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华生

士气与战前的军队

1914年之前，领导西方军队的职业军官认为，士气是现代战场上的决定性因素。斐迪南·福煦是一战后期协约国军队的最高统帅。1903年，他曾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理念“战争是士气的战争，胜利是胜者士气的获胜，是败者士气低迷的失败”。他十分重视培养军队英勇的精神。因为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年)以及日俄战争表明，军队需要巨大的勇气、坚强的意志，最重要的是铁一般的纪律才能穿越战火之地。而由于新型装匣步枪、机关枪、疾射火炮的引入，现在的战场要比过去更加危险。军事专家们主张将士气摆在首要位置，高于作战技术之上。提出这一主张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新发明可能会导致军队无法出击，进而给他们带来政治影响并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谓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退化”的焦虑反应。他们还认为，工业化、社会主义以及正在兴起的民主意识正在阻碍人民的成长、毒害人民的思想、弱化差异、削弱士兵的忠诚和坚定。军队最不满意的就是1914年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他们的物资准备不足以迎战他们潜在的敌人，也就是热烈信仰士气的法国和奥匈帝国。一战前几十年的和平岁月里，法、奥两国军队皆“尚武”，与其他好勇斗狠的军队相比，其攻击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战役就揭露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在战场上盲目坚信“士气至上”是十分危险的。起初流动作战阶段，所有陆军部队都因盲目坚信士气而遭受了大量人员伤亡，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陆军更是伤亡惨重。这两国的步兵依然勇敢，且服从指令对敌军发起进攻，但是由于没有详尽缜密的作战计划，还缺少炮兵的支援，他们在敌人的火力攻击之下溃不成军。在8月末，有25万法国士兵或死亡，或受伤，或被俘。奥匈帝国自夏天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以后，一直处于损耗状态。在东部战线，奥匈帝国共损失了37.5万人，超过了流动作战部队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然而即使最初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战争仍以人们始料不及的方式证明和平时期坚信“士气至上”这一信念的正确性。首先，陆军没能像预测中那样速战速决，战争变成了胶着的持久战。1914年秋天以后，西线军一直寸步难行。而别处的战争仍十分激烈，却无法决定胜负。士兵们面临着各种问题：长期病痛困扰、思乡以及意识到结束战争遥遥无期。在这种僵局之下，士兵们的勇气、决心以及部队培养和保持这些品质的能力，成为决定胜利与否的关键。其次，分散的小队战术在战争中逐渐成熟起来，其目的是打破过于依赖高昂的士气而造成的僵局，但这与战前军队所崇尚的士气有所不同。不同于早期对纪律和服从的强调，这种战术更注重个人意愿、主动性和团队合作，并与可以装载士兵的新型武器相结合，来打破敌人的防御。

训练和纪律

1914年，全面训练普遍被认为是提升士气的基础。欧洲陆战部队素来保持着和平时期至少两年一次征兵的传统，英、美两国则雇用长期服役的士兵。训练能够向军人传授武器的使用技巧和野外作战技术，但其首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军人精神，使军队组织严密有序。通过安排紧凑的训练，新兵立即被要求统一遵守纪律。军人的着装和行为都有严格规定，逾规者将会立即受到处罚。在基础训练中的军规是最严厉的，教员不断向士兵灌输服从的思维惯性，士兵们绝不许忘记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绝对权力。军队权威立足一系列可怕至极的惩罚措施：英、德(至1917年)和奥匈帝国经常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将罪责很轻的违规者捆绑于车轮或大树上数小时。哈布斯堡王朝军队还会使用手铐脚镣，俄国和奥斯曼部队会抽打或鞭打反抗的士兵。情节更严重的则会面临着监禁或苦役。战争的第二阶段，德国军方怀疑有些军人宁愿被关在监狱以求安全，也不愿参与危险的战斗，于是建立了督战队。接受种种惩罚的受害者们都被送往前线执行最艰难且危险的任务。军队处置中针对最严重的违规行为有着最严厉的惩罚，那就是死刑。

