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施泰纳

和平会谈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来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的代表团聚集至仍处于战时状态的法国首都。许多非官方代表和请愿者挤在酒店走廊上，一支500多人的记者团似乎记录了这次世界性对话。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吸引了欧洲人的注意力，他也因此成了当时的英雄。疲于战争的人们期盼着美国梦中所提到的和平与繁荣。西部战线已经归于平静，但其他地方的战争仍在继续。三大帝国的失败和崩溃，导致它们以前的领土上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和革命起义。无论是以前的沙俄还是之后的苏联都没有参与和平谈判，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浪潮就如同班柯[1]的鬼魂，笼罩在和平谈判桌上空，威胁着整个欧洲。新旧各国都在抢占着邻近的领土，俄国国内及其边境地区内战频发。协约国军队仍然驻扎的地区还能保持和平，但是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不是胜利者能控制得了的。

尽管伦敦、华盛顿和巴黎做了很多会前准备工作，但实际上会议的安排还是十分混乱。由英、法、美、日这些主要胜利国各派两名代表所组成的十人会议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在3月中旬，一个非正式的四人会议出现了，其中包括劳合·乔治、乔治·克列孟梭、伍德罗·威尔逊以及维托里奥·奥兰多，其中维托里奥·奥兰多是四个人中影响力最小的。他们就需要做出裁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磋商。在考察团、委员会和个人顾问的协助下，“三巨头”以临时、零碎的方式为和平条约中的内容做出重大决策。

由于伍德罗·威尔逊具有一定声望和名气，加之协约国对美国的重要性表示认可，所以全体会议在其第二次会议上才得以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威尔逊担任主席，审议拟议中的国际联盟问题。《国际联盟盟约》以英美草案为基础，由主权国家制定了一个集体行动的制度化模式以维持和平，在次要问题方面，它鼓励各国加强合作以获得社会和经济福利。为了取代之前没能成功的权力平衡体系，新制度把条约中的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作为核心条款，呼吁联盟各成员国尊重和维护其他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使针对单一成员国的战争或战争威胁成为全体联盟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为之行动。第十二条和第十七条则描述了可对侵略方采取的措施或制裁。战争虽然不归属于非法行为，但是需要延期3个月，以便国际组织达成一致意见。《国际联盟盟约》接受了“集体安全体系”的畅想——这个术语仅在20世纪30年代中使用过——但此举并不是为了创造出一个超级国家，而是为了在主权国家的世界中进行运作。

自从成立以来，国际联盟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国际认可，但是对于那些必须去运作这一体系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国际联盟盟约》及其所载的《凡尔赛和约》。而威尔逊的倡议并未能得到英国或是法国政府的支持。劳合·乔治急于平息英国国内强烈的亲国联倾向，他拥护国联，但是对此并没有什么感情，并利用其他个人外交手段达成他的目标。法国人想要建立一个由常备军队支持的加强版胜利者委员会。由于该计划未能成功，保持怀疑态度的克列孟梭只能寄希望于确保法国的安全得到更切实的保障——他对国际舆论的力量并不抱任何信心，但他意识到，需要对国际体系的改变做出回应。将《国际联盟盟约》纳入巴黎和平条约的每项条款中，并暂时把前敌对国家排除在外——这样的做法将新机构与胜利者的和平和现状联系在了一起，使得德国人愈加认定威尔逊出尔反尔，并加剧了苏联对这一新机构的敌意。

“集体安全体系”能否在所有国家都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甚至在这一体系建立并接受检验之前，成员国的后续行动就凸显出了该体系存在的根本弱点。国联的成立被公认为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至少这是国际秩序的一个新特色，对各国的政治家及其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裁军”与“集体防护免受侵略”的承诺，让威尔逊“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的主张更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不幸的是，就像权力制衡一样，新体系还是依赖于主权国家履行条款的自我意愿，不得已时还要发动战争以强迫他们履行。

《凡尔赛和约》

《国际联盟盟约》落实后，缔造和平的主要任务即可展开。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内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这是巴黎缔结的五项和平条约中最重要的一个。此时，距离弗朗茨·斐迪南遇刺已有五年时间。

