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恩

到1914年，战争与和平以及革命早已锻炼了社会主义者的想象力。1912年11月，当欧洲与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在瑞士巴塞尔会面。他们相聚在一座教堂里，当教堂的大钟发出警鸣，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这场战争对发动者，那些精英来说，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从逻辑上讲，也许在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中，这样的预测应该是人们乐于见到的，而不能称之为警告。最为激进的一些代表，如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确实将战争视为革命的契机。战前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理论强调在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作为经济帝国主义之一，其中国际经济力量之间的冲突将导致持续的战争和最终的革命，方向相同。列宁将在1916年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这一著名观点做出表述。

但是，总的来说，欧洲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坚决敌意，以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与革命的问题区别看待，是非常了不起的。自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以来，强调了每个参与党的变化和经济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在国家环境的演变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国际不可否认地发展为了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国际主义文化，它主要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杰出哲学家卡尔·考茨基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是，他们所设想的革命是一种广泛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将塑造无产阶级的大团结。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巨变抽象化，注入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使“社会主义”变成文明最先进的方式，并注入了一种乐观的理性主义，视社会主义为“文明”最先进的表现形式。

随着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维护人道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者把“防止战争”这一问题提升到大于一切的高度上来，战争不仅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也被看作是“文明”的对立面。的确，1914年人们有着某种悲观情绪，以至于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参加工会的工人都遵守了第二国际的指示，拒绝发动战争，尤其是因为相互矛盾的不同国籍使拒绝发动战争的形式无法达成一致。但这才让防止战争发生显得更为重要。

战争与社会主义，1914年8月—1917年2月

然而战争依然爆发了，这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了双重打击。战争的爆发显示了第二国际的无能，即使它的爆发是偶然的，第二国际并不是引发战争的原因。而这也使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看法产生了质疑，因为矛盾并非来自其经济竞争对手，而是由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民族主义冲突。1912年，第二国际曾抑制住了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冲突，并为此沾沾自喜。战争引发了一系列的侵略行动，因此，社会主义者很快就重新找到了可以合理地参与国家防卫的语言来维护他们自身的未来。他们争论的依据出现在一本有影响力的书上——《新军队》。这本书是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让·饶勒斯写的，是为了调整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和殖民战争利用工人阶级来保卫国家。他的想法来源于法国的共和传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饶勒斯在法国战争动员的前夕被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刺杀，成了战争狂热气氛下的牺牲品。但整个欧洲，不仅是社会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认为，工人的确有他们各自的国家。并且，由于一套更明白易懂的左翼理论，他们还支持(甚至参加)战时国家政府。

起初，军事行动和速战速决战略率先爆发，任何政治生活正常的假象都会告一段落。但是随着战壕逐渐稳定，社会学家和其他人一样面临着影响广泛的工业战争所带来的全新事物。多少年来他们都受此影响。第一，除了战争准备，漫长的战争需要国家动员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源。这个过程无疑带来了一些问题：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它将以什么为代价，同时这个过程使得支持国家行动的社会主义浪潮在管控中争取更大的公平。鉴于战争还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动员，因此在大部分劳动工人中间，在英、法、德等国的社会主义领袖中间形成了一股独特的战时改良主义倾向，这是全国战时动员的教训。与此同时，还形成了可控的战时经济，并按照社会主义的路子进行战后经济政治“重建”。事实上，战争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使命。第二，军需品的需求规模之大难以想象，这就使得工业工人与士兵一样，对战争胜利至关重要。随着工业动员规模扩大，特别是战时经济状况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给予工人众多的经济便利(尽管一些新形式的工业规定试图去控制它)，工人不但在战争中举足轻重而且变得越来越好战。在主要的军需品集中地区，当地激进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推翻了已有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第三，伤亡人数逐渐上升，军事行动陷入僵局，交战各方不知是该奋战到底还是通过协商缩短战期。社会主义者是最重要的反建制运动群体，特别公开地表达了这些疑虑。