表2　死刑1914—1918年

训练与纪律，尽管这是两项确保军队服从命令的重要手段，但也受到战争条件的影响。为了保持前线兵力，新兵只能训练两三个月。即使是在和平时期，这么短的时间也不足以让新兵完全内化军队的严格纪律。甚至以德军为首的一些侧重战术创新的军队，在战争进入后半段前，已经将重心从训练转移到提高军队的主动性以及使用武器的熟练度。而一些依靠惩罚制度激励士兵的军队依旧保持一贯作风。如意大利军队——纪律最残暴的军队之一，每17个士兵中就有一人因违纪而受到纪律处分，然而即使这样严苛的军队，也慎用死刑。一战时意军共枪毙了729名士兵，只占服役士兵的万分之一。其他军队相应地更少动用死刑，这表明，尽管那些已执行的处决被广泛宣传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威慑作用，但是担心自己被军队处决并不能增强战斗的士气。此外，在战争期间，大多数军队的纪律都会变松而非变严。此间，英军和法军死刑的定罪率逐年降低。奥匈帝国同样如此，战争第一年，奥匈帝国共处决了268名士兵，但在最后一年，除了地方性出现的逃兵，只有143名士兵被处死，只比之前的一半略多一点。1917年，奥匈帝国和德军都减轻了部分刑罚。与此同时，俄国明显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脱胎于沙俄军队的红军，在1917—1922年的内战中迅速因铁律如山而家喻户晓。

军事忠诚

军队不仅是为了压迫士兵，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忍耐力，培养他们作为军人的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一位值得信赖的指挥官会激发士兵们的斗志。1914年，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在坦能堡战胜俄国后，成为德国民族英雄，这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例证。以奖励和晋升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尤为慷慨，截至1917年发放了300多万枚奖牌。在凝聚和激励士兵方面，更重要的是培养军队忠诚。军团不仅是军队的战术或行政分队，他们是具有历史血统、传奇和特定风俗的军事社区。军人穿着整齐，在代表他们的方阵里面行进，并且被告诫要维护由先辈以勇气为军团赢得的荣誉。在战前，英国正规军不遗余力地发扬这种团队精神，将军队忠诚转变为长期服役士兵的一种“宗教信仰”。战时士兵也很认同他们的军团，尽管通常来说，这并非因为军团对过去军旅生涯的美化，更多的是因为士兵出身之间的联系。除了奥斯曼帝国的所有大国都按地区划分招募新兵。大陆地区的军团通常具有地区上的联系，而英国的军队则以他们所征新兵的郡名命名，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的。一些英国军队确实非常本地化：战时“伙伴营”的成员来自同一街道、协会或者企业。区域同质性有助于提升士气，因为它将士兵聚集在一起。他们不仅说同一种方言，共享当地文化，而且还在捍卫同样狭义意义上的“家园”，它将当地社区变成了战场上的战斗部队。

军事一体化也严重依赖于人际关系。士兵与他的小队或部门人员之间的关系，10～15人不等，他们一起吃饭、睡觉、工作、训练和战斗，他们关系的好坏对士气影响极大。这些小分队为他们的成员提供情感支持和安全感，使他们保持紧张状态，并强制服从。害怕令“好朋友”或“同志”失望的情感往往比惩罚更有效。这种整合方法在一种情况下效果不佳，就是当士兵和互相排斥的少数民族聚集在一起时，同伴的压力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引发违纪。德国军队在战争的第一年发现，波兰人经常被孤立——特别是集中在同一军队时。奥匈帝国人担心他们的捷克士兵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在1915年春两个军团向俄国集体投降之后。对罗马尼亚、鲁塞尼亚和一些南斯拉夫人军队，这样的疑虑也越来越多。因此，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在1917年进行了重组，以便打乱士兵的国籍。这破坏了凝聚力，阻碍了基于小团体基础和团队合作的新战术的引入，因为士兵经常需要与他们几乎无法沟通的同志一起完成任务。不过，这也减少了叛乱，帮助部队在一年半的战争中幸存下来。这些由不同国籍军人组成的部队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易受伤亡。虽然可以整合替补队员并且待伤病员在恢复后返回，但是非常激烈的战斗可能会使整个小队或军团覆灭。例如，在1916年7—11月的短短4个月内，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中作战的部队，平均失去了70％～85％的步兵。因此，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连接紧密的前线小组却很快就被摧毁了。

