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葛瓦斯

“战后”时期？

一战在1918年11月结束了吗？这一问题的答案要求证于地理学。对西部战线上绝大多数的战斗人员而言，11月11日的停战结束了这场已经导致数百万士兵和平民死亡的战争。然而，大多数研究一战的历史学家都会同意，东部还没有进入和平时期。恰恰相反，大规模的暴动仍在持续，这一时期经常被称为“战间期”(但具有误导性)。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多集中发生在历史悠久的欧洲战败帝国的广袤领土上：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奥斯曼。这些帝国从地图上的消失助长了新的、激进的国家的出现，并提供了空间以供他们通过不受限制的军队来捍卫他们真实的抑或是幻想的领土。战后的暴力活动范围很广，从芬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开始延伸，穿过苏俄、乌克兰、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德国，一直穿越巴尔干半岛，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加索和中东地区。在托马斯·马萨里克总统的领导下，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了唯一暴动之外的和平之岛。早在1919年，俄国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彼得·特鲁夫就注意到，对生活在中东欧的人来说，一战还远未结束：“这场世界大战随着停战协议的签署而正式结束……然而事实上，从那时起我们所经历的，以至后来还在继续经历的一切，都是这场世界大战的延续与变形。”

1918年在莱茵河东部爆发的冲突有一些不同之处，这点不同在于，此时，欧洲国家已经或多或少地垄断合法暴力长达一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军队成为常态，而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间根本性的重要区别已经被纳入法律(即使这些条例在实践过程中经常被违反)。战后冲突扭转了这一趋势。在缺少国家统治的情况下，各种政治派别的民兵都扮演了国家军队的角色，而朋友和敌人、战斗员和平民之间的界限，远没有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么清晰。内战、革命、反革命和边境战争都在同时爆发，而边境战争通常发生在没有明确划定边境线的国家之间或是没有国际公认的政府之间。德国的自由人士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并肩作战(或是反目成仇)，俄国的白军与红军在整个版图上都燃起战火，而波兰、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武装部队则在未明确划定的边界上相互作战。其他武装冲突的爆发点包括阜姆、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东部、高加索、上西里西亚、布尔根兰州和前奥斯曼帝国的国土——这些地区现在被人们称作“中东”。一战的战胜国英国和法国也没能逃脱这些暴力事件，他们的问题多集中在殖民地上。在对正规和非常规的英国军队进行血腥游击战后，爱尔兰获得了独立。在更远的埃及、印度、伊拉克、阿富汗和缅甸，英国派遣了大量的军队以平复骚乱，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印度支那和摩洛哥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

但最严重的动乱发生在欧洲中部和东部，从1918年一战正式结束到1923年《洛桑条约》的签订，这一短时期内的死亡人数非常之多：包括在俄国内战中遇难的人，超过400万人由于内战或种族斗争而丧生，其中还不包括数百万被驱逐的人和从中东欧这场浩劫之中逃离的难民。

这些冲突背后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这使得人们很难找到明确的原因来解释“战后”欧洲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程度的暴力事件。然而，我们又必须对其进行简化。我们通常认为可能是因为以下三个因素：第一，俄国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国际的政治格局，同时也作为一种空想理论鼓动了反革命武装的奋起，而且它不局限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能会胜利的国家。第二，一方面是1918年失败带来的力量(对意大利来说即是“残缺的胜利”)，另一方面是胜利带来的内在安抚力。第三，欧洲帝国突然分裂，而继承国无法与邻国在边境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综上所述，这些重要因素可以帮我们理解在这个近代历史的关键节点，大量的非法军事暴力事件产生的原因、过程，以及产生了怎样恶劣的影响。

俄国革命及对欧洲内战的担忧

“1917年”在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政治暴力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虽然一战本身为政治的残酷化奠定了基础，但对于俄国及其大多数人来说，1917年的革命及之后的内战成为改变其生活轨迹的重大事件。暴力冲突现在已内在化和普遍化。在随后的几年里，红军招募了多达500万人(其中超过70万人死亡)，大约100万人被征入白军，伤亡可能高达22.5万人。此外，足有130万人因为苏联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死去，另有10万人因为白色恐怖而死去。据估计，疾病肆虐下，有200多万人因病去世，其中包括28万红军士兵。

