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M. 温特

宣传战的政治尺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每个参战国都设立了控制信息流的机构，监督和影响公众舆论。第一项任务并非难事：军队总是对军事部署的细节，作战时间和士兵伤亡了如指掌。第二项任务确实需要一定的创造力。在早期的冲突中，作家和艺术家、牧师和外行名人都有自己的小群体，但在大战之中，宣传的声音必须传至整个国家。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大规模战争的一个基本要素；宣传活动在50个月之久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壮观的广告运动，而被推销的产品则是战争的正当性。他们的推销术语是道德，这种语言中充满了象征形式，“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被裹挟在流行文化之中。由于广告的“用力过猛”，宣传一词已经成为谎言的代名词。但是战争期间，宣传绝对不止于此。想要了解集道德冲突、选择性报道、误导和不实论断为一身的战时宣传，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之视为“国家律师”的简报——在其国民和世界人民面前为国家的事业做辩护。

国家主导并不意味着国家能够控制导向。的确，国家可以进行一些舆论操纵，但绝不会实现完全操控。宣传的一个最关键的特点就是其具有双重性，它把政治观点与民间诉求融在一起。国家宣传的力量是在与民众观点相一致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合力。国家宣传有悖于普遍意义上的常识时，这种官方信息会因空洞而被大众所忽视；反之，如果两者的观点恰巧相一致，特别是当民众观点是自发产生并且具有持续性的时候，国家宣传就被赋予了无尽的能量。

1914—1916年，作战双方都在宣传中强调，这场战争对于自己而言是属防卫性质的，他们都受到过挑衅，遭遇过袭击，他们之所以参战只是为了保卫国家领土、捍卫国家尊严。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军方因掌控着诸如德国克里格斯出版社、法国梅森·德拉出版社等一系列舆论机构，在宣传中占主导地位。但自1917年起，民间机构大量涌出，原因显而易见：战争的政治性质改变了，宣传也随之而变。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同年俄国也历经两场革命，这些事件使战争舆论宣传发生了转变。现在战争目标成了宣传的核心。在一战的最后两年中，舆论宣传的焦点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和平，即我们要建立怎样的战后世界。蛰伏于欧洲每一个参战国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他们提出有关欧洲未来格局的设想。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想要中央政府实行永久计划经济，因为它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错的薪资，也完全消灭了失业。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有另一种看法：这场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彻头彻尾的阴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通过外交部发布了俄国与英国和法国之间就未来控制君士坦丁堡达成的协议。难道这就是数百万人用生命争取来的东西？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持另一种观点：必须通过建立在国际联盟下的民主国际秩序，来证明这些牺牲的伟大意义。

这个动**的时期显然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引导公众的舆论倾向。在1917年活跃着的各种新思想的衬托下，欧洲各国显得格外沉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既不和列宁统一战线也不买威尔逊的账。德国高级指挥部对民主思想的传播更加抵抗。必须为筹备战争找到合适的理由。因此，主要的欧洲参战国都为宣传工作披上了合理的外衣。他们建立了新的宣传机构，还使用了新的宣传方法。迄今为止，德国高级指挥官都没有充分考虑舆论状况就进行战争。现在，随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当权，应对人民渴望协商和平的呼声，解决这一民愤成了当务之急。英国民众对战争的合理性有着同样零零散散且源源不断的怀疑，这迫使英国建立了一个情报局，而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的首个情报局。劳合·乔治向两位新闻巨头——布鲁夫布鲁克和北岩勋爵求助，并将国外和国内的宣传权转交给他们。因此，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宣传成为战争政策的一个独立且必要的元素。我们将在下面研究它的影响。

纵观20世纪的历史，宣传的政治重要性并不能在其中得到完全体现。其意义更多地体现于大规模动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中。在这个动**的世纪，宣传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烙上了独特的印记。

宣传对巩固长达四年半的战争所需的团结有重要作用。宣传并没有缩短战争的时间或赢得战争。但是，宣传有助于将社会改造成更加有效的战争工具。自从1914年以来，随着对士兵、军火和劳动力的动员，以及平民战争，思想动员也随之而来。这种现象是一战中最突出且令人不安的特征之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个人表达和思想控制的界限被重新绘制或不复存在。

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战时国家的宣传仅仅是一部分。双方都在努力地进行宣传，从残暴的故事到野蛮的漫画，再到儿童故事，再到彻头彻尾的谎言。最强有力的宣传不是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人民群众。“仇恨政治”就是大众政治。它既是可见的也是口口相传的，更是有效的。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通过商业广告、漫画、海报、明信片、布道、伤感歌曲和战时不断发展的自由创作诗歌，吸收了底层的生活图景和概念。

