没能分得应得胜利品的国家。在这些社会中，战争经历带来的神秘暗示比缜密的思维更加重要。于是这场战争就具有了其精神实质，而非理性实质。很多从一开始就参战的德国人称，战争是一个有关“精神解放”的问题。当以这种逻辑面对失败时，对战争经历的庆祝，就要远胜于对战争目的和结果的庆祝。这种情况下，谚语“饥寒起盗心”便成了行为的指南。

战争的纪念

不幸，以及其伴生的悲伤，是20世纪20年代的主流情绪。临时搭建起来的战场墓地中，十字架摇摇晃晃，成了一个美丽的勋章。新的墓地已经建了起来，在这里，人们为在战争中牺牲的人立了墓碑，并竖起纪念碑。吉卜林称这座坟墓为“静寂之城”。墓碑的图腾自然选用的是传统的类型。在英国，每位牺牲者的家庭都收到了一本意见册，帮助他们为其挚爱的人选择墓志铭，这本册子的推荐语句来自《圣经》以及英国文学经典。在安详的秩序与光荣的鲜花下，诗人艾德蒙·布兰敦受到了启发，称英国与帝国的坟墓为“崇高行动的诗歌”，而这场战争则是“死者通过光辉的事迹诉说与世人的文字”。

法国的米其林公司和英国的百福旅行社等公司曾尝试在战后立即将战场变成旅游景点，但收效甚微。但是慢慢地，游客们开始去寻找他们挚爱之人的长眠之地。这种朝圣活动在1928—1929年大萧条前夕达到了顶峰。1928年夏季，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组织了一次伊普尔朝圣之旅，有近1.5万人参加。为失踪者准备的蒙宁门纪念碑游客留言簿，在7月收集了8000多个签名，在8月份又有近1.5万个签名。德国人原本被禁止进入法国和比利时，后来这一条令改为“不鼓励访问”，但自纪念碑竖立后，也有德国人开始来到这里。官方的讲话都开始重申战争的道德目的：协约国是通过责任与牺牲以维护自由和尊严；而德国方面，正如兴登堡将军1927年在坦能堡战役纪念碑落成时的献词中所说，即“保卫祖国”，“我们怀着单纯的心行军……用纯洁的双手进行战斗”。包裹着战争与亡者的是一层虔诚的盔甲。

战争文化

人们在哀悼的同时，为了保持理智，也在像吉卜林一样试图遗忘。罗伯特·格瑞夫斯和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曾约定，不再讨论这场战争。前军官兼考古学家斯坦利·卡森也有着同样的看法：“我们都对战争闭口不谈。”军团的历史都被记录了下来，同时也出现了回忆录和一些怪诞的小说：如阿兰·赫伯特、查尔斯·爱德华·蒙塔古、恩斯特·荣格尔、罗兰德·道格拉斯、R. H. 莫特拉姆和爱德华·艾斯特林·卡明斯。荣格尔在德国备受喜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钢铁风暴》中赞颂了原始的暴力，这本书于1920年首次发表，很快就增版印刷，一次印刷了5000～6000份，但仍供不应求。厄内斯特·雷蒙德的《诉于英格兰》描写了战争的浪漫，于1922年首次发表，它在20世纪20年代间也是每年都在印刷，但是印刷的数量要少一些。美国人都在期待一战的小说，一个能用恰当的荷马视角来看待一切的小说。但是出版商除外，当图书企业遭遇10年期的大规模失业问题时，那些关注利润的人认为公众对战争并不感兴趣，公众审美倾向的数据也肯定了这一观点。1927年8月，英国30万电影观众接受了一次民意调查，他们对战争电影甚至是历史电影都毫不感兴趣。伪装成社会戏剧的多愁善感的情爱电影才是他们的最爱。那一年中以“爱”为名的电影多达22部，其中有《沙滩情缘》《爱在十字街口》《贝蒂·彼得森的爱》，甚至是《嗜血的爱》。

战争结束后的前十年中似乎没有什么时间来看一本书。电影院、汽车、飞机——各种令人兴奋的事物和热闹的活动似乎都要比读书这样古怪的消遣更为可取。大众文化掀起了新的**。似乎受到美国和其他前线国家的影响，许多令人兴奋的新东西涌进人们的生活——像是节奏鲜明的爵士乐，畅饮松子酒的前线女郎，还有查尔斯顿舞。年纪大的人为这些图像、声音和语言感到震惊。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将这种新道德以及高度追求感官享受归因于战争的影响。