克列孟梭、劳合·乔治、伍德罗·威尔逊，以及他们各国国内憎恶德国人的民众，都认为德国应该对此次战争负责，并且坚持要让他们受到惩罚。没有人相信德国会因此被摧毁，但也没有人准备迎来一次“软和平”。和克列孟梭一样，劳合·乔治认为这场战争犯了危害人类罪，而伍德罗·威尔逊对正义的理解与德国所期望的不同，包含着强烈的惩罚性因素，认为只有在惩罚过后才有调解的可能。这三位领导人只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目标却完全不同。78岁的克列孟梭特别关注法国未来的安全，并寻求保障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人口众多、经济实力更强大的邻国的侵略。他深信德国会再一次危害和平，因此他想要寻求一个安全体系能够重新调整德法之间的平衡，使其有利于法国。作为一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明白，想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他的想法并非毫无可能实现，通过强迫德国积极参与和平调解，也许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安全体系。在会议召开之前，劳合·乔治就以德国为代价，确保了英国主要海军和殖民地的安全，但他也不只是关心如何惩罚德国，同样他也在关心欧洲大陆未来的安稳。在认可法国提出的安全要求的同时，他也在寻求一个德国人可以接受的“公正和平”，他希望在这“和平”中不会再产生新的仇恨，也不会再有新的阿尔萨斯—洛林来挑起未来的战争。过于严苛的和平会动摇德国政府的统治，带来革命与贫困。英国如果想要追求至高无上的帝国主义同时又有经济野心，就需要一个繁荣的德国重回欧洲舞台。首相在巴黎扮演的角色就是要促成一种和平局面，即最终无须英国维持，而是靠欧洲大陆上各个国家相互制衡的平衡关系。伍德罗·威尔逊思想的关键在于建立新的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和在经济上与其对应的自由世界贸易体系不会排斥一个民主和平的德国的加入。如果威尔逊能更善于谈判，他可能已经签订了一个更自由的条约，但因为他充分相信国联将纠正和平缔造者的错误，所以愿意牺牲“十四点原则”中的一部分内容。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代表着，在英国关注欧陆稳定性，而威尔逊关注民族自决和国际联盟问题时，法国呼吁修改安全策略的要求占了上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发表的精彩的、极具影响力和误导性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声称，这不是“迦太基和平”。德国没有被瓦解，它重新振兴的能力也没有被剥夺。由于其周边帝国的垮台，德国保存了基本完整的实力，甚至可能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条约中的条款虽然严苛，但考虑到这场战争的长度和破坏性以及协约国胜利的完整性，条款还不算过分苛刻。

克列孟梭实现了许多关键目标。德军被裁军，军队限制在了10万人之内，海军更是减少到只比海岸防卫队的人数多一点的地步。德国不被允许使用任何军用飞机。德国遭受的领土损失约占战前领土的13%，失去了650万～700万人口，和所有的海外领土。在其北部和西部的边界上，除了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矿区，其疆域的变化不大，其中有三个小地区被割让给了比利时，北部石勒苏益格的一小块土地经由公民投票后割让给了中立国丹麦。东部的损失更加严重，梅默尔、但泽丧失，上西里西亚中的一部分都被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一次颇具争议的公民投票后，上西里西亚剩余领土中的三分之二被划分给了波兰。对德国人来说，把领土割让给重建后的波兰是最令他们反感的，同时这也是1919年和约中饱受争议的部分。

克列孟梭曾认为，除了裁军条款，领土的变动是法国最主要的收获，但他被迫就莱茵兰、萨尔州和波兰边境问题做出妥协。在劳合·乔治的反对下，克列孟梭不得不放弃要求德国割让莱茵兰，而福煦将军认为这是事关法国未来安全的关键所在。在经过大量的斗争和商讨之后，他勉强同意对莱茵河左岸解除武装，占领右岸领土，并派遣协约国军队对该非军事区进行长达十五年的驻扎。两国还商定了一些条款，旨在根据德国对协约的执行程度来决定，法国每五年是否要从此地撤军。劳合·乔治非常怀疑法国对这片区域怀有霸权野心，他对此表示反对，称割裂莱茵兰与德国将无助于欧洲的重建。他提出了一个处理方法，根据该方法，如果德国无故入侵，克列孟梭的撤军将得到英美两国类似的补偿。在最后一刻，英国的提议能否成行取决于美国的批准，这也是英国首相们惯用的伎俩了。如果参议院否决该条约，英国做出的保证就会失效。法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寻找一个替代的策略。克列孟梭当时意识到了危险，并且让步称，如果德国未能履行其条约或是赔偿义务，他们将延长占领期限或是重新占领此地。然而，他认为保障法国安全主要在于英国和美国未来对法国的支持。然而，在这些备受期待的保证失效之前，克列孟梭从莱茵兰撤退的行为就已经受到了法国的严厉批评。三巨头对这一妥协都感到非常不满，因为这一条约中包含一些强制措施以履行条款，所以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另外，克列孟梭还因为威尔逊总统的强烈反对而没能成功地吞并萨尔州。正是劳合·乔治的说服才让总统勉强接受了撤退。德国将萨尔州的主权交给了国际联盟，并将其有价值的萨尔矿区所有权交给了法国。十五年内将会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如果萨尔州人投票重新加入德国，他们将不得不从法国手中重新购回矿产。克列孟梭承认了这场民族自决的合法性，并认为萨尔州人将会投票重回法国。无论法国人是想要以德国为代价获得极大的经济优势，还是为了重新赢得民众支持以重新获得领土，抑或是两者都有，反正这次谈判没有让克列孟梭得到他所想要的全部，但比威尔逊愿意让步的部分要多。