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渲染战争正义性而调动了神的形象和神谕。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国内数百万的百姓都在担心他们战场上的至亲是否安在。多亏圣母玛利亚以神圣的教堂为许多士兵提供了容身之所得以幸存，也因此，在战争初期出现了宗教语言热潮。每一个现存的教堂，甚至是最离经叛道的教堂都奉此次大战为“圣战”。

同时，在战争时期，参战国家内部的宗教划分也开始渐渐淡化。其他方面的一些界限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法国，影响尤为深远。一战之前，天主教大部分信条都是反对共和制的。反过来，不那么激进的执政党在1905年正式以非国家身份对教会特权发起挑战。在文化(而非制度)意义上，一战使罗马天主教民族化。

无独有偶，在1870—1871年发生的普法战争，德国战胜法国在色当日举办庆祝仪式，在德国的大多数地区，这一天都是一个反天主教的节日。1914年以后，德国天主教徒可以展示他们是多么具有德国特色。同法国一样，描述“牺牲”和“殉难”这类词都会融入战时文化。所有参战国中，犹太人的爱国精神最为明显，至少一度让那些地方性的反犹太主义都黯然失色。说教布道随处可见，它们宣扬“正义”，祈求神明庇护征战的士兵。对每个国家来说，战争都是一件全体性的大事。

宣传教育走进了千家万户。对于儿童们的宣传更是有大量的振奋的标语，根据战争期间一个法国儿童撰写的文章来判断，民众和这些“未来的士兵们”都会接受这样的战时文化教育，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憎恨敌人。

早在拿破仑时期，儿童一直都是勇敢者和受害者的形象。但是在1914年之后，他们不再只是被动承受，他们学会了杀戮，学会了等待向敌人复仇的时机。一首英国童谣就很好地捕捉了在全面战争时期针对儿童们的宣传动员。一个小孩面对着一间被毁房屋吟诵道：

这是杰克建造的房子，

炸弹落在了杰克建造的房子上，

是匈牙利人往杰克建造的房子上扔下了炸弹，

子弹打死了往杰克建造的房子上扔下了炸弹的匈牙利人，

——而这次，是那个孩子拿起的枪。

战争伊始，政治宣传更多的是口头上的空话，而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所有主要参战人员中的有名人士都对敌军声伐笔讨，借此来声明国际抵御是多么崇高正义。一大批德国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反驳了对德国军队在比利时野蛮行径的指控。专家认为，迫害欧洲士兵的是协约国带来的黑人军队，而不是德国。在战争后期，英法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也都陷入了对敌人的类似程度的诋毁之中，他们认为，德国文化催生了一种“普鲁士主义的疾病”。

随着动员的传播，一本描写一方虚伪，另一方正直的学术小册子的出现变得微不足道。政治宣传的核心是行动落实的前提，尤其是在讽刺漫画和海报艺术中。所有参战国的报纸都把战争的矛盾冲突道德化了。它们提供了敌人的原型：把疯狂的、像动物一样野蛮的匈奴人形容为肥胖、贪婪的英国商人，他们贪婪地渴求德国的财富和珍宝。在法国，一个圆胖、狡诈、嗜血成性的布伦希尔德形象代表了德国；一个虽然天真幼稚但有点快乐的玛丽安代表了法国。

这些文化图像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不只是讽刺漫画。法国学者所谓的“战争平庸化”，即它作为一系列正常事件融入日常生活的能力，再没有比在这里更明显的了。爱国主义和利益渗透到了兴登堡桌布、福煦烟灰缸、基奇纳啤酒杯这些平凡的事物中，把无休止的战争碎片化了。位于法国东部城市埃皮纳勒的佩莱伦公司，专门制作宣扬战斗神圣的廉价海报。它平庸和荒谬地创造了一个完全虚构的战争，远离了战场上的泥泞和流血。这种非现实有利于它的销售，这种销售体系庞大且遍布全球。

战时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形式净化以后。明信片是家人与前线士兵通信必不可少的媒介，也是各种爱国言论的载体。在法国，经过战争的杀戮，人口骤减。夹杂着**的性暗示扭转了这种局面。

平凡并不意味着微不足道。事实上，士兵的昂扬士气源于他们的作战演习。战争在继续，所以爱国言论仍起到昂扬斗志的作用，因为这是一场正义之战。这场战争不是那些受人尊敬之人唇枪舌剑的政治之战，而是道德之战。有些人认为战争会以谈判或和平妥协方式结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还会背上背叛前线作战士兵和已牺牲士兵的指责。因此，这种自下而上的宣讲是压制异己的良策。政府层面已尽力避免和平言论在战时散布，然而统一言论是最有效之策，就是用精细或者粗糙的大量图像以视觉形式在战时社会广泛传播。