罗曼诺夫王朝的领土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在爆发内战，战事的残酷令人难以想象，而且没有道德的约束。虽然暴力行为并没有针对性，但是犹太人却经常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在整个罗曼诺夫的领土上都是如此。因为俄国革命中犹太人较为强大，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很快污蔑称1917年革命是犹太人的阴谋。最初是俄国白军利用这一谬见做宣传招兵之用，他们试图组织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在招兵时总是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承诺(“土地、面包、解放”)。打出“反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这张牌至少让白军有一些能产生共鸣的身份认同，而这很快导致整个前罗曼诺夫帝国土地上爆发了反犹太主义暴力。在考纳斯和其他立陶宛的城镇中，犹太人受到骚扰，他们的店铺窗户被砸碎，他们的意第绪语铭文被涂抹覆盖。俄国西部和乌克兰的情况更加糟糕，犹太人受到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人士的仇视。仅在6—12月期间，就有10万犹太人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安东·邓尼金“志愿军”的成员做的。然而，邓尼金的部下并不是唯一专挑犹太人杀害的人，乌克兰和波兰的民族主义军和各种农民部队也加入屠杀犹太人的队伍中，通常是酗酒刺激下的屠杀行为，单在1919年的乌克兰就记录了934起类似事件。

没过多久，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最主要受益人这一说法就蔓延到了俄国境外。事实上的确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在随后1918—1919年的欧洲中部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柏林的罗莎·卢森堡、慕尼黑的库尔特·艾斯纳、匈牙利的库恩·贝拉和维也纳的维克多·阿德勒，这使得这样的指责看似合情合理，甚至英国和法国的媒体也这样认为。例如，三分之一的当代法国报纸都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归因于犹太人的影响。而在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在1920年写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将欧洲大陆革命都归咎于犹太人：“没必要夸大国际上关于犹太人在开创布尔什维克主义方面的作用，也不必夸大他们在俄国革命中的实际推动作用。但是，无神论的犹太人，他们的作用无疑是非常大的，可能远超其他所有人。”

1919年以后，伪造的《锡安长老议定书》被翻译成西欧语言，在国际上广泛流传，也更进一步地煽动了这些观点。1921年，它被曝光纯属伪造虚构，但这也并没能扭转因此而引起的对反革命的想象力的巨大影响。然而，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缔结在欧洲不同的环境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只在莱茵河东部(并且在易北河以东更为明显)，这种“反犹布尔什维克主义”才引发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大规模谋杀，而这直到1945年才成为欧洲历史一个非常突出且可怕的特写。

然而，尽管犹太人在反革命暴力的受害者中特别突出，但俄国内战影响了所有年龄段的人、所有社会群体且不分性别。这场内战中爆发了如此不受限制且无差别的暴力事件，主要有几个原因：除了在意识形态动机下与广义的内部敌人进行事关存亡的斗争之外，前沙皇帝国国家建设的残酷与极度的食物匮乏也放大了这场极端暴力。战争混乱、储备枯竭以及分配问题，造成基本物资的长期匮乏，1917年之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为了集体生存和个人生存，还出现了原始掠夺。1921—1922年的饥荒波及了2200万～3000万人。伏尔加地区和乌克兰各自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预计都有100万人左右。有些学者甚至声称总人数能达到500万。1917年起，饥肠辘辘的逃兵部队对农村实施恐怖统治，催生了各种农民自卫团体。这些团体在与特别政治警察——契卡打交道时使用了极端形式的暴力，政治警察为了粉碎叛逆的农民团体而回之以暴力。对许多现在陷入内战无节制的暴力中的人来说，一个政权如果无法保证民众安全，当地就会出现更多的自发组织，甚至出现惨绝人寰、竞相残杀的暴力方式。

在俄国革命后出现的众多暴力活动参与者中，有两个团体因为其庞大的规模而尤其突出，他们声称自己是崩溃的俄国帝国军队的继承者，是唯一合法的武器持有者：他们分别是红军和反革命的白军。红军在正式成立之前，主要是由工厂工人、士兵和水手组成的非法军事志愿者组织，也就是所谓的赤卫队。在罗曼诺夫帝国日暮途穷时，赤卫队对国家合法暴力的垄断提出了挑战，1918年这支队伍被重组为红军。很快，芬兰人、爱沙尼亚人、乌克兰人、匈牙利人和奥地利革命者都开始复制赤卫队的模式，而赤卫队也开始代表一群由新型意识形态所驱动的暴力革命参与者。