波兰边境问题的争端，主要发生在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两人之间。法国人完全是现实原因接手了波兰的事业。随着沙皇俄国的瓦解以及俄国革命的成功，法国希望建立一个强大有力的波兰，作为其“东方屏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屏障”的建立旨在遏制德国的扩张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蔓延。威尔逊的第十三点原则是支持波兰独立并拥有自己的海岸线。就像在另一场伟大战争中已故的总统一样，威尔逊需要让波兰裔美国人这一重要的群体感到满意，但同时他也相信重建波兰是必要的，也对这一重建事业感到同情。劳合·乔治不太愿意让波兰独立，而他潜在的反波兰情绪被波兰政治家在巴黎的激进行为和夸张的要求所煽动。他认为波兰包含有大量的德国人，将这样的波兰壮大起来将会为未来的灾难埋下隐患。他很少拒绝领土委员会的建议，这是其中一次，在威尔逊勉强同意的情况下，他对这些委员会的建议做出了一些修改。但泽成了国际联盟控制下的一个自治州，但它并入了波兰的海关区，而且波兰还掌握着该地区的外交权力。在6月份对条约草案的最终修订版本进行磋商的过程中，劳合·乔治成功组织上西里西亚发起了一次公民投票。波兰问题因波兰东部边境局势不稳定而变得复杂化，只有一场苏波战争和1921年3月签订的《里加条约》才能解决俄国与波兰的边境问题。波兰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继承国，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它的领土中包括德国260平方英里的领土。东普鲁士是容克贵族势力的核心地带，新设立的“波兰走廊”将它与德国其他地区隔绝了。“波兰走廊”由波兹南的一部分和西普鲁士组成，波兰得以与大海相连。德国将失去300万人口，这并非德国被分割的全部人口，1922年上西里西亚分裂时这一数字还要再增加。不仅许多德国人拒绝并入波兰，后来的英国政府也认为未来东部边界的再划定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法国坚持反对国家吞并，还是以德语为母语的苏台德地区最终并入捷克斯洛伐克，都没有像波兰问题一样激起德国人的反抗情绪。这些决定几乎都违背了自决原则或民众主权原则，但英国和美国都没有提出异议，而德国人对奥匈帝国前子民的关注远比对他们自己事务的关注度低。