另一个对军队士气具有重大影响的就是，士兵之间以及士兵与其长官之间的关系。年轻的军官带领战士们战场杀敌，士兵们期望他们有战术技巧和过人的勇气。然而，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军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休息、劳动和训练，或者是在进行低强度的堑壕战。因此，军官们的工作内容更多涉及了关心下属。试尝他们的伙食，关心他们的身体，并组织士兵保持营舍卫生，这些都是排长或连长的职责。他们的认真负责与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士兵们的士气、纪律和健康。一个集体的领导者如果做事高效，并且关心下属，那么这个集体的士兵们甚至连患精神疾病的概率都会变小。战前的军官们一般是上层阶级的新入伍者，一部分原因来自势利的思想，但另一部分原因是这种候选人所受到的家长式管理和爱国式的教育。只有法国的军队，一个中产阶级占主导的团体，为很大一部分现役军人出身中产阶级。1914年，极其严重并且快速增长的军官伤亡迫使所有的军队降低了对战时任命军官的社会阶级标准，并且严重依赖将后备军官输送至前线。英国军队，以上层阶级的习惯训练战时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层下层的新入伍者，成功地保留了上层阶级的家长式管理。法国的初级军官也表现得尽职尽责。德国军队则更严格地坚持社会排他性，设法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良好的前线同级间的关系。而在后方，口粮严重短缺，士兵对上级有更好的口粮和工资怨声载道。相比其他国家的同级别职业军官而言，奥匈帝国的储备军官通常语言技能不精，使得他们与多国籍士兵组成的部队疏远了。俄国军官名声最差。在和平时期，俄国曾是在欧洲社会上最排他的军队，家长式管理方面也声名狼藉。随着学生、富农以及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参军打仗，军队的构成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阶级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这也是军队疲弱的主要原因。

组织性保障

由年轻军官领导的战斗部队的适应能力，主要取决于后勤保障是否到位，以及军事集团的人事管理能力。士兵不仅依靠军队提供武器和弹药，还有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比如食物、衣物、休息场地等。位于欧洲西侧的协约国，因其财富积累和世界市场的便利，在这方面优势巨大。战争后期，由于受到了封锁，同盟国士兵缺乏物资，士气低迷。食物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等到1917年，德国士兵担忧，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他们如何打赢这场战争。奥匈帝国的军队在战争末期时饥肠辘辘，这使士兵软弱无力，精神萎靡，毫无斗志。服装是另一个刚需，也十分匮乏。衣物不仅可以保护士兵免受环境的影响，还能显示士兵们的军人身份。军服越来越破烂，士兵们的健康每况愈下，作为军人的荣耀感也渐渐消耗殆尽。1918年10月，一位衣衫褴褛的哈布斯堡王朝士兵抱怨道：“比起英雄，我们更像是乞丐。”为了增强士兵的耐力以及减少前线伤亡，规律的休息也十分重要。德军很晚才认识到经常轮换部队的好处。1916年凡尔登战役，德军只有当溃败到无法控制战线时才撤出军队。而法军则经常轮换部队，保护有生力量，以便随时可以重建军团。不光是休整的频率，休整的质量也十分重要。英国军队在大洋一角驻军数十年，其技能得到了磨炼，尤其擅长为士兵举行娱乐活动。运动会、球赛、马术表演、看电影、海边远足以及无处不在的音乐会都有助于避免部队无聊或陷入阴郁情绪。

公民士兵

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都是公民士兵，他们仍最忠诚于平民百姓。服兵役向来是一种民众责任，整个欧洲也觉得这种观念理所当然，即便是在专制的俄国也一样。士兵对军队权威的服从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尽管比较模糊，但它最终来自他们对社会、国家和他们所奋斗的事业的承诺。1914年，战争双方的公众舆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正义的保卫战。但超出战争目标的惨重损失、伤亡以及争议渐渐动摇了这种共识。腐朽的政权渐渐开始丧失民心。自从1905—1906年爆发的革命失败之后，本身就风雨飘摇的专制沙皇，尤其容易受到由资源掠夺和军事失败引发的愤怒和幻灭情绪的影响。家庭在保持士兵和战争事业的联系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许多在前线冲锋的战士们来说，他们的亲人就是自己要保护的整个社会。这种家庭与前线战士的紧密联系，使得士兵时刻保持斗志。例如，法国士兵在战争期间收发信件的数量高达100亿封。战士们也渴望离开战场与心爱之人相聚。家人们往往会向战场上寄一些自家烘焙的食物、衣服以及值钱物件，表达他们对士兵的关爱和感激。1917年，每周都有超过100万个这样的包裹抵达西部前线的英国军队。这些信件和礼物有力地提醒士兵他们负有捍卫国家的使命；相反，在战争后期，德国以及奥匈帝国的士兵不断收到家人寄来的表达绝望或者担忧的信件——这些信件逐渐动摇了他们对领导者的信心，并开始质疑继续战斗的意义。

