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查斯克

决定参战

美国不愿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基本没准备与强大的欧洲军队联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竭力避免使美国成为交战国，而且试图协调战争矛盾。这种惊人的行为本身就违背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在美国最终加入协约国后，威尔逊总统也确实朝着与孤立主义相反的方向走了，得益于此，他可以对其他陷入战争中的国家做出战后安排。

美国长期对外政策的趋势使美国与其他反对同盟国的国家逐渐组成联盟，这种趋势最终使美国在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在战前，英美友好协约已经形成。同时，美德之间也处于一种微妙的敌对状态。在美国成为一个强国以及国际平衡完全被打破之后，这些政治变化反映了美国利益所在之处的变动。与英国和其他海岛国家相似，美国的重要利益所在是要阻止欧亚大陆的陆权强国称霸欧亚。过度集权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整个或大部分欧亚地区，那么将会对整个新世界形成安全威胁，北美地区尤其严重。如果这种惨剧发生，那么美国政府的民主理念——“民有、民治、民享”将会破灭。而关于美国民主模式将会渗透全球的通常假设也将不会发生。

在美国中立的那段时间(1914年8月—1917年4月)，很多事件大大加速了各国对于组建国际联盟的想法，这是一个反霸权主义的联盟。德国针对外海域非战斗人员和中立商业活动所发动的潜艇战，就意味着开始了对协约国的侵略。1917年2月1日的海上战争愈演愈烈，最后完全变成了不受控制的潜艇战，这是对传统意义上中立国权力的滥用。这时，公众也不得不认为美国势必要站在协约国这边了，尽管他们很不情愿。

对此现象，威尔逊强烈反对：在向国会提出要对敌方宣战之前，他犹豫了整整两个月。他花费了两年多，竭尽全力想让自己成为交战双方之间的和事佬，希望在美国未参与作战的情况下平息这场战争。然而，这个想法还是破灭了，因为在1915—1916年间，不管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不愿接受调解，相反，随着战争步伐的前进，双方的对峙更加尖锐，都希望赢得这场战争。

威尔逊希望美国可以调解这场战争的想法，在一开始是借助一种秘密的外交手段实施的。然而，在1916年12月，他为了要通过谈判而达到和解，让交战国陈述战争的目的，这也让他之前的想法公之于众。但是，交战双方的回答都不尽如人意。德国表示，大规模的潜艇战就是为了让美国的想法破灭。此时的威尔逊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无路可走。他要不就选择代表协约国参与作战，要不就退回被动的中立状态。

最终，他选择了参战。因为他希望逼迫国际上可以接受崭新的、不同以往的国际秩序，这是唯一的办法。对威尔逊来说，他不仅是要和解这场战争，在他心中，已经对未来的国际社会构想了宏大的蓝图。威尔逊式的伟大设想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于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的期盼，更反映出他们对于发展意识形态的想法，特别是在反军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民主价值观。在协约国与同盟国中，他都发现了致命的缺陷。在抉择站在哪一方的过程中，就体现出了国家本身对亚欧地区扩张势力内在所固有的反抗。战争尾声时，他希望可以让双方止步于此，因为交战各国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他对未来规划进程的核心内容。

威尔逊更喜欢以两个方面为基础解决问题，一个方面是在国家自决的基础上公正地解决领土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在公共安全基础上建立国际联盟。联盟中应该有议会，负责维持和平，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议会中起主导作用。议会中的各种机构反映了国家为所有人民构建一个和平与繁荣未来的构想，议会也通过这些机构支持所有形式的国际改革。这种方案不承认同盟国们已经相互制定的“秘密条约”——这些秘密条约主要处理战后的领土划分问题，通常忽视了民族自决。

尽管威尔逊在同意进行武装干涉前寻求各种办法以避免战争，但他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参战决定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只有和平和解，只有1917年1月22日的“无胜利的和平”声明，才能给全人类——包括那些受到欧洲殖民者统治的非洲和亚洲人民带来稳定与机遇。他也曾在自己的伟大演讲中向公众描述过这样的和解。协约国成员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威尔逊想要改革协约各国中的联合形式和敌对阵营，这反映出了一种古老的美国信念，即衰微的旧世界和崭新的新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新世界终将取代旧世界。