正如这些和平的缔造者在这片新的战场上结束战争后所预料的那样，他们敏锐地注意到了和平协约中的经济利益。德国被剥夺了10%以上的战前资源，包括基本原材料，并且还受到了商业和经济的短期限制。后者是法国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以德国为代价提高法国的地位，但事实证明，英国和美国能够接受法国的战略。最令人意外的是，协约国提出的赔款要求成了三巨头面临的最困难和最具争议的问题。威尔逊没有什么要求，他只希望德国的战争赔款能够严格限于对平民及其财产所造成的伤害，并根据这些原则达成了一项会前协议。他在巴黎设定了一个合理的赔偿数额以及赔偿时限，同时他拒绝了协约国完全不合理的要求，即要求将协约国欠美国的103亿美元债务纳入赔偿金额中，也因此美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有所降低。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在赔款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比其余问题上的压力都要大，因此他们都坚持维护两国国民所提出的赔款要求。但矛盾的是，从他们后期的争吵中可以看出，是英国而非法国希望通过将抚恤金纳入赔款总金额中来扩大赔偿数额，而又是劳合·乔治而非克列孟梭拒绝在这一可能商妥的领域进行妥协。劳合·乔治支持由他个人任命的代表们所提出的数额庞大的赔偿金额，即使1919年3月在枫丹白露，劳合·乔治被警告称要求德国赔偿过多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他也没有改变想法。尽管克列孟梭的顾问们在意见上存在分歧，但是法国还是更倾向于继续执行协约国战时协议或是进行战争债务清算，也不愿意要求高额的赔偿金。他们甚至试图拓宽偿款渠道，与德国人签订工业协定，但是并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话，法国将无须面对转移赔款资金的问题而直接受益。尽管如此，法国下定决心要保证他们应得的赔偿，而英国也在努力获得赔偿金中尽可能多的那份，在两国的施压下，德国要赔付的偿款似乎高得离谱。三位领导人因为无法就战争成本或是德国的赔款能力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同意推迟所有决策至1921年，届时会有一个协约国内部的委员会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此期间，德国将以现金和实物的方式支付两万金马克(约50亿美元)。威尔逊没能成功争取到一个固定的赔款总额以及30年的赔款年限。

赔偿条款受到德国谴责，并在美国和英国代表团中引起了恐慌，针对这种情况，凯恩斯出书进行非难。推迟决策是最主要的一个错误判断。劳合·乔治希望靠推迟决策来安抚民众要求即刻进行高额赔款的要求，让时间冷却民众的情绪，并借机制定更加合理的条款。然而，随着美国退出和平会谈，推迟决策的举动导致英法之间出现了长时间的争论，而因为德国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减少赔款，所以和德国之间也陷入了长期的争论中。赔偿问题成了后和平时代的战场，反映了法德都希望争取到未来欧洲控制权。

条约中赔款部分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第231条，同样对执行结果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作为一项调和国家关系、惩罚责任国的条约，当中所谓的“战争罪责条款”无疑会把德国人激怒。美国建议，这条条款要明确德国对战争要负起道德责任及承担后果，从而满足协约国国内舆论以及德国对赔偿的有限法律责任。有指控称德国及其盟友(这一说法出现在《巴黎和平协约》中)要对此次战争负起全部责任，德国不仅利用这一指控抨击了赔偿条款，还抨击了整个条约的道德基础。短时间内，这种抨击赢得了英国和美国大部分民众的支持。不经意间，和平缔造者们向德国人施压，却为德国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以破坏和平的道德合理性。

东南欧协议

四人议会中除了奥兰多，其他人对东南欧的和平安置问题并不太感兴趣，并倾向于接受领土委员会在拟定新的边境线方面的建议。英国和美国都非常支持民族自决，而法国则更想要建立强大的继承国作为其“东方障碍”的一部分，以替代已经瓦解的俄国联盟。与处理德国问题时一样，国籍不能成为划定边境的唯一依据。战时对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希腊做出的承诺有些得以实现，有些则没有。意大利对勃伦纳山口北部边境的要求，以及其与南斯拉夫在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上的冲突，都是这些争论中最具争议性也是最容易引起不和的问题。失望的奥兰多回国后便因签署了“残缺的和平”协议而受到指责。此外，和平缔造者们不对中东欧的“巴尔干化”负责，因为这一事件在会议召开之前就发生了。他们只能认可民族革命的结果，并平息边境问题和争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三个新的国家在1919年之前就存在了。俄国的西部和南部边界线上有其他七个国家宣布独立，即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存在时间更为短暂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经过持续不断的辩论，他们一致决定，不再对苏俄采取任何行动。面对俄国的持续内战，谈判的大门既没有打开也没有彻底关闭。鉴于布达佩斯的实际情况，俄罗斯境外的布尔什维克梦魇在会议期间有所消退，但是恐慌犹存。俄国由于内战和边境争端缺席了和平会议，东部的边境问题仍无定论。