战争的这些对社会主义者在不同方面的组合和影响，因国家而不同。在战前，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战时国家动员最广泛的地方，比如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潜在反对最为温和。在这两个国家中，由于政府有效地让平民可以得到世界粮食供应，战争对工人的经济影响不如其他地方那么严重(尽管仍然很突出)。在德国，更严酷的经济条件和更有争议性的政权，在战争期间演变为军事威权主义，导致更大的不满和社会主义的反对。在1917年4月，这些社会主义反对者分裂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成员是战前第一国际的最大派别，仍然保持强大的力量，并且仍然以某种形式效力于国家。它出现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特别是俄国，战前狭窄的国土及其与社会(特别是工人阶级)之间微弱的调解关系，已经因受到战争的残酷经济和军事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对战争努力的反对意见最大，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敌意最为强烈。对于所有这些差异，到1917年，大多数参战国普遍存在疲惫感，罢工、抗议和叛乱不同程度地表明了人们对和平的深切渴望。

和平与革命，1917年2—9月

和平，不亚于战争——通过世界战争的经验为社会主义者取得了新的重要性和意义。1914年12月，年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支持战争贷款，这一举动立即得到了国际知名人士的欢迎。到1915年初，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都有少数声音和许多工会运动开始质疑支持战争的正确性并寻求方法结束战争。由于在阶级和人道主义方面对战争的敌意深深植根于战前第二国际的价值观，至少恢复国际精神来反对战争是合乎逻辑的。第二国际常设局(在德国入侵时从比利时迁至中立的荷兰)，因支持国家力量的主流社会主义者的敌意而濒临瘫痪，因此中立的社会主义者虽是非正式形式，但实际获得了领导地位。温和的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更激进的瑞士人和意大利人组织了国际会议。特别是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持异见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以及流亡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来自中立国家的侨民，在两个不起眼的瑞士村庄，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9月)和昆塔尔(1916年4月)聚集，共同抗议战争。

决议案的论调取决于两次会议均保留了传统的战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次战争被看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国际劳工和社会主义联盟才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只有革命能够彻底结束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结束战争本身。但是和平才是最终的目标，而不是革命。尽管这两个术语在语义学领域是和谐共存的，但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强调赢得和平的重要性而不是赢得革命(除了少数由列宁起草的宣言)。尽管在1916年的昆塔尔再次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和平自始至终都是首要目标，为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胜利开辟了道路。列宁是改革的先锋，1914年，他认为旧有的第二国际已经瓦解，便逐渐开展了一项政策：将坚定的改革分子挑选出来，这其中包括中立的人们，从而使和平服从于革命。

但是，强调和平而非强调流行于社会主义和贸易联盟的革命是本末倒置的。社会主义和贸易联盟在精神上以及事实上对抗了战争，它在战前的国际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社会主义的言论中不断突破。德国少数的领导人(伯恩斯坦、考茨基、哈斯)在1915年6月的声明中形容战争是野蛮时代一切残忍形态的结合。时间需求以及同样的术语遍布四处。托洛茨基起草的齐美尔瓦尔德方案中阐释了混乱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同样以混乱的描述开始：

数百万尸体覆盖了战场。数百万人余生将会成为残疾人。欧洲对于人们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无数先辈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所有文明注定会被毁灭。如今，野蛮正在战胜迄今为止构成人道骄傲的所有东西。

法国国际关系恢复委员会于1916年公布了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公告，该组织还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抓住了妇女在前线等待亲人消息的痛苦：“啊，女人，一生的使命便是繁育和爱，你们的心灵更加敏感。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战场的可怕吗？难道你们没有从你们的儿子、丈夫和兄弟那里听到痛苦的哭声吗？”毫无疑问，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士气高昂的社会主义活动者甚至是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不是普通士兵、工人和厌战百姓的意愿。但是，这一举动也表明社会主义者希望能够理解并对工业战争的新奇做出解释，也表明工业战争的破坏规模之大，使传统阶级分析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环境。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公历3月)似乎果断地把革命的概念移到了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议程中。沙皇下台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更加长远地来看，俄国的动**成功地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者对革命意义的理解。但是，1917年，人们迅速了解到了革命在当前对于战争和和平的忧虑方面的意义。自然，革命有它自己严格的俄国逻辑。军事自信的崩塌、俄国沙皇正当性的瓦解、深度的经济混乱以及反对国家的社会极端主化1917年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然而，其他国家已经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期(也就是和日本交战失败后)预演过这些现象了。但是当同代人，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们尝试预言这些危机的影响时，却不会注意到这些危机有多么特殊。