海上的美国

困难在于军事和海军力量不足。美国没有为一场大战做好准备，因为威尔逊没有预料到参战。他的思想停留在调解上。到1916年，他认识到未能强硬调解的部分原因是缺乏强大的武装力量。他需要足够的力量来支持他野心勃勃的外交。在这个时刻，他成了“准备”的信奉者。1916年的国会立法通过了“首屈一指”的海军计划和陆军扩军，但在这一变化巨大的国家安全政策可能产生影响之前就进行了干预。

美国怎么协助新的“伙伴”(associates)呢？【威尔逊从未使用过“盟友”(allies)一词，以表达对纠缠不清的国家结盟的憎恶】。它可以延长贷款，为协约国国内战线和武装部队提供急需的物资。它也可以立即给予海军支援，因为有相当数量的船只准备采取行动。问题层出不穷。军队只有13万名常备军和7万名国民卫队。佩顿·康韦·马奇将军恰当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就法国作战而言，这支部队没有实际的军事价值，它几乎不足以组建一支针对(国内)紧急情况的警察部队。

德国领导层支持无限制潜艇战，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干预。他们认为美国在协约国军队被迫投降之前无法改变什么，德国采取了激进的海上战略，发布了海上商业禁令，因为他们认为军事上无法强迫法国做出决定。尽管德国几乎击败了俄国，但在海军赢得战争之前，它现在将处于守势。

目前，威尔逊避免与盟友讨论战后安排，因为他知道这种交流可能会激发不信任。他打算在美国为联盟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后，再重新恢复有关民族自决、集体安全和国际改革的外交运动。他给他最亲密的顾问爱德华·M. 豪斯上校写信说：“英格兰和法国对和平的看法在各方面都不一样……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强迫他们采用我们的理念，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经济将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我们现在不能强迫他们，因为任何企图为他们辩解或是提及我们共同意志的话题都会带来分歧，这些分歧将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并影响整件事情的效果。”

在调停战争的前几个月里，美国做出了一项基本决策，即从此之后调动军事资源。维持英国和法国财务现状的举措得到了认同。而且，美国决定接受同盟国的海军战略，该做法进一步牵制了德国水面舰队以及同盟国的经济封锁政策。U型潜艇的攻击力危及了这些目标的安全。

首要且刻不容缓的做法就是要派遣美国反潜机，尤其是要派遣驱逐舰来帮助对抗海底威胁。短暂的犹豫之后，根据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陈述，暂停了1916年海军建设规划，该规划规模宏大，旨在建立一支能够获取制海权的“平衡舰队”。该项极端举措是一项不合时宜的海军战略举措。美国制船厂不建主力舰，反而建造反潜舰和商船。一支拥有6只驱逐舰的舰队即刻前往爱尔兰昆士顿，那里在进行一场由英国海军上将指挥的军事活动。其他战舰在闲置之时前往那里。一支美国燃煤战列舰舰队于1918年加入了英国大舰队，该舰队是唯一与反潜战争完全不同的舰队。

被派往伦敦的海军上将威廉·西姆斯强烈支持英国反潜增援的请求。尽管西姆斯对英国观点的支持引起了海军部门的不满，在海军部门，对于英国皇家海军的一直以来的抗拒仍然存在，他的建议通常获得批准。没有其他选择，尽管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威廉·本森和其他人不愿意推迟马汉的建造舰队的计划，但他们认为战后需要能够对任何欧亚舰队作战的海军，包括英国和日本的。如有必要，建造舰队的计划可以在以后恢复。

一些争议阻碍了海军合作。海军部门坚持认为联盟应对潜艇和潜艇基地采取“进攻性”措施。护航队似乎仅是一种防御策略。这种态度导致了美国对在扼流点铺设水雷行动的广泛支持，潜艇必须通过该点抵达公海。这样的位置在挪威和苏格兰之间。1918年，美国率先大规模铺设水雷，以封锁北海出口。像多佛尔海峡和奥特朗托海峡的其他此类行动一样，这项措施失败了。护航系统决定了海底战争，其中包含U型艇，足以保持必要的通信。