同样，战后几年间极右势力的一方也见证了武装团体中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现，这不仅限于俄国，但它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俄国榜样的启发。然而他们的政治目标通常比那些共产主义者的要更加模糊，起码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上在为实现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乌托邦而努力。相比之下，俄国“白军”更加不受理论等事物的束缚，他们只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这也导致他们最终的失败。白军的主要领导者，包括东部的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北高加索和顿河地区的安东·邓尼金将军和克里米亚的彼得·弗兰格尔，他们从来没有在统一的军事指挥下进行过系列军事行动。在西伯利亚和俄国南部，自封“首领”的格里戈里·谢苗诺夫或是罗曼·冯·恩琴也都在单独行动。虽然他们被白军所认可，但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强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或是“反红”。“反红”现在已经覆盖了阶级革命中一大部分的松散联盟的敌人。

特别是在乌克兰，随着农村地区变得日益混乱与目无法治，大规模的农民自卫运动爆发，而因为有更多暴力活动参与者的加入，白军和红军之间的内战也变得越发复杂。这一运动借历史上的哥萨克人为名——哥萨克人的国家早在19世纪初就在乌克兰消失了，但他们作为过去繁荣和自由的象征而活在大众的记忆中。很快就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加入其中，例如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内斯托尔·马克诺，他召集手下4万人的黑色军团在南部草原上集合。然而，无论这些绝大多数没受过教育的农民战士效力于红、白、绿、黑哪一种颜色的旗帜，在当时执政的政治制度每年都会发生几次变化的情况下，生存问题比意识形态重要得多。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随后在前沙俄领土上爆发的内战，很快便与其他国家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相互作用，他们要么给那些渴望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暴力变革的人树立起希望的灯塔，又或者成了某些人的噩梦，因为一穷二白的人民大众要站起来了。在诸多的案例中，芬兰，这个并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在1914—1918年间仅有不到1500名芬兰人自愿参与对俄或对德战争)，却表现得最为极端。尽管在战争中并没有多么“野蛮化”，但芬兰却经历了整个时期最血腥的内战之一：超过3.6万人——占总人口的1％——在1918年内战的6个月内死亡，这使其成了20世纪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之一。很长一段时间，史学家都仅仅把芬兰内战当作俄国十月革命的延伸。然而事实是，在芬兰(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威胁大都被夸大化了。经常出现的声称“俄国参与”芬兰内战的说法实际上非常边缘化，在与卡尔·曼纳海姆将军的白军作战的部队中，俄国的志愿者只有5%～10%。即使布尔什维克授意的赤卫队在1918年1月于赫尔辛基实施武力夺取政权，从而引发内战，但更为温和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几乎立即控制了革命运动。最终，这场运动与同一地区团体成员之间进行的极端暴力事件(内战中的典型事件)一起被镇压了。

要说最遵循俄国革命模式的国家，当数由库恩·贝拉领导建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了。匈牙利革命照搬俄国赤卫队模式，试图守住革命胜果，但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也仅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不久便被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联军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在米克洛斯·霍尔蒂领导下的反革命政府，这是一个利用极端暴力手段报复所谓“红色恐怖”的政权。

即使是在布尔什维克不太可能武力接管的国家中——如德国或是奥地利——俄国布尔什维克这个坚定的革命性少数群体成功一统大权的事件，也迅速为其政治注入了强大的新能量，并催生了坚定的反革命武装。对他们来说，暴力镇压革命，特别是对革命者进行暴力镇压，是他们最主要的目标。18世纪后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恐慌的统治阶层担忧会发生像推翻雅各宾政府一样的革命。1917年后许多欧洲人怀疑布尔什维克主义会传播到旧世界的其他地区，煽动暴力人员和活动以应对他们感知到的威胁。欧洲各地所面临的这种威胁的特点在于，对既定秩序的威胁不甚清晰：从攻击资产阶级观念的匿名群众，到专门攻击女性狙击手和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阴谋。有关布尔什维克暴行的新闻引发了这种抽象的恐慌，其中许多是事实，但也有一些夸张，这些消息大肆传播到西欧甚至是美国。1920年9月16日在华尔街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导致3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一事件很快(但错误地)被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特工。美国对“俄国状况”的恐慌并不如欧洲中部那么明显。在中欧国家，这种恐慌很快导致政府迅速采取了从政策到法律的专制管理措施。此外，法西斯势力也开始上台，狂热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企图清洗整个世界。