沙皇下台后，出现了两种权力形式。第一种也是比较弱势的一种，是临时政府(由政权的敌对方自由党组成)；第二种权力形式更为强大，政治权威的来源(当代人称之为“双重权力体系”)包括各种民众抗议运动，包括工人、农民和越来越多的士兵，这些运动形成了无数的地方委员会和“苏维埃”。影响最大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表达了社会主义者和人民对战争的不满，并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协商一致的和平，但不放弃国防。

人们最稔熟的历史模型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模型。因为它带来了战争，许多从协约国过来的亲战社会主义者，包括英国工党的领导亚瑟·亨德森和法国军事部长艾伯特·托马斯的意见就是，被革命带来的战争肯定诱发民主主义和国家动员，所以他们出使俄国就是为了鼓励这个结果。尽管临时政府尝试过实行雅各宾模型和克伦斯基领导的“继续战争”，但是只带来了1917年失败的夏季攻势和军队的解体。

但正是这种对协商和平的普遍革命需求使欧洲社会主义者感到兴奋，并解释了俄国革命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革命体现了对和平的希望，还伴随着1917年几乎每个参战国家的士气危机。这种用苏维埃和其他革命形式传达出来的信息给人一种控制命运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军事僵局和战时社会条件给人的无力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在1917年4月罢工庆祝俄国革命期间，向莱比锡工人分发的一部革命的小册子所宣称的。苏维埃的事例鼓励各地激进的工业武装分子把他们的地方力量看作是促成和平的手段。意大利最严重的战争动乱是1917年8月的都灵起义，部分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访问团引发的，受到4万名都灵社会主义者和金属工人的欢迎，他们高喊：“俄国革命万岁，列宁万岁!”因为面包短缺和对工业纪律的强烈不满，都灵迅速响应，发出了和平的诉求。在法国，劳工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广泛的革命传统之上，俄国革命加强了经济和政治抗议的倾向，包括以革命语言、革命意向来表达和平的诉求。“俄国革命恰逢人们(包括欧洲人民在内)厌倦了迎合沙皇、德皇和普恩加莱的贪得无厌之时。”1917年3月，法国社会主义代表和昆塔尔文件签署人皮埃尔·布里森宣布说：“革命者将实现和平，这将带来人类的新生和所有边界的废除。”即使在英国，劳工的政治文化一般都绝非是革命性的，但二月革命的威望也助长了对和平的渴望。1917年 6月在利兹举行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团体特别会议呼吁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

1917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社会主义大会上明确指出，俄国以外的欧洲社会主义党成员应保持内部和平(革命的重要性成了一种象征性的词)。中立国家的社会主义党人提出了这项计划，试图恢复交战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党成员的联系，但是如果没有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的认可，这项计划也终将变为一纸空谈。支持这场“防卫战争”的社会主义党成员很少为战争辩护，但是他们对最终胜利的承诺使得他们很难谴责人们对壕沟僵局的恐惧。激进的革命者(比如列宁和齐美尔瓦尔德左翼成员)认为，战争是危机的前兆而非危机本身。因此，反战者们广泛地联合在了一起，他们对其他一些标准有着分歧(比如对改革和革命)。同时，也是这些人为计划中的会议提出了一些希望，并针对1917年普遍存在的战后倦怠情绪提出了一些社会主义党人的看法。1917年4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了，该党派中既有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教皇”考茨基，又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带领的斯巴达克斯党极端左翼分子。该党派成了在和平诉求下政治重组的典型代表。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其他部门。希望用和平取代战争的革命者以及国防部的大多数成员(即使他们仍对协商和平持怀疑态度，但仍坚持战争会给人类带来痛苦)都认为，自己国家不应该对外扩张并且应致力于化解国际争端。

然而，斯德哥尔摩的失败证明了1917年社会主义者对和平的看法是多么异想天开。最终，终于定在9月初的会议从未举行。法国和英国政府担心，公众舆论可能会因为社会主义者的联合而认为这场战争无法获胜，他们禁止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工党代表团参会。但即使不是这样，社会主义者也绝对不会同意以妥协来结束战争，这注定会议将会失败。国与国之间相互冲突的战争目标，压力依然过于强大。社民党试图与军政府的激进扩张主义保持距离，但它仍然认为这场正义之战是德国的国防手段之一。英国和法国多数人仍然相信德国应对这场战争负责，并且某种程度上，他们希望利用斯德哥尔摩共同对抗社民党的阴谋，从而帮助俄国，尤其是这场战争中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当会议未能举行时，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思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会面，抛弃复兴第二国际的想法，并果断地利用和平运动进行革命。