另一场海上争端发生于1918年，当时美国开始向欧洲派遣许多运输部队。英国人不想削弱商船队的护送队。美国人自然希望为他们的士兵提供可靠的保护。幸运的是，联盟保留了足够的船只来护送商船和部队运输。美国空军运输船在去往欧洲的途中沉没。虽然商船吨位的损失在整个1918年一直有，但数量明显减少。

美国军队

大陆战略暴露了许多问题，因为军队规模太小。国家将如何动员其军队？它会在哪里战斗？如何战斗？将人力快速送到战场的一种可能方法是，派遣在军团或师中形成的作战部队去往经验丰富的协约国指挥人员的指挥下运作，利用盟军后勤系统维持这些“合并”单位。美国一直反对将美国人送到像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等“次级战场”的提议。美国的准备工作设想了一个“西方战略”，战争部门从未偏离过这样的观点，即集中精力使法国取得胜利将对战争的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派遣到美国的盟军任务提出了在西部战线上合并作战的可能性，但它被立即拒绝了。它将有损民族自豪感，美国军方自然会反对它，而更愿意在自己的国旗下服役。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政治考虑因素：合并可能会破坏战后威尔逊主义外交倡议的支持度。

美国没有利用其兵力来补充法国和英国的缺口，而是决定动员一支庞大的独立军队，在自己的旗帜下作战，由自己的军官指挥和配备，通过一个独立的后勤组织提供供给，并在其自己的西部地区作战。成立后，这支军队将发起决定性的攻击并保证战后政治目标的实现。约翰·J. 潘兴将军带着这种想法去往法国，战争部门提供了大力的支持。战争部长牛顿·贝克表达了最重要的想法：“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美国军队的独立性和认同感，这样他们才会成为美国政策的执行者。”

潘兴享有一定免受民间干涉的自主权，这在军事历史上极为罕见。他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战争部将自己视为潘兴将军在法国下属的分支，由此对动员进行大规模指挥。任职至1918年的军队参谋长达斯科·布利斯将军将自己看作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长的“副手”。布利斯的继任者佩顿·马奇将军曾试图重新夺回战区军队的控制权，但潘兴保留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虽然总统掌管政策，以确保专业军事决策与其宏观政治目标方向一致。军令安排并未影响民用控制，因为潘兴并未试图影响基本政策和战略。他专注于训练和行动，强调彻头彻尾的独立军创建工作。

决定动员一支庞大的独立军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这样的一支军队直到1919年，也许是1920年才开始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的方案意味着联军在极度缺乏军事援助时必须忍耐，等到美国远征军已经充分征募完毕、武装齐全、训练结束并运往西线为止。考虑到战斗时庞大的需求，1917年时无人能确定联军是否能坚持到从美国作战行动中获益那一天。威尔逊总统的新型理想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不能以权宜之计达到目的。

1917年，动员军队的工作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下迅速展开。政府实行征兵制，这使军队的组建变得公平有效。地方官员们在征兵委员会中任职，而这个委员会要做的就是使征兵合法化。一座座训练营仓促而建，工业部门也转变为生产军事装备和物资。然而，在1917年，只有4个师的军队被派往法国作战，可是他们并没有做好全面战斗的准备。

这次动员规模空前。但是各国并没有立刻完全采用欧洲广泛的制度变革，迟迟没有发动全面战争。谨慎小心的威尔逊派努力让现行的政策措施变得不那么暴力。直到1918年，战时产业委员会才建立起来，其目的是使采购合理化。陆军部和海军部也逐渐建立起必要的行政机构。所以说，当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充分发挥好它的职能。1918年是令美国人绝望的一年。而那时，美军还远远达不到作战的能力。

1917年，协约国遭受了一系列的重创，像U型潜艇的攻击、法国在战争中的失利、英法联军攻势的失败、俄国打了败仗、布尔什维克革命、意大利又在卡波雷托惨败。这些打击迫使协约国第一次开启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在1917年12月举行的巴黎会议上建立了最高军事参议院，其职能在于把握总体的政治军事方向。同时也建立了海军战争委员会来协调海军活动。其他一些像处理海运、生产、财政和陆运事务的盟国间的组织也纷纷成立。