军队最初的准备不足以塑造军队的意识形态动机，在和平时期，欧洲的武装部队自诩为“民族学院”，专门教导军人服从命令，热爱祖国。然而，独立于民间社团和政治政党之外的职业官员并不适合这项工作。战争时期，早期的军事宣传更倾向于依赖军队牧师的布道活动开展。然而，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是个转折点，这场革命揭示了忽视群众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并引发了战争中的另一个危机：意识形态危机。革命政权之所以迅速在部队中引进了一套现代化的政治教育运动，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士兵是军队的关键组成部分，可借此作为影响俄罗斯人民的渠道。早在1917年夏天，一个“中央社会政治启蒙委员会”就在培训讲师，给部队安排会谈，并编制关于军队士气的日常报告。作为俄国的政治对头，德国也悄然效仿，并于1917年7月公布了“爱国主义教育”计划。各级指挥官也大肆宣传，旨在教导士兵“不可受敌方**而妥协求和”。他们的方法也成熟老到，不惜代价也要查明并解决军人们所伤心忧虑之事。很快，他们就意识到，寓谈于乐最容易引人共鸣。电影也成了化解逆反心理的新媒介。很快就有了效仿者，其他军队也开始关注自己士兵的疲惫，并越来越多地使用进攻性宣传来激发部队的士气。1918年1月，意大利军队因上一年秋天在卡波雷托的失败而很清醒，于1918年1月建立了宣传办公室。 3月，奥匈帝国与英国军队也成立了自己的宣传机构。就连美国也成立了自己的士气部门，开始在每年秋季进行露营训练。虽然这种种举措大都太过有限且为时已晚，并无太大作用了，然而，它们的存在，就像适度的惩罚一样，表明了军队对士气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大部分军队最终意识到，想让公民士兵配合，不是只下达一条命令就能解决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可解释的，甚至是可以协商的纪律条文，这样才能有效地让士兵信服并遵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违纪

在战场上，军纪实际上不只是长官下达命令，其执行结果还要看士兵接受的程度和意愿。甚至在1914年，长官下令战斗到最后，几乎都没人听从。士兵的所作所为，通常位于绝对服从和完全叛变之间的一大片灰色区域——部分服从。个体可能会推卸令人不快的任务，装病告假，或在战斗中迅速寻求掩护，“互放彼此一条生路”。休战期间，战火仍在继续，但双方都尽量不杀害任何人，也不故意得罪别人。敌对双方甚至偶尔如兄弟般友善，最为著名的是在1914年圣诞节。尽管协约国是严格禁止这种做法的，但在1917年春，怀着加速瓦解俄国革命军的企图，德国指挥官在东部战线却鼓励这种做法。然而，很少有士兵公然蔑视军队权威。几乎没有人能从前线退下来，这也不被看作是明智之举。自残不仅意味着终身残疾，还会受到军队的严惩。例如，在奥匈帝国，曾有129名士兵因自残而被处决。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逃跑，在战区通常都并不诱人。由于其所涉及的距离遥远，以及有部署在铁路线后和火车站的宪兵，逃跑的概率是极小的。惩罚极其严厉，不仅包括军队的处罚，还有其他士兵的排斥以及社会对其家庭的指责。在西部，几乎没有士兵试图逃跑。只有31 405名英国士兵和5万名德国士兵曾擅离职守或逃跑——占每个军队士兵总数的不到0.5%。即使是意大利军队，其在战争最后一年，依靠少而严厉的纪律来激励士兵，也因此造成糟糕的战绩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它也维持了这一最低限度的服从。该军队记录有162 563名逃兵，小于其士兵总数的3%。