战败国的动员力量

1918年10月31日，亚得里亚海哈布斯堡舰队司令米克洛斯·霍尔蒂向他的陛下卡尔一世发送了最后一封电报，向他保证了自己“决不动摇的忠诚”。几分钟后，他就将自己舰队的旗舰“**S联合力量”号让与新南斯拉夫州(未来的南斯拉夫)，解放了他部队中的捷克、克罗地亚、波兰和德奥的水手以及官员，使他们成了后帝国时代前途未卜的国民。然而，对霍尔蒂本人来说，战争还没有结束。一战主要战争国之间的斗争结束后，他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件要做的事：从各个势力中将他的祖国匈牙利独立出来，据称正是这些军队导致哈布斯堡王朝失败，同时导致他们的帝国解体。

从这方面看，霍尔蒂对1918年末局势的反应与37岁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反应并无二致，凯末尔几乎是同时从沦丧的巴勒斯坦阵线撤回到了伊斯坦布尔。1926年，当他已经被公认为阿塔蒂尔克并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时，他回忆起当他抵达被击败的奥斯曼帝国首都时，正是他接受“使命”要将这个帝国的“突厥民族的核心”转化为土耳其单一民族国家的时候。他将通过一系列暴力冲突来完成这项任务，在此之前他阻止了希腊进军安纳托利亚，这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大规模的平民驱逐。

这两个例子都有助于解释欧洲发生战后暴力活动的地域如此不平衡的第二个原因：战败的动员力量。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权力的制衡，还关于一种心理状态(包括拒绝承认逆转局势)，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称之为“失败的文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在组织和支持数百万欧洲人部署大规模暴力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也是国家(与军队领导层保持紧密合作)在负责军事和文化上的遣散工作(一旦冲突结束，便对暴力进行合法化，重新吸收或中和战争中的暴力)。只要国家被击败，无论是现实中被击败还是在精神上被打败(如意大利的民族主义)，都很难再发挥这一作用，甚至恰恰相反，它会恶化暴力活动，让一大批团体和个人选择自我修复战败的痛苦和民族的耻辱。

因此，对回到祖国的人来说，是战胜还是战败就显得格外重要，1918年11月，一份个人证言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解释了拒绝被遣散回乡(或是希望遣散)的原因，并表明了在1918年11月之后继续做一名士兵的决心，中欧的非法军事活动家经常引用1918年这种“恐惧从前线返乡”的心情来形容动**下整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这是军事等级制度和公共秩序暂时崩溃所引发的一种情绪。

欧洲战败国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拒绝承认是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中欧帝国的瓦解，他们认为停战协议对于“战无不胜”这一军人荣誉来说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侮辱。在这种普遍看法之下，右翼非法军事的亚文化有着相同的重要特征，至少在中欧如此。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一些参与建立和运行右翼非法军事组织的领导人过去都是一些中下层军官(大部分都是中尉和上尉，也有一些上校)，他们来自中产阶级或是上层社会，都在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帝国晚期的军事院校接受过教育和培训。1919年6月5日，霍尔蒂首次招募了6568名志愿者组成反革命国民军，在这些人中，有近3000人曾经是军队的军官，另有800人是半军事化的边防部队以及宪兵队中的军官。德、奥、匈三国中的许多激进分子都来自农村，特别是边境地区，在这些地方，人们对种族陷入危机的感觉要更真实，是那些生活在诸如布达佩斯、维也纳或是柏林这样大城市中的人所比不了的。在匈牙利，从特兰西瓦尼亚大量涌入国内的难民进一步激化了布达佩斯的紧张氛围。革命以及罗马尼亚军队的暂时驻扎，使布达佩斯这个首都城市已经进入军事化状态。