就在道义上反对战争惨剧与人类屠杀，以及就如何结束战争和达成政治协议问题而言，斯德哥尔摩计划没有实现。在俄国之外(或许在意大利)，同样的问题使得工业和大众抗议运动没有转变成对国家备战的声讨。实际上，即使是俄国群众的革命运动，也在1917年6月的最后一次攻击的失败中，在7月的剧变中向这个结果更迈进了一步。正如法国少数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和和平主义者让·朗格特在1918年的德国春季进攻中评论的那样：“在这种危险面前……为了世界的自由，没有社会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会表达任何其他想法。在面对德国人的冲击时，只有抵抗……”

革命与和平，1917年10月—1918年11月

公历9月，社会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未能达成和平协议，随即布尔什维克党在其后的俄历十月(公历的11月)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革命，建立起新的政权。那时，新政权的未来风雨飘摇，在那之后的三年期间，其内部矛盾频发，历经内战，遭到外部反动势力的排挤，直到1920年夏，十月革命的成果得以确立，这一切才得以平息。十月革命是一场几近没有流血的政变，它让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俄国的命运。从那时起，这场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社会主义政治运动，而且还影响着其自身的革命形象。

对十月革命进行猛烈批判的人则认为，这仅是一场暴乱。但是这样的评价对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失偏颇。1917年4月，列宁在瑞士的流放结束，在他返回俄国的途中，布尔什维克党在其指导下竭力为参加城市民众运动的广大人民发声，为他们诉说心中的愤懑——粮食匮乏、战乱不断。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发挥的作用要胜过其兄弟党派——孟什维克党以及民粹社会主义革命党。到10月，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大会取得了大多数席位。克伦斯基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已处于一种瘫痪状态，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从临时政府那里取得政权时，他们虽表现迟疑，却完成了对革命进程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组。

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将俄国改造成一个一党制国家。在二月革命之前，俄国是通过公选选举制宪议会来制定宪法的，这一经典的制度则源于法国大革命，而在俄国社会农村群众中仅拥有极少数成员的布尔什维克党则取消了这一制度。布尔什维克党将无产阶级力量从传统的西方民主准则中分离出来，再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与布尔什维克党自身的准则进行合并。此前，布尔什维克党与革命政府，孟什维克党以及左翼社会革命党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布尔什维克党将这些分歧也纳入合并的概念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布尔什维克党敏锐地认识到，在一个落后且基本没有进行工业化的社会中进行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行为，于是他们采取紧缩政策。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该政策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标杆，用来处理与其他革命党派的关系，控制民众运动，以及对抗反革命行动。即便如此，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新政权对有序但彻底革命的设想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实就是由于大规模的经济征用、红军的临时政策和内战而导致的混乱和激烈的冲突。新政权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社会化和集体所有制在俄国建立起一个现代工业社会。

国际上对十月革命的影响充满了悖论，国内也有很多议论。摆在眼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通过发起布尔什维克反德国家动员而继续留在战争里；二是完全摆脱战争以满足大众的反战情感。列宁选择了第二条路，尽管遭到了革命中极端分子的反对以及一些亲密同志的不情愿，比如托洛茨基。1918年3月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俄国与德国讲和并退出了一战。代价是沉重的，沙皇俄国的西部要受制于德国。这种直接的羞辱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俄国事件只不过是第一幕罢了。这也回答了如何在一个落后国家推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大难题。尤其如托洛茨基所说，革命很可能从全球帝国主义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不过只有它能蔓延到先进的工业中心地带才能生存，比如德国。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种对革命过程的理解为他们认为正在进行的“永久性革命”提供了一种优势，同时他们也通过一个崭新的、革命性的共产国际来培养它。