1919年9月10日与奥地利签署《圣日耳曼—昂莱条约》， 1919年11月27日与保加利亚签署《讷伊条约》， 1920年6月4日与匈牙利签署《特里亚农条约》，这些条约都是在威尔逊和劳合·乔治离开巴黎后签订的，由一些次主要国家处理完成。这三条条约以《凡尔赛和约》为蓝本，载有《国际联盟盟约》，保有类似的战争责任、赔款和裁军要求。区别于对德条约，这几款条约承认了塞尔维亚王国、克罗地亚王国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的地位(1929年“南斯拉夫”才成为官方名称)，并包含有保护少数民族、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的条款条文。奥地利因为只有800万人口以及经济前景极不稳定而残存。由于禁止国家吞并，所以奥地利和德国的边境线还遵循着战前的划定。意大利和战后继承国受益于其前领土的分裂。由于1919年3月21日发生库恩·贝拉革命，和平缔造者们也无法决定如何对此进行处置，所以匈牙利的条约签订被推迟。只有在独立行动的罗马尼亚人占领首都并最终被说服离开之后，才能与匈牙利人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匈牙利失去了三分之二的战前领土和三分之一的马扎尔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人口，它曾对这些民族进行过无情的统治。尽管匈牙利比奥地利经济情况更好，但匈牙利国民在其殖民演变下变得支离破碎，受害不轻。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因此利益受损。不仅是匈牙利成了阻碍和平解决的最大敌人之一，其境外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也深感不平，并且一直高举修正主义大旗。保加利亚人同样在种族问题上非常为难，尽管除了割让色雷斯给希腊(这使保加利亚失去了海岸领土)它们并未失去太多领土。《讷伊条约》的独特之处在于，条约中制定了实际的赔款金额9000万英镑，后来这一数额有大幅减少。

大国的利益、战略和经济以及战时对盟友的承诺，并不是民族自决原则不能够一以贯之的唯一原因。如果新的国家存活下来了，领土委员会的专家们必须考虑经济和战略的可行性以及民族忠诚问题。1919年或是之后任何时候，都很少有人能充分理解东欧的种族复杂性。按照国界线划定边境线是行不通的。与1919年以前不同，现在更多的人生活在他们自己民族的政府统治之下，但是旧帝国中许多不如意的民族又成了新国家中并不满足的少数群体。值得称道的是，除了土耳其和希腊的人**换，1919年很少有人口被迫流动。民族原则的胜利促使心中不满的人发起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运动，而和平条约实际上也催生了邻国之间新的冲突。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以及其他国家强制签署的少数条约中包含了国际联盟制度，这是认可国际权力的第一步，但是这样的制度并不能给这些国家保障。事实证明，在战后继承国国内建立的民主形式的政府都不太长久，而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民主政府得以存活下来了的国家中，政府也并没有引导匡正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虽然这些条约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机会，但民族主义至上的潮流阻碍了合作，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土耳其与《色佛尔条约》

1919年，英法两帝国达到了他们的巅峰时期。尽管部分人承认统治者对他们治下的人民要担负责任，但民族自决并未扩大到欧洲以外的世界。这种授权与人的解决方案非常符合威尔逊的想法，会强化殖民统治的基础。日本极力想要在和约中列入种族平等条款，但遭到了英美两国的反对。确实，对民族主义原则加以强调的举动，对印度和埃及、对管理规定以及对中国都造成了影响。在中国，将山东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于5月4日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最初的游行示威之一，也导致了中国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挫败了协约国分裂土耳其中心地带的计划，并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尽管美国和日本在巴黎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欧洲以外殖民地签订的和平条约都明显带有欧洲的精神和内容。

《色佛尔条约》签署于1920年8月10日，是巴黎条约中最后签订的，也是最复杂、存活时间最短的条约。它标志着一个形式最古老的欧洲帝国主义的**，也代表了英国权力和影响力的延伸。奥斯曼帝国的彻底瓦解，未来继承国之间的纠纷以及伦敦国内意见的分歧都解释了为何和平总是姗姗来迟。事实证明，对于英国膨胀的野心和希腊的“大国”梦想来说，这种长期的分歧是致命的。1919年3月，当意大利袭击菲乌米奇诺并威胁要占领士麦那(今伊兹密尔)时，亲希腊的劳合·乔治带领希腊占领了港口和色雷斯东部。正是发生在士麦那的事件引发了1919年夏天大获成功的凯末尔主义者抗议运动。

《色佛尔条约》中明确写道，土耳其失去了它在阿拉伯地区所有的领土以及其在英法之间的土地。汉志王国——现更名为沙特阿拉伯，在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统治下宣布独立。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爆发激烈争吵，这也导致英法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接近冰点，在那之后，众人同意将伊拉克和美索不达米亚归于英国，叙利亚和黎巴嫩归于法国。尽管英国早些时候已经向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做出了承诺，但担保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仍然被纳入强制性条款中。英国赢得了摩苏尔的管制权，但代价是提供给法国25%的油田份额。尽管英法之间关系冷淡，但民族主义者仍然不足以动摇两国瓜分战利品的做法，他们管制下的国家以及那些仍然受到他们影响的独立国纷纷群情激奋。强加的和平协议贻害无穷。