意大利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意大利并非一战中的战败国，而是获得了一个“残缺的胜利”(至少在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眼中如此)。这种看法得以广泛传播，主要是由于人们在战争结束时预期过高。奥匈帝国的解体、意大利边境线拓展到勃伦纳山口和伊斯特里亚，以及意大利能在巴黎和会的战胜国之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些都是为了补偿其百万的伤亡或是其永久的创伤，但是战后意大利针对达尔马提亚(以及针对阜姆的长期争论)提出的要求遭到拒绝，挫败了那些抱有希望的人。右翼的非法军事组织，如阿迪提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战斗团，他们能得以团结一致的信念就是意大利在巴黎和会上遭到了同盟的背叛，因为尽管意大利在战争中比英国的伤亡损失还要大，但意大利的盟国拒绝了意大利的领土要求。这种信念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相结合，尤其是在战后，社会主义者在意大利北部、中部和波河河谷地区的当地选举中获胜，更加深了这种信念。在国内暴力不断升级时，单1920年就有172名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遇害，其中包括10位人民党成员、4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51名警察。在1921年大选期间，暴力进一步加剧：仅在5月15日选举日当天，就有28人死亡、104人受伤。

战败(有些人或称之为“残缺的胜利”)以及对革命的恐惧(或现实)使信守不同政治信条的人们之间产生暴力冲突，但暴力发生的地点以及程度取决于第三个因素：欧洲帝国分裂土地上的种族冲突。

帝国的垮塌与种族内的暴力

如果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随后的内战引发了人们对欧洲阶级战的恐惧，同盟国的战败破坏了欧洲大陆上帝国的合法性以及可存在性(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其继承国)，那么在一战时，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想法，将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发生战后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场战争与一战密不可分。在其他种族群体反对民族独立的要求时尤其如此。

前帝国土地上所有的民族运动都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承诺中受到了激励，这一承诺镌刻在他于1918年1月发表的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其中称中东欧被压制的国家应该有一个“自主发展”的机会。“自治”的口号成为有力的号召，掀起反帝情绪并动员群众。初期的东欧国家运动很快遇到了各方势力的反对。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族运动抓住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机会宣布独立，当地布尔什维克党，即爱沙尼亚“军事革命委员会”和拉脱维亚“执行委员会”迅速质疑开始新国民议会的合法性。这两个组织都能得到来自塔林(爱沙尼亚首都)和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工人的大力支持，从而导致数月的恐怖活动以及反恐行动。当德国的春季攻势导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部被占领时，情况变得更加混乱。直到当年11月德国战败，红军开始进攻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和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事件才有所缓和。波兰想在欧洲中心重塑强大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努力也遭遇了困难。约瑟夫·毕苏斯基意识到波兰武装部队开始在四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分别是在西里西亚北部对抗强大的德国志愿军，在特申对抗捷克，在加利西亚对抗乌克兰军队，以及对抗有意从西部进攻的苏俄军队。

在被侵占的和被重新占领的地区，特别是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层出不穷的暴力参与者们纷纷涌现：从“红军”“白军”“绿军”“黑军”到德国的自由军团(1919年春天在拉脱维亚尤其活跃)，以及各式各样的反布尔什维克“家园保卫军”，如“立陶宛火枪手联盟”、拉脱维亚的“国家护卫队”或是爱沙尼亚的“防御同盟”(1919年时成员超过10万人)。直到1920年这一地区才恢复稳定。拉脱维亚和波兰成功地反击了“红军”——这在后来也被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民间传说传唱为道加瓦河和维斯瓦河上的“奇迹”——列宁希望将红旗插遍前沙皇帝国领土的梦想暂时搁置了。1920年7月和8月，苏联政府与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签署了和平条约，并重申了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主权。同年10月，最后的德国自由军团也在遭遇里加之门战败后离开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数月后，在1921年，《里加条约》确认波兰成为战后冲突的赢家之一，并将西白俄罗斯、东加利西亚和沃尔希尼亚划到了华沙的直接控制之下。只有较晚加入协约国作战的罗马尼亚，经过同红军的长期作战之后，基本维持原来的领土(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