由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布尔什维克戏剧化地将革命置于和平之上，也因此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吸引力。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此时正受困于战争形势。对以前的盟友来说，尤其如此。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狠狠地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因为他们单方退出战争，使德国人有机会在1918年发起春季进攻。一些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甚至都在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因为他们助推了军国主义，并且对德国做出了回应，但是更多人只在原则上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反对意见，也不足为奇，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夺取政权，受到影响最大的是第二国际的主流思想马克思主义，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将自己视为第二国际的管理者。1918年中期，《无产阶级专政》问世，这本书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在这本书中，卡尔·考茨基不赞同俄国的革命模式，他声称在工人阶级占社会人数的绝大部分之前，任何想要实现社会主义的行为都会加快专政统治的形成，并对民主不利。而社会主义要想成功，甚至存活下来，必须依靠民主。实际上，考茨基曾将自由民主主义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大多数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所支持的集体社会主义的结合体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立面。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12月主持了斯巴达克斯联盟向德国共产党转型的会议，在1918年末时，她发表了语言非常犀利的批评文。同列宁一样，是战前年青一代中比较重要的激进分子，她用文字批判了第二世界中华丽的辞藻，罗莎·卢森堡早就认为革命是一场灾难性的活动，在这场活动中，革命政治起到的作用只是引导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她批评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主义，因为它扼杀了革命进程中的创造力，随后，在1919年1月，她与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同时，在德国战后的秩序恢复中，她的自发的暴力革命的观点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尽管受到指责，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引导了欧洲社会主义的极端左翼分子运动，并在革命问题上重新予以组织。早期谨慎的德国共产党不被激进的法国社会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分子接受，更不用说强烈反对意大利参战的绝大多数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正因为信息匮乏，每个组织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鼓励工团主义，实行大规模罢工，推崇无政府状态，建立自制苏维埃)为他们理想中的十月革命做准备。

一战期间，对大多数中欧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不用革命手段达成和平仍是重中之重。而斯德哥尔摩会议没有开成的事实，打消了他们通过达成社会主义共识和进行外交来结束战争的念头。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战争的真正意义和结果应该是阻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再无战争”不是战后短暂的稳定局面，而是战争本身发出的号召。这又让战时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爱国者的道德矛头指向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确保“进行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成为事实。建立和平世界，即所有国家拒绝武力，和平仲裁，建立国际联盟的思潮在一战前的第二国际中就已具雏形。但现在这种思潮意义非同小可，借助大量涌现的社会主义者和人们对通过“民主”和平解决争端的支持，它系统而有条理地团结起了广阔的忠坚力量。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将这一愿景诠释得更有影响力。1918年12月，威尔逊抵达欧洲，受到英、法两国工党和社会主义领导者的欢迎，这证明他具有代表性意义。战争最后一年，威尔逊思想显然比列宁主义在欧洲社会主义人士中更具影响力。这不足为奇，持续数年的一战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不仅让社会主义人士，也让其他人产生了末世论。因此，坚信世界和平优于革命似乎是唯一能缓解战争给人们留下的恐惧的办法。

和平不会重塑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到处谴责和平条约和国际联盟，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曲解了自己在战争时期所抱的希望。战争为那些战败和新建立的政权带来了转型危机。在德国，1918年发起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因战败而臭名昭著的君主制，而革命队伍也分成了两部分：社会革命自由民主主义者和一小部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在过去政权的军事条件的帮助下，民主派只是设法压制住那些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向魏玛共和国做出了妥协。但是到1920年，激进主义的浪潮在各地开始减弱。虽然共产主义俄国那时被孤立了，但是仍然对革命及其政治主张产生了更深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愈演愈烈，第二国际被分为共产主义国际(创建于1919年)和两个社会主义国际，最终，他们合并在一起。

1914年发生的一战使得蕴藏着第二国际政治文化的火苗迸发出来。但是由于战争形成了长期分裂，和平与革命的意义也不断发生改变。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认为，他们能取得革命成就的部分原因是自己一直反战，并且树立了一种观念，即把战争的历史妖魔化，将拥护战争的社会主义者看成背叛者。战后，共产主义一直将反战主义这种道德论述当作革命的目的，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形成的威胁才改变了人们对战争持有的态度，相反，改良派社会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种独裁主义，是战争所形成的那个更残酷的世界里的一部分。他们从改良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阻止了十一月革命形成的混乱。现在保卫国家和反战主义之间的冲突得到了解决，维护民主世界的和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再次创立战前形成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的核心。这是一个过程，它可使改良派与革命社会主义中的非共产主义倾向共存。战后这种趋势发展得很快。这个过程结束很长时间以后，战争又改变了其所导致的社会主义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