关于土耳其的其他地区，《色佛尔条约》的起草者忽略了凯末尔主义者的胜利，并将土耳其在欧洲的影响局限在了其本土地区内。君士坦丁堡仍然在土耳其主权之下，但其大部分在欧洲的领土以及两个爱琴海岛屿被一起移交给希腊。此外，在一项赋予了意大利和法国特权的单独协议中，安纳托利亚地区被分割，由此出现了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以及一个受到认可的自治的库尔德斯坦。除非国际联盟理事会另有决定，否则无论和平还是战争，该海峡都将对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协约国国家将管控该国的整个财政，而令人深恶痛绝的领事裁判权制度也得到了巩固和延续。

这些条款无法得到执行。1922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击败了希腊，并将协约国之间的分歧转化为自身优势。他驳回了法国和意大利的索赔，并留下英国去独自帮助君士坦丁堡对抗民族主义者。1922年10月，劳合·乔治做出让步，同意了凯末尔要重新签订和平条约的要求。随着英国从高加索撤军，凯末尔与苏联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被两大强国瓜分)和格鲁吉亚都归于苏联的统治之下。新的土耳其条约于1923年7月24日在洛桑签署。土耳其摆脱了所有投降和赔款，除了海峡沿岸的一个小型非军事区，它也不必再遵循军事限制。它重新占领了色雷斯东部、士麦那和一些爱琴海岛屿。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成为该地区稳定的军事力量。《洛桑条约》是唯一要经历谈判的和平条约，也是和平条约中最成功且维持时间最长的条约。

临时条约

在经历了如此大规模且长时间的斗争之后，无疑，最终的《巴黎和约》令人失望。福煦元帅说得很对，他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一场长达20年的停战协定。”人们普遍认为，《凡尔赛和约》过于苛刻以至于它无法安抚德国，可又太温和以至于难以压制德国。德国无法受到惩罚，而又没有得到安抚。很难相信德国人可以接受协约国提供的任何形式的和平，因为他们难以直面自己的失败。可以说，尽管美国缺席，但只要英法两国站在同一战线上，这一和约也能顺利执行。然而，英国要求严格遵守条约，而法国则希望从中调和并修改和约。这一和约非常灵活，以至于允许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和修订。胜利者之间的不和谐以及作战双方长时间的修正主义运动，使这一和约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休战协定”，这种“休战”或多或少地持续到了希特勒对这一领土现状发起进攻。要求“公正和平”的独特主张时不时地遭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的破坏，有些人利用这些观点来掩盖胜利者的需求，同时掩盖在解释自己的要求时所做的误判。这些条款激起了人们对该和约在德国国内外合法性的质疑。和约中很多的缺点与其说是乌托邦式的空想造成的，不如说是战争所留下的局势现实造成的。旧的权力平衡已经被摧毁，无法恢复。德国虽然被击败，但仍然潜力巨大。法国因为没有了战时同盟的帮助，变得太弱势，无法维持1919年人为制造的平衡。苏俄从不被信任，美国已经退出了所有的欧洲安全体系，而英国则更倾向于将德国重新带回欧洲中心，而不想让它为法国提供帮助。东欧部分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争端，对任何长久的和平来说都是一个未来隐患。因为美国和苏联经常扮演次要的、模棱两可的角色，也导致了和平协议的不稳定性。在他们的潜在能力转化为实际力量之前，仍需要数十年的累积和另一场战争的爆发。战前的问题悬而未决，而战争本身也在侵蚀已经分崩离析的欧洲秩序。和平缔造者也不是乌托邦式地空想，他们认识到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并对其做出反应。在巴黎划定的国家边境线，一直被应用到1938—1939年，甚至在其之后还因为一些新的变化在纳粹和苏联统治时期得以保存了下来。欧洲后来的动**证明了民族主义倾向一直存在。即使在国际联盟方面，和平缔造者们也不仅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家。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失望与失败，但打造一个国际合作制度化模式的冲动仍在。比起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当今的人们更有资格对和平条约做出评判。

[1]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人物。——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