战争的那些物质景观正在恢复，前往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前战区更加容易，坟墓成了西部战线上的主要旅游地。与此同时，许多退役军人认为自己正在失去曾经的战争。不仅是时间破坏了战争，多愁善感、粗俗与无知也是帮凶。格哈德·申克是一名德国人，他在1927年前往佛兰德斯。他震惊于农村地区的重建，但更忧心于伊普尔对战争的商业化行为。除了在商店大量出售制作的纪念品，街上的儿童还向他出售生锈的武器、头盔、手榴弹和束腰外衣的扣子。前皇家步兵团的一名上尉回忆说：“伊普尔的布料会馆一定和尼亚加拉河一样，被列为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场景之一。”小说家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在1935年11月11日前往伊普尔，去悼念他在1915年牺牲了的父亲。伊舍伍同样被这里的粗俗所震惊。“这个小镇确实是‘永远的英格兰’，”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充满了肮脏的小茶馆，伪劣的纪念品和高声的叫卖。”

如果说1918年后传统的政治权威受到了严重质疑，那么随着俄国内战的肆虐与欧洲其他地区间歇性爆发的战争，艺术中陈旧的表现形式也开始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一种狂野的经验主义开始普遍出现在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和文学中。艺术家们使用他们的刷子和油漆，就如同使用左轮手枪和炸弹。马塞尔·杜尚给蒙娜丽莎留下了一小撮胡须并称之为艺术。在一次展览中，他使用了一个小便池，并称其为“喷泉”。他说，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容易被人讨厌的对象。作曲家谱出了灵魂充满痛苦的曲子，剧院制片人和导演们也在寻求改变世界的方法。愤怒和暴力的情绪渗透到了艺术中。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因一个被摧毁的景象而欣喜若狂——“教堂和炸药轻易便堆积出了辉煌与混乱”。而表面上温柔的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将这些句子作为其诗歌戏剧《法官的审判》的结尾：“秃鹰在空中盘旋，飞过曾是城市的荒漠，杀!杀!杀!杀!”

战争过后，出现了一批新型艺术知识分子——介入派。他们认为，从前被认为是泾渭分明的文字和行为开始相互融合。知性与理智开始为人所重视。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也许是这类人中的最佳代表人物，他是一位通过切实行动来打造自己文化形象的人。“我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道伤疤。”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这样说道。赞赏马尔罗的评论家们都将他的书称为伤痕丛书。在这里令人兴奋的生命力超越了道德，生命也超越了善恶。老兵恩斯特·荣格尔在他的著作《内心的斗争》中写道：“我将目光投向过路的女人，目光如同手枪一般迅速且极具穿透力，我为她们不得不露出的笑容而感到高兴。”对他来说，战争的精神层面与物质方面一样重要。他认为，停战协议与和平协议后，一战还在继续，或者说，战争从未离他远去。他将创造性的破坏能量视为指引未来的灯塔。