尽管如此，即便大多数战争逃兵率并不高，但它的确反映出士气的波动。1917年军队状况很差(当时人员伤亡达1700万，仍然看不到和平的希望)，逃亡率在欧洲军队激增。德军逃兵率翻了3倍，在比利时军队中翻了不止4倍。二月革命后，俄军逃亡率增加了5倍。只有英国远征军未受此影响。个体违纪行为人数上升，随之而来的是集体违纪现象的出现。冲突引起的最惊天动地的哗变发生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卫戍队倒戈加入示威群众当中，是二月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纪律约束一旦遭到破坏，就再也无法在沙皇的军队中得到复原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一号法令成立了民主士兵委员会，与其说这是明确协商在指令与执行关系中地位的尝试，不如说这是赋予士兵反抗军官的权利。此举有助首都恢复安定，使前线不再发生暴乱。但是它削弱了权威，必定也摧毁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其他军队，1917年的反抗更加温和，而且也只发生在战区。1917年3月与7月，两支意大利军队发生叛变。9月，英国军队斯台普斯的训练营发生暴乱。德国战斗部队在整个夏末和秋季都受到小规模的恐慌和起义的困扰。这些骚乱规模有限，而且是因为士兵疲劳以及对恶劣条件的不满，并不是为了更加野心勃勃的政治目标。然而，士兵们士气低迷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在秋季的卡波雷托战役中，在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双重袭击下，意大利军队溃不成军。有28万意大利士兵选择投降，35万落荒而逃，还有1万人牺牲。法国军队经历了大战中最严重的前线士兵的叛变。1917年4—6月，共有近一半师的4万名士兵哗变。一些士兵拒绝上前线作战，其他人同意赶往前线但不再准备进攻。高级指挥官试图将士兵的违纪归咎于后方颠覆，但是真实原因却是对休假不足、口粮劣质，以及对家庭的担忧。除此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对军队领导层的进攻策略感到失望，这一不满则在“贵妇小径”的大溃败中达到**。最终，与俄国农民士兵与其国家疏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叛变体现了源于法国共和体制的强大韧性。法国士兵想要和平，但当务之急仍然是将德国军队驱逐出他们的国土。军队进行了血腥镇压来重塑权威，以儆效尤——554名逃兵被判死刑。但实际上，只有49名被杀，其他人则通过私下商议服役条件后重新编制入伍。一旦自毁性进攻停止，军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法国军人就做好了进一步牺牲的准备。

海军哗变

海军的违纪行为从1917年开始增加，这些表现比陆军违纪更有组织性，也更为激进。在和平时代，战舰和巡洋舰一直是舰队的骄傲，但这些军舰却更易受兵变之害。原因是：第一，这些士兵中的大多数来自城市工人阶级，这使得他们自身带有工业文化下的阶级凝聚力及集体行动特性。而相较而言，大多数陆军成员多为贫农。第二，大型战船很少投入实战中，这些战船长时间停在港口，这使得水兵们感到自己参军并无意义，也给了他们机会聚在一起互诉不满并策划反抗。第三，阶级之间通常是相互有敌意的，这在中欧和东欧舰队中更为明显。海军军官很少使用类似陆军中的“家长式管理”。海军的伙食比陆军士兵的还要差，这导致他们更加埋怨长官有更加优厚的休假津贴，抱怨上级因陆上粮食短缺而拒绝为海军改善伙食。因此当反抗爆发时，才如此暴烈。在俄国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1917年2月的革命中，士兵因不满纪律的严苛，愤怒和政治上的矛盾被激化，士兵用刺刀杀死了指挥官并以私刑处死了其他军官。一年后，奥匈帝国的海军士兵们控制了停在卡塔罗港口的装甲巡洋舰。他们杀死了一名军官，威胁如果哪艘船只没有悬挂红旗，他们就会立即发起攻击，他们要求立即无条件实现和平，要求政治民主化和民族自决。因其不能将反抗势力扩散到港口之外，他们与岸上的军队展开了紧张的48小时的僵持战，并最终被制伏，4名反叛者随后被处决。

海军哗变可能对战争结果造成极大威胁，这在著名的战争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1918年10月底德国公海舰队起义，德国水手和俄罗斯、奥匈帝国的士兵一样，缺乏士气，厌倦战争并痛恨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对1917年夏天的早期罢工和对主力舰上的抗议活动受到了镇压、两个水兵被处决而耿耿于怀。叛变的导火索是德国最高海军指挥决定攻击英国。对水手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自杀；德国和美国政府自当月初就一直在进行协商，人们满心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和平。起初，人们的抵抗只是为了阻止战争行动。然而，在叛乱船只被转移到基尔且当局打算实施处罚时，抗议者制定了更激进的目标。其他军团的平民工人和军人与顽抗的水手一起煽动革命，革命迅速席卷德国。1918年11月9日，革命之火烧到柏林并推翻了德皇政权。