威尔逊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美国对这些变化喜闻乐见，前提是不干涉威尔逊的战后计划。为避免纠葛对美国的行动自由造成限制，威尔逊并没有派政治代表参加最高战争委员会。尽管如此，他还是任命布利斯将军加入该委员会的常驻军事代表咨询小组，要求进行必要的军事协调，尤其是统一指挥。威尔逊并不很支持最高战争委员会的倡议，他认为这些倡议不仅不合理而且会对他的战后意图造成威胁。例如，他一贯反对旨在颠覆俄国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结盟计划。他谴责企图破坏列宁政府的做法并非因为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党，而是威尔逊认为这些举措侵犯了国家主权。他认为同盟国的失利将会削弱俄国的激进分子，他还反对除西方战线的任何地方的军事承诺。1918年 7月，为了应对极端压力，他勉强放宽了对俄罗斯北部和西伯利亚东部远征的严格限制，以此来保护储存在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物资，并帮助快速营救被俘虏的捷克士兵。

为了应对布尔什维克的挑战，以及意识到美国在战争中的地位提升，威尔逊最终打破了对战争目标的沉默。1918年1月8日，他在国会上发表了“十四点原则”，这是一项未与协约国协商的单方面声明。于同年2月、7月和9月也分别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所以最终的美国计划包含了27项具体要求。到目前为止，这是在战时对战后政治目标做出的最详尽的公开阐释。主要目标依旧不变，那就是威尔逊制定了一个基于自决权的公平的领土协议和一个基于集体安全的国际组织系统。威尔逊这么做是因为他意识到协约国现在依靠美国并且没有资格进行抗议。当时，他并没有试图获得盟国对其和平计划的认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谈判筹码有待继续提高。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向两个交战国联盟公开表明了其广泛意图，而又不损害其与盟国的关系。威尔逊希望能够以他温和而富于创造力的方式激发国际社会对战后“十四点原则”以及相关声明的支持。

1918年初，德国两位首脑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意识到无限制潜艇战已经失败，他们也认识到在美国增援部队改变法国的力量平衡之前必须迫使他们做出决定。其结果是决定在西部战线上取得突破，意图粉碎法国和英国军队，从而在美国军队大量涌现之前结束战争。

驻法美军

1918年3月21日，当德国军队发动第一次强力进攻时，只有30万美军抵达欧洲。新的德国战略迫使盟军和联合的大国在法国将军斐迪南·福煦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指挥部，以改善法国几支军队之间的协调，包括比利时军队和新生的美国军队，得到了美国强烈的支持。德国的攻势也迫使美国改变其打算以自己的军队作战的努力。

法国对人力资源的明确需求，使临时将美国作战部队合并到盟军的热潮再一次产生，至少对训练和有限的实战而言是这样。它将允许美国远征军在继续建立一个独立的军队的同时，阻挠德国的攻势。潘兴不愿允许它以任何形式进行合并，担心这会阻碍美国军队的发展。结果是，虽然美国的军队越来越多地抵达法国(1918年5—7月期间有80万人)，但大多数人被分配到训练部门。这项措施使经验丰富的盟军军队可以加强防御。虽然一些经验丰富的美国军队提供了有用的援助，特别是在6月份的德国第四次进攻和7月中旬的短暂的第五次进攻中，但盟军还是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德国人的攻击。

潘兴将军抵制进行联合，这让其受到了大众的反对。对于联合，他仅仅允许在短期内从协约国额外获取物资，以此作为报答。不像西姆斯那样主张在不损害自己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盟国保持友好关系，潘兴将军颇自以为是又极其傲慢，主张在军事与政治领导上与协约国保持各自独立的立场。尤其要与法国的乔治·克列孟梭总理保持疏离的关系，具体做法是对其所在任期采取极为严苛的要求，以创建独立的军队。

和解的结果是，允许短期内与美国部分士兵联合，尤其是一起进行训练，这一和解加快了为美国进行分散演习做准备的进程，尽管潘兴将军坚信，这样的让步扰乱了他开展计划。潘兴将军担心盟国的将领会让美国的远征军消耗严重，让其士兵无法进行独立武装行动。布利斯将军在最高军事会议上倾向于赞成盟国的意见，纵然他忠诚地拥护潘兴将军。这一紧张情势于暑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在那时，来自德国的进攻得到了最终的遏制，而彼时布里斯将军更大程度上扮演着同盟国间军事调停者的角色。此外，潘兴将军手握大权，组建了美国第1军，并于当年9月初期开展了独立的演习活动。这一军队无法自给自足，缺少防身武器、盔甲、战机以及后勤供应，而这些都是盟国理应提供的必需品，也是进行大规模的美国战事演习所要付出的代价。