以电影、宣传和道德重振军队

在战争中期，为了表示战争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电影业兴起。宣传重整军备题材的电影形式迥异，从喜剧到情节剧再到悲剧，不一而足。大多数电影的出厂不是政府策划的，也不是以常见的国家资金支持形成。诚然，电影的审查是严格的。但现在，个体电影独领**，在银幕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娱乐节目流行起来，宣扬善恶分明。音乐厅、情节剧和留声机产业也挤进来了，向越来越疲惫、紧张、焦躁的人群售卖有利可图的“止痛药”、振奋人心的海报及音乐。

电影在战时很受欢迎，这一点都不奇怪。电影满足了人们在平凡的情况下对平凡的渴望：讽刺了枯燥的军队生活，并直接针对所有问题产生的源头——敌人表达了异常的愤怒。这是一个专为查理·卓别林量身定制的时代。他是英国出生的音乐厅演员，在1913年12月加入了麦克·塞纳特的启斯东电影公司，在1914年就已经成名，并且通过留在加利福尼亚制作电影而不是参军为战争做出了贡献。

卓别林通过大银幕上为协约国作战所做出的贡献远胜于他参军做出的。卓别林是标志性人物，他既脆弱不堪又胆大包天。他是《流浪汉》里伟大的幸存者——这是卓别林1915年最成功的电影——他几乎丢失了所有的体面，但仍然不屈不挠。难怪一些英国高地轻步兵偷偷拿着卓别林的人物海报，带去了西部前线。

更不寻常的是，卓别林的照片对于治疗弹震症的作用。一位心理医生服务于美国军队时指出卓别林的照片在治疗中产生了奇迹般的作用。“请在您的照片上签名”，路易斯·科尔曼·霍尔医生给卓别林写道，“几乎每位士兵都在照片上见过您。我将会向可怜的士兵展示您的照片，这有可能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可能会说：‘你认识卓别林吗？’因此便有了拯救这个士兵的第一缕希望。”

卓别林的一些电影具有明确的政治宣传色彩。他通过电影宣传自由公债，然后呼吁公众购买。1918年4月8日，卓别林和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一起现身纽约华尔街，大约吸引了三万人前来。和费尔班克斯一起扮小丑(并站在他的肩膀上)后，卓别林告诉围观群众，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德国处于优势地位，必须为协约国军队募集钱财。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那个老东西——德国皇帝赶出法国。在华盛顿，卓别林同样提到了这点：“德军已经攻到我们门外了!我们必须阻止他们!要想阻止他们，我们就要购买支持自由公债!记住，每一张债券都能挽救一个士兵的生命，一位母亲的儿子，也会为这场战争早点儿画上胜利的句点!”卓别林随即迅速地从台子上跳了下来，并且(用他自己的话说)“抓着玛丽·杜丝勒一起跳了下来压到了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身上”。那时年轻英俊的罗斯福是我的朋友，而当时，他碰巧是海军部副部长。罗斯福去会见威尔逊总统时，考虑到英国观众，他特地与著名的英国音乐厅明星哈利·劳德一起出场。而哈利的儿子，于1916年不幸被杀身亡。

然而，卓别林的主要银幕成就是他通过《从军记》这部战争影片，宣告了其他所有战争类电影的终点，为战争电影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918年10月20日，《从军记》公映，随即便收获了一片赞誉。电影的背景设定在一个美军训练营，着力讽刺了美军新兵训练营的严酷性。经过一次不成气候的演习操练之后，筋疲力尽的卓别林睡着了，而醒来之际，他发现自己身处西部前线上。卓别林单枪匹马地抓捕了一整个德军部队，这期间他将伪装艺术运用到了极致，将自己装扮成了一棵树，并设法捉到了德皇本人(德皇由他的兄弟西德尼扮演)。

卓别林在战争期间独树一帜——成了那个时代的天才喜剧演员。电影对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一个方面。战争期间出现了许多与战争主题无关的电影，这些作品都是逃避现实的。但是，另一部分人则选择直面战争，利用电影来传播明确的道德观，希望借以鼓励众人的士气。当我们回看这些电影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作品的影响下，人们变得更加一致统一；而人们在军事冲突下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焦虑恐慌的情绪，也在喜剧电影柔和且具有安抚作用的画面与情节之中，得到了缓解。

许多德国人也认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且他们的文明是建立在比法国的颓废和英美粗俗的商业主义更高尚的价值观上。在德国，电影也在传播信息。1913年，德国有超过2000家电影院，仅在柏林就有200多家电影院。全国影院总数仅为英国影院数量的一半，但随着丹麦和美国电影的进口，德国电影在战争前夕得到蓬勃发展。

最初，电影业被高层指挥官视为烦恼，但随着1916年埃里希·鲁登道夫接任首席军需官一职，电影突然有了许多强大的支持者。1917年，当美国新闻影片进口被禁止时，国内产业出现了违规行为，即为无法满足的大众提供关于前线的照片。克虏伯武器装备公司总监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于1917年末催生了“环球电影公司”，这是一个电影公司联盟，三分之一归德国国有银行所有，并在间接军事控制下。有了这样的支持，“环球电影公司”的生存能力得到了保证。但就像德国的战争努力一样，它不是来自流行文化，而是来自政治和工业精英。