因此，这一时期东欧和中欧的国家命运大相径庭——从获得了胜利并且领土得到扩张的“小协约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和波兰，到希望破灭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再到面临“国家灾难”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后两个国家都在《特里亚农条约》和《讷伊条约》中损失了大量领土。战争的结果和战后冲突为国家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也为该地区的新一波暴力浪潮埋下了隐患。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特别是在马其顿和科索沃等地区，塞尔维亚和亲南斯拉夫的非法军事集团在一战中取得了胜利，作为主要国家巩固了战争期间侵略所得的领土，并且暴力镇压反抗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领土分裂的命运也影响到了另一个一战中的战败国——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失去了其在中东地区的所有领土。1919年侵略小亚细亚并首战告捷的希腊以及东部地区的亚美尼亚暴乱都威胁到安纳托利亚半岛的领土完整。至今，土耳其青年党和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也被认为是“解放战争”(独立战争，1919—1923年)，而这实际上是暴力成立民族国家的一种形式，代表着战时种族不和的延续，也是安纳托利亚排斥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和亚美尼亚人的延续。如同其他地区一样，国家建设的进程代价高昂，尤其是该国的少数民族，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基督教少数派的怀疑与仇视终于在1915—1916年的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中通过暴力宣泄了出来。

1919年希腊军不明智地选择入侵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导致安纳托利亚西部发生了一场残酷的、长达三年的冲突。最终，战争之神站在了希腊的对立面。1922年，随着土耳其军队进入士麦那，一群奥斯曼帝国的士兵逮捕了士麦那东正教大主教赫里索斯托莫斯，这位主教公开支持希腊入侵，因此奥斯曼帝国士兵将其交给了他们的指挥官，后者又决定将大主教交给土耳其的暴民，导致这位大主教被残忍地凌辱后杀害了。士麦那东正教大主教的惨死不过是一次为期两周的暴力狂欢的序曲，让人想起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期间对敌人的镇压。接着，约有3万名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还有更多的人遭到抢劫、殴打、强奸，施暴者则是土耳其的士兵、非法部队以及当地的青少年团伙，最后他们一举焚烧了这个城市中的教徒住处。这次大屠杀的幸存者被驱逐出了土耳其，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历史上最大的强制性人口迁移。总共有大约90万名奥斯曼希腊人和40万希腊土耳其人，被强行安置在一个他们中大多数都从未去过的“家园”。

遗产

1923年末，欧洲的暴力事件程度明显下降。随着法国与比利时联军撤出鲁尔、俄罗斯和爱尔兰的内战结束以及《洛桑条约》的最终签署，“东部自1914年起就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终于得以画上句号”。欧洲暂时进入了一段政治和经济稳定期，一直持续到大萧条时期。

然而，到了1923年，仍有许多没有彻底消失的文化，包括暴力言论、统一政治以及街头斗殴。准军事主义仍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特征，包括各种运动，如德国的冲锋队或救世军、意大利的黑衫党、罗马尼亚铁卫军、匈牙利十字军、克罗地亚乌斯塔沙、莱昂·德格雷勒在比利时发起的雷克斯运动以及法国的火十字团。尽管在大萧条之前，这些运动就没能取得后续的进展，但他们已经深深扎根于战后时期的动**局势中。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阿塔蒂尔克的新土耳其，斯梅托纳、乌尔曼尼斯以及帕茨在波罗的海实施的统治，这些准军事活动都对各自国家的成立贡献不小，也经常被视为新“准军事国家”的起源，这些国家很快中止了中东欧短暂的民主政治。

再者，战后时期更重要的遗产是，人们认识到需要在乌托邦新社会出现之前清理团体中的外来因素，以铲除那些被认为对团体平衡有害的人。这一信念强有力地构成了1917年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激进政治和行动的共同信念，特别是在那些对战争和战后冲突的结果感到沮丧的国家。无论对这种政治理念进行怎样的阐释，这种单一纯粹的团体政治不论在农民的梦想里，还是工人的抱负中，抑或是人民公社的官僚模式中，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对于理解暴力循环问题至为关键，它也解释了在1917年后30年的欧洲为何发生了如此多的暴力动乱。在此期间，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暴力活动的参与者们遵循了一个一战后诞生的逻辑：像一战时那样，利用军事手段击败敌方军队并对被征服者提出要求(无论多么严厉)都不再是战争的目标，将那些阻止新乌托邦社会建立的人消灭殆尽，才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