斐迪南·福煦计划于7月初进行具有侵略性的演习活动，这一演习在1918年余下的时间里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会有一系列的有所局限的进攻活动展开，旨在削弱西部前线沿路的各种地处凸角位置的部队的力量，以作为确保迅速移动的工具。这样的事业能增加法国全军的士气，法国军队那时尚未完全从1917年的惨败与叛乱中恢复过来。这样做也可以帮助英美两军为1918年第二阶段的作战做好准备。第二阶段作战是一次具有普遍性的进攻战，其旨在将德国人从比利时与法国境内的战场上驱逐出去，从而确保1919年能够达成协定。

福煦将军所采取的一系列小范围进攻大获成功。英国军队8月在法国的亚眠赢得了一场转折性的战役。这场战争迫使德国不得不考虑尽早脱离这里的泥潭。同时，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法军在瓦兹河—马恩河地区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9月，美国第1军在洛林发起了最后的有限攻势，占领了圣米耶勒突出部，这也是潘兴部队一直计划的行动。

美军第一军在9月12—16日对圣米耶勒进行了攻击，德军在1915年后就开始占据这个地方，但是考虑到自身的弱点，德军计划撤兵，放弃圣米耶勒据点，把兵力集中到沿线的防御据点。美军的进攻加快并打乱了德军的撤退，美军只能在突出部回味与德军对战的笑柄。虽然潘兴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胜利也掩盖了一些残酷的现实，尤其是指挥官和士兵缺乏经验的事实。可以肯定的是，圣米耶勒战役的胜利，证明了美军第一军能够击败强大的敌人。

美军的胜利给福煦的战略反击准备提供了大力的支持，福煦最终在9月底开展了战略反击。和克列孟梭不同的是，福煦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说服潘兴提供美国的军事援助。潘兴在法国进行军事行动的初期，面对防御工事完备的梅斯，他起初的计划就是先进攻洛林。

他的参谋认为占领梅斯可以封锁德国的通信，让独立的美军采取行动。他创建了供给服务和训练设施来支持这一具有野心的行动。占领梅斯并不会堵住另一条离东边有一定距离的路线，潘兴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福煦打算攻破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是用来保护供给德国前线的铁路的。他的目标是北方莫伯日到欧努瓦艾姆里之间的铁路，和南方梅济耶尔到色当之间的铁路。如果成功了，协约国就能够封锁里尔到斯特拉斯堡之间的通信，使德国不得不撤退到安特卫普—默兹河战线。因此福煦命令美军向北发动攻击，作为向欧努瓦艾姆里—梅济耶尔区域协同作战的一部分。第一军将做出卓越贡献，但会与同盟军共享胜利。

福煦的同步强攻立马就成功了。英国在皮卡迪向东发起了攻击，向圣康坦市坎布雷进军。在另一边突破兴登堡防线，使欧努瓦艾姆里—莫伯日地区暴露。几个美国师与英国第四军的合作很有效率，因此可见短暂的联合是行得通的。这场胜利最终结束了德国的优势。

美国第1军的收获根本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甚至连法国都比不上。潘兴于9月26日对从阿贡森林到默兹河之间进行大规模袭击，共有15个师，相当于欧洲军队30个师的兵力，美军与法国第四军团22个师合作，向北进军至阿贡森林以西，战争在44英里的前线爆发。在阿贡和默兹之间，德军最强大的阵地最初配备了5个师，大概是他们正常人数的三分之一；默兹西部和东部的海拔高度为炮兵和机枪提供了绝佳的位置。潘兴在前线险峻的地形上的行动必须迅速突破几条坚守的防线并开辟通往梅济耶尔—色当地区的道路。第一军依靠出其不意达到目标，突破了葛朗伯莱—默兹河畔丹线，这是补偿其经验不足的方法。