电影业与当局的关系限制了其行动的自由性及有效性。但是，高级指挥部认可了大众对电影的需求。在1917—1918年的艰难岁月里，优先供给电影院煤炭和电力，使整个德国和被占领的比利时影院人气一直很高。

军队拥有自己的电影业。1917年有900家露天电影院，有德国电影明星亨利·波顿和阿斯塔·尼尔森，他们擅长喜剧和情节剧，但他们有意识地将利润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从而在战争结束时建立了强大的国内电影产业。在那时，德国电影业既是一个可行的经济企业，又是大胆的实验工具。1914—1918年战争中的电影宣传手段遗留下来，得以被纳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

结论

宣传是否有助于缩短战争？可以几乎肯定地说不能。当德国军队在战场上遭到痛击，并没有其他原因，德国就投降了。愤怒的士兵试图归咎于盟军的宣传——**和误导，从而导致失败，但只有阿道夫·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那样警醒的人才认真对待这一论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已经撤销了这项指控。

关于协约国宣传对1917年4月美国加入战争的影响，人们也提出了同样夸大的说法。实际上英法对美国确实做了大量精密的宣传。德国宣传人员也在那里，尽管他们的工作在德国战争努力之外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拙劣和笨拙的痕迹。

英国的宣传方式是间接的。英国宣传主义者认识到美国孤立主义的力量，在加拿大出生的吉尔伯特·帕克爵士的带领下，试图通过直接邮寄来吸引有影响力的人。吉尔伯特爵士的卡片随附了小册子或转载，增加了个性化设计。他们安排了与英国知名人士的媒体访谈，并总是用礼貌的信件向编辑回应新闻批评。电影新闻片将协约国的正面形象带给更广泛的公众，并主持了一系列公开会议。1917年1月，吉尔伯特·帕克爵士回到英国并将其职位移交给继任者——格拉斯哥大学的W. M. 迪克逊教授。

从那时起，德国在美国的前途就自我毁灭了。首先是无限制潜艇战：对美国船只的直接威胁，为协约国带来美国海运的私人援助。然后是俄国的二月革命，消除了自己支持“民主”——即协约国——中的障碍因素，进而顺理成章地反对“军国主义”——即德国。然后是德国外交部对墨西哥的疯狂态度，将美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作为联合行动的潜在成果。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了这一消息，并在新当选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将被迫采取行动的恰当时刻透露了这一消息。他在1917年4月6日采取了行动，因为美国参战了。

孤立主义者和反英主义者认为，虽然协约国的宣传不足以完全消除战争，却能够控制战争的爆发，缓和各方立场。美方加入战争并非受到宣传的影响，而是因为德国从多个方面威胁到了美国人民的生活和利益。

欧洲歌剧院内，远有比协约国宣传更有力的影响源，而这恰恰对协约国能够比同盟国更好地承受战争压力一事做出了解释。协约国独立掌控财政，支配原材料的利用，这都缘于其长达一个世纪的帝国扩张。相对而言，德国并无这样二、三、四线的增援。与这些巨大的不平衡力量相比，宣传仅是其挫败对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

德国在文字与图像的战争中还存在着另一劣势。因为长达四年，德国并非依靠统治阶级的支持，而是依靠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来获得德国人民的支持。况且，在1914年8月坦能堡大战中的两大功臣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四年后负责起了战争大权。这些人也代表了德国的一种骄傲而挑衅性的军事传统，这种传统牵制世界长达50个月。1918年夏天，在德军向对手屈服而撤退之时，在每位德国人都渐渐明白这场战争注定会战败之时，德国不可战胜的言论仍在大肆宣扬，这无疑加重了其战败的痛苦。

1918年德国不得不吞下一剂苦药，而其并非由宣传而来。而这正是让协约国的百姓和士兵们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战争时期的原因。方法是坚持考虑到这一简单的信息：因为德国所构成的威胁，军人们仍在战场上战斗着，因此必须将其遏制住。对于奋战在法国的法军和比利时军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这种想法也存在于德军、美军、英军、从殖民地来的帝国军人，以及其后方的家属当中。并非协约国的宣传使各方萌生这一想法，而是在德国入侵比利时，看到自1914年以来德国穷兵黩武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信念。不断加长的伤亡名单，增加了协约国阵营的痛苦和战争胜利的决心。德国自掘坟墓，后来试图把注意力从这个事实转移到对战争的伟大性宣传上，但它根本不具备能赋予其上的军事意义。它的根本影响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他们展示的是一个更黑暗的未来，以及在一场更可怕的战争中所调动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