超现实主义者安德列·布勒东谈及了“客体危机”，但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主体危机”同样存在。精神分析理论对新形势的研究有着独特的作用，而弗洛伊德也成了20世纪20年代家喻户晓的名字。尽管爱因斯坦尽量避免将他的相对论与新的艺术形式联系起来，但普罗大众并不介意这种关联。1921年，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暗示了数学对科学的影响，并声称：“数学拯救了艺术。”而在这一切之中，一战也像是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一样，但以一种更全面的方式，摧毁了绝对真理，让公众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反思1915年艺术的主旋律，特别是战争对文学的影响。约翰·高尔斯华绥曾预测英国将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他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写道：“那种压力很可能对文学产生比战争本身更根本、更强大的影响。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想要出现任何令人震惊的变化，那么至少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而不只是一年的时间。”到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了十年的政治动**、经济混乱、失业以及其他不景气的局面。高尔斯华绥的预测成真了——大众情绪崩溃了。战争又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然而，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通过更为及时的关注，能使得一战成为重要的媒介。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小说《西线无战事》就诞生于这一动乱时期。1928年末，柏林的报纸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连载。在1929年，此小说单行本发行。短短的几个月内，31岁的雷马克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到1930年，这部小说已经出现了28种语言的译作，世界销量将近4000万册。从1928年末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战争题材的书成为出版物的主要内容。这其中有作家罗伯特·格雷、埃德蒙·布伦登、齐格弗里德·萨松、里查德·奥尔丁顿、欧内斯特·海明威、路德维西·雷恩、阿诺德·茨维格的小说和罗伯特·塞德里克·谢里夫的戏剧作品《旅程终点》。这部戏剧在伦敦连续上映了594场，并于1929年底在12个不同的国家上演。同时期也出现了大量战争题材电影，其中包括G. W. 派伯斯特的《1918年的西部战线》、赫伯·布雷农的《格里斯查中士之案》以及刘易斯·迈尔斯通为环球影业公司贡献的雷马克小说同名改编作品。《西线无战事》这部电影于1930年上映，全世界的人们纷纷争相观看。当年这部影片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战争热”利用战争来表达当代人的焦虑。然而，与此同时，比起历史学家们之前或是之后的作品，它都更加塑造了一战的流行形象。一些最成功的作品，例如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格瑞夫斯的《告别这一切》、茨威格的《格里斯查中士之案》以及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它们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徒劳的大屠杀，极为不公，是政治和社会的灾难。海明威说，进步与目标，所有这些浮夸又带有腐败性含义的词语，散发出一种让人厌恶的气息，让他想起芝加哥的牲畜屠宰场。只有个人的适应力与真挚的同志情才在这个地狱中有所意义，尽管是悲惨的意义。普通的士兵，不知名的战士，无名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受害者，成了这场战争的象征。在这样一个人们普遍缺乏坚定意志的社会中，反英雄主义开始取代英雄主义。威尔弗莱德·欧文，这位年轻的诗人在停战协议敲定前的一个月被杀害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说道：“诗歌存在于悲悯之中。”十年之后，雷马克也以更加平静的说法表达了这一意思。20世纪20年代的新英雄是不合时宜的流浪者查理·卓别林，他在生活中奋勇前进，又被生活所击倒。

如果说“战争热”比战争还要更能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的民众情绪，那么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些书和电影是那个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在1931年写道：“美国人并不是被那些死在法国和佛兰德斯战壕中的德国士兵所征服，而是被那些死在德国书籍中的德国士兵所征服。”他所说的这句话，指出了小说对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巨大影响。在发展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想象力方面，小说家和电影制片人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历史学家。而这，同样也是一战的后果。

这种对“泥与血的文学”的信任激怒了很多人。对于很多退役军人和遇难者家属来说，这样的说法——即这场战争不过是在白费力气，他们的亲人就像是儿子被父亲杀死了一样，不过是战争的牺牲品——是一种亵渎。因为雷马克和格瑞夫斯的书中都牵涉了大量的肉体内容，所以有些人厌恶地称这类文学为战争文学中的“厕所流派”。在英国及其领土内，人们普遍地把它当作一种外来流派。1929年在福克斯顿举行的停战庆典上，一位牧师说道：“我没想过有一天我竟然会读到这些书，它们虽出自同胞之手，却像是敌方宣传者们干出的卑鄙勾当。”本来这场战争的目的在于对抗外国的胡作非为。而这种异化的堕落文化却又一次影响了土生土长的年轻人。

但是在德国，同样有人反对雷马克之类的人。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德国战后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即《凡尔赛和约》签订的十周年，条约里“战争罪责条款”令人苦不堪言。在那一年，德国的经济也遭遇重创。世界各国都在遭受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德国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1929—1930年间，纳粹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多数选票从而上台执政，而这正是因为雷马克笔下那些士兵们的心灰意冷。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在内的许多纳粹党人，都曾在一战期间服役，他们把在战争中取得的精神成就看得非常重要。他们斥责雷马克等人，并且通过暴力的示威游行反对柏林在1930年12月上映这部由好莱坞制作的和雷马克小说同名的电影。当时，中间派领袖海因里希·布吕宁带领中间派成员组成了脆弱的联合政府。他们屈服于压力，最终以这部电影中包含了对德国的敌意为由，成功地封杀了这部电影。

1933年1月，希特勒的掌权加速了欧洲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在两个政治极端，士兵是无助受害者这样的形象都不受欢迎。无论是对法西斯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来说，士兵都是革命的行为主体。但是，大家对战争的集体记忆与这个理论背道而驰。1939年，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无人欢呼，甚至在柏林都没有。