崩溃

在国内，正如俄国和德国政变证明的那样，陆军和海军叛乱可以在政权更迭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在前线，军队在整合和强制士兵方面的作用也很显著，违纪行为基本不会给军队带来致命的打击。例如，在1918年底，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都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意志消沉。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逃兵：在战争结束时，有25万人从哈布斯堡王朝军队中潜逃，近50万人从奥斯曼帝国盟国军队逃跑。可是，大部分士兵是在休假时逃亡或者是在铁路运输中和前往前线的行军营中逃亡。战区的监督更加有效，部队依靠军队获得供给，成千上万的人仍然处于备战状态。兵变大部分只限于大后方。1918年夏天，奥匈帝国国家卫戍部队遭遇了一连串暴动，这些反抗通常是由俄国激进的前战俘发起的。然而在前线，直到10月底，哈布斯堡王朝完全瓦解的时候，才出现了严重的集体违纪行为。尽管如此，低落的士气影响还是很大：制度约束可能会使军队坚守各自岗位，但无力在军队中阻止疲惫和绝望导致的士气低落的蔓延。所有同盟国军队在最后几个月的敌对行动中，军队作战表现都非常糟糕。

造成全军溃败的原因不是哗变而是低落的士气。德国军队在西部前线的惨败，为这一点提供了最戏剧化也最有力的例证。1918年，德国军队和其盟国军队一样，交通线路上出现了严重的士兵逃跑现象。被德军视为胜利最后机会的春季进攻失利，征兵的运输部队频繁抵达法国，但他们的补给被削减了20%。在前线，疲惫、消沉、渴望和平的情绪日益增长，尤其是从7月中旬开始，法国和英国得到了美国大量新增兵力的支援，发动了最后一场压倒性的反击。直到战斗的最后几周，德军才出现大规模的士兵叛逃，但战斗热情之前已经急剧下降。士气低落的士兵不是反叛，而多是在他们疲惫不堪的年轻长官的带领之下集体投降。在战争的最后4个月，共有38.5万人投降，比之前4年被俘的人数总和还要多。史无前例的投降浪潮，使得协约国的进攻迅速向前推进，这又反过来加速了投降。当德国的军队退回他们自己的边境的时候，低落的士气在前线士兵和军官中层层蔓延。9月底，最高指挥部也乱了阵脚。军队指挥官抱怨再也不能鼓舞士气，宣布战争失败，并说服德意志帝国政府立即开展停战谈判。德国军队对胜利的渴望被彻底粉碎，只想赶快迎接和平的到来。

结论

士气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久度和最终结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尽管在和平时期军事专家预测出来士气的决定性影响，但他们对于战争到底需要多高的士气仍然不甚了解。正如早期作战的血泪教训表明，他们绝对服从的信念不足以抵抗现代武器。部队需要韧性、决心、主动性以及团队协作才能在1914—1918年这场残酷的持久战中有效作战。为满足这些需求，最成功的部队把严格的无条件服从折中成为更灵活的纪律，妥协使得原则不那么容易被打破。军队通过审查士兵的包裹来探知本国士兵心系何物，探索在保持权威的同时满足士兵需求的办法。在战争的决胜期，军队甚至会对进一步牺牲做出解释，来增强战争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有条件的，并且植根于战争时期军队对社会、国家和事业的贡献。结果证明，他们确实是适合作战的、相当强劲的军队。

尽管如此，自1917年开始的分裂迹象表明，士气并不能决定一切，尤其对欧洲东部和中部来说。国家物资的短缺和战争正义的幻灭使不满和逃跑现象加剧。俄国革命表明，国内兵变和国内反抗势力一旦联合起来，可能会对政权造成致命威胁。恶劣的服役环境和腐朽的军队内部等级关系，使海军处于最有可能集体叛变的危险地带。在前线，军规比士气更加容易维持。在战争的最后几天，更严密的监督和整合遏制了大部分严重的集体违纪趋向，但是同盟国却不能消除士兵中的冷漠、疲惫和绝望。按照福煦的说法，低迷的士气摧毁了军队作战的热情，消磨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注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