起初9月26日的攻击进展顺利。但是，在达到敌人防御工事的第二线后，第一军陷入了困境。它没有出奇制胜，德国的增援部队很快就到来了。只有两条不太好走的路通往前线，导致交通堵塞。步兵行进，炮兵重新安置和后勤支援变得非常困难。10月期间，第一军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损失惨重。停战时120万的军队约12万人伤残，其中2.5万人牺牲。

潘兴声称，他的行动压制了德国部队，否则这些部队本可以在其他地方支援陷入困境的德国军队，但这一成就远没成为早先设想的决定性胜利。正如黑格和其他人所担心的那样，缺乏经验的指挥官和士兵效率低下，潘兴坚持认为野战的策略在受攻击的地区是不合适的。

大量的德军向大规模步兵的汹涌浪潮掷来猛烈的火力。如果盟军是在其取得胜利的时候偶有失利，那还尚可原谅，否则这就是一次严重的失败。

10月10日，潘兴任命少将亨特·利格特为美国第1军的指挥官，并组建了美国第二军，由少将罗伯特·布拉德指挥。第二军被指派准备东袭，这表明美国仍然希望能够夺下梅斯。潘兴作为美军总司令，和利格特花费了几周的时间重新对涣散的军队进行训练。最后，在西部战线的其他战役中证明，利格特的训练及作战策略是十分有效的。这些作战技巧在后来北上攻打色当的战役中，使美国第1军大受裨益。

默兹—阿贡战役中遭遇的滑铁卢并未使威尔逊总统改变主意，他仍然希望点燃德国对和平的渴望。德国新任总理马克斯·巴登亲王认识到，美国的和平计划远没有协约国盟军的计划破坏性那么强。相应地，他给威尔逊写了一封信。威尔逊在10月6日收到信件，并基于“十四点原则”及相关声明提出了和平协商的建议。威尔逊10月8日的回应促使美德交换了双边意见，10月27日，马克斯亲王接受了威尔逊的提议，双边交流达到顶峰。整个过程中，威尔逊没有询问盟友的意见，盟友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还差最后一步，即在巴黎举办盟军会议，来验证各怀鬼胎的协约集团各国是否会接受这一提议。

11月1日，福煦又发起了一次全面攻击，旨在完成9月26日就开始的行动。被袭的德军别无选择，只能撤退。最后，美国第1军攻破了默兹和阿贡之间的堡垒，并加入突袭中，突袭很快阻断了敌人的铁路交通线，顺利完成了福煦的作战计划。潘兴仍梦想着攻击梅斯，但一直没有机会。截至11月11日的停战，美国军队前进了34英里，占领了580平方英里的领土，和盟军的战果相比，美军的成果真实但有限。

与此同时，豪斯上校代表威尔逊参加了盟军讨论美德条约的会议。尽管许多代表都反对美国要求公海自由权和法国的赔偿要求，威尔逊还是强行要求盟友接受了他宏伟计划的绝大部分。在那之后，德国被要求签署停战协议，保证不会再发起袭击。

尽管美军从未获得过预想中的决定性胜利，但美国的全面参战仍为战争的胜利增加了胜算。大多数情况下，美国远征军英勇奋战，但它从未成长为一支高效独立的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军表现最好的一些战役发生在临时与盟军军队合作的时候，尤其是1918年7—8月，在艾恩—马恩战役上，与法国第六、第十部队合作时，在9—11月那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皮卡第行动中与英国第四部队并肩作战时。在美军指挥官员完全掌握指挥技术，调整训练方式和作战技巧来应对西部战线需要之前，战争早已结束。潘兴作为一名指挥官的缺点也映射出许多欧洲指挥官曾有的缺点，这些指挥官在进行早期现代战争时，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会了现代战争的最佳可行方案。10月份他安排手下最有能力的少将指挥美国第1军和第二军，是明智之举。

威尔逊总统主导了战后和平协商。尽管被迫在诸多事宜上做出让步，协约国还是同意了关于领土分割的安排。领土安排通常尊重自决，协约国还通过了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以确保和平并帮助恢复国际关系。战时威尔逊和平主义的夭折，缘于美国拒绝接受国际领导。没有美国的支持，和平方案就无法生效，威尔逊主义最终获得了胜利，但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的事了。这些阻止德国和苏联在欧亚大陆上霸权主义的努力，是1914年就存在的世界失衡的延伸，而在之后1918—1939年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