一战的记忆就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两次大战之间，再也没有比1938—1939年针对德国领土要求的国际谈判更令人沮丧的了。“战争热”时期的文学、戏剧和电影基调都表明，一战并不值得付出如此代价。《英国陆军季刊》于1930年4月卷中写道：“在今后的很多年，应该不会有另一场大战了。”相比之下，对于阿道夫·希特勒而言，正如他在《我的奋斗》中写的那样，这场战争是“我世俗经历中最伟大、最令人难忘的时光”。然而，尽管如此庆祝暴力，希特勒并未预料到，1939年发动的这场战争，他自己甚至是其核心集团都未曾感到喜悦。

1945年后的战争记忆

法国与英国在侵略波兰后，于1939年9月对德国宣战，尽管在宣战中进行了道德声明，英法只做了表面功夫的战斗。法国战败，英国则由于希特勒在军事战略与政治判断上的失误而侥幸逃过一劫。一些旧的言论再次被提起，但这次战争中的宣传与上一次的战争宣传已然大相径庭。这次是为了生存的顽强斗争，而不是教化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程度、破坏力和破坏范围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想象。二战中发生了严重的道德困境，同时种族清洗、对城市的密集轰炸以及战争结束时使用的原子弹武器等，都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而这是一战中使用的重型火炮、潜艇、坦克，甚至是毒气所不能比拟的。一战作为一种原始的、不成熟的战争，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去。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热战逐渐变为冷战。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历史重要性似乎比德皇威廉、沙皇尼古拉二世甚至威尔逊总统都要大得多，更不用说首相劳合·乔治或克列孟梭。随着世界分裂出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也随着核世界末日的预言变得越来越真实，一战相应地变得不那么伟大了。二战似乎展现出了比一战时更大的鸿沟。

然而，20世纪60年代，我们对这个世纪的看法再一次得到了改变。一股新的反讽浪潮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敌对情绪联系在了一起。讽刺时事的滑稽剧集《多可爱的战争》的大获成功以及在对抗越南战争时兴起的黑色幽默，在魏玛时期与达达主义和柏林卡巴莱歌舞表演的幽默结合在了一起。此外，历史学家开始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连续性。人们似乎达成共识，1914—1945年间的数年构成了20世纪的30年战争，其本质是欧洲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场内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前往战场进行大范围旅游的想法还为时过早，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想法才成为现实。如今，谁去参观了在佛兰德斯、维米岭、索姆河、凡尔赛的战场以及那些在一战中死去的人们的坟墓？他们为什么去参观？在参观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的家人与战争有关。在墓地的游客簿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加拿大人这样的感慨——“终于找到你了，爷爷”。很多旅行团前往此处，学校班级也经常组织参观。但实际上，临时的访客可能占大多数。

游客簿中的评论往往是陈词滥调或多愁善感的句子。有关政治、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反馈是最常见的。荷兰人、比利时人以及北欧人似乎最喜欢表达和平主义的情感；英国人喜欢引用诗句；而美国人则喜欢通俗的表达。然而，大多数评论中还是包含着很深刻的感情。从参观者访录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战依然吸引着我们。在爱尔兰农场公墓，一位澳大利亚人写道：“有幸至此参观，得偿所愿”。

一战之中，有关堑壕战的强度、不可预知性、难解之处、恐怖之处以及实际运用中的无效性等问题的讨论贯穿整个世纪。我们感激士兵们所做出的贡献，也敬佩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极大耐力。我们中一部分人甚至会遗憾——正如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西方世界可能再也无法得见这种刚毅果敢。但是战争是否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了？真相是，不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至少在短期内，我们都想象不出比现实更坏的结果了。1915年，高尔斯华绥写道：“或许在这场死亡风暴过去30年后，我们之中得以幸存下来的这部分人回望过去时，会以一个失望的笑来为这个话题画上句点，并承认要是没有这场战争，世界还会是原来的样子。”然而30年之后，到了1945年，高尔斯华绥已不在人世，但死亡风暴又被重新掀起，没有人发出笑声，只有可怕的沉默。

但是，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在这场将被永远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中，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局势的颠覆改写了历史，旧政权的削弱则解放了创新的能力。这全都回馈到了我们自己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战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现代社会为了解放的伟大冒险；它是民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它对全世界都敞开怀抱，是20世纪的代表性大事件。

我们仍沉湎在这场战争中。温斯顿·丘吉尔称其为“人类最伟大的争论”。一战带来的悲痛至今仍挥之不去，对于它，我们永远无法忘怀，也永远无法真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