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特纳
政治背景
战前的欧洲由四大工业国家——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两大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主导。1914年8月爆发的战争，给这些政体带来了三大问题：第一，内部矛盾亟待解决，然后才能对外作战；第二，政治家和士兵需要在几年的和平共处之后，重新处理他们的关系；第三，国家需要扩张政权以调动人力物力对外作战。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应对这些挑战，结果也不尽相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离战争风暴。大多数国家都能发现，1914年建立的体制事实上非常脆弱。
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依赖自身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和权力、专注于特定领域、拥有教育程度越来越优良的产业工人。不能指望他们接受从属关系——有序社会和有序工业需要的从属关系。胁迫是无效的，社会的快速变化和个人流动性打破了自然关系。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来自混乱政治和工人阶级的挑战。
战后的政治体制也各不相同，各种形式的政体让人眼花缭乱。作为当时主要欧洲国家的英国，已经持续开展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化运动；而美、法、德等国也早已从19世纪中期迅速崛起，并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相比之下，意大利和日本则是从19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同期的沙俄则因为沙皇的不作为，工业化进程一波三折。工农业间的社会和政治平衡也随之发生变化。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中产阶级的规模和人员结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享有等量的工业产品和财富。
此外，这几个大国的管理体系也大相径庭。尽管所有国家(除美、法)都实行君主制的政体，尽管所有国家(除沙俄)都广泛开展民选，组建了国民代表大会，但实际上国与国之间的管理体系完全不是一回事。在中欧和东欧，集体政治在过去对政府各部门的影响相对较小。德国政府则是由德皇及皇室掌控。德国首相和各部长无须经由德意志帝国议会任命通过，只需要在德皇、皇室和军队的辅助下统领国家。各政党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奥匈帝国实行贵族部长负责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这些部长大人大多无视奥地利和匈牙利选出的议员——而正是这些议员组成了帝国的代表大会。奥地利议会推行广泛民主，各政党积极参政议政，因而很好地代表了奥地利人民的利益；而匈牙利议会则是由马扎尔人统治，匈牙利政府也是残暴无道、压迫人民的。在俄国，沙皇及其幕僚大权独揽，情况比匈牙利更恶劣；至于1906年一次小型革命后匆忙设立的杜马，则从未“轻易”启用过。
在西方，国家的治理结构更凸显了社会的复杂本质。意大利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大权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它们主导国会和执行政府，但是各种政党权力薄弱，杂乱无章。也是由于这种政党间的杂乱无章，这个国家本身对意大利社会影响不大。在英国——另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各类政治党派井然有序，能够创建强有力的政权。但是同样地，国家对社会影响很少。在法国，其下议院权力很大，能够组织政府或推翻政府(在1871—1914年间，就有60个政府的更替)；其执行政府本身制度不健全；政党无组织纪律可言；然而相较英国和意大利来说，其国家大权更依赖法国社会本身。
自由主义陷入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危害在于，它带来了一种政府的新模式和对政治的新态度，这在19世纪后期和大战爆发前的10年表现最为明显。不论在何种欧洲的政治体系中，总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大权应掌握在立宪政府的手中，认为这些政府应当对它们统治的大部分人群有求必应。这些人认为，社会和政治上的变革就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拨乱反正，在总体上使世界上的国家、民族同时存在，共图繁荣发展。这些看法都是自由主义的态度。自由主义的想法，可以看成是对历史学家阿诺·迈耶曾提出的“秩序的力量”和“运动的力量”的一种平衡——粗略地可以区分为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向往自由贸易、言论自由，提倡保护人权。同时自由主义也给很多人以希望——如果反动保守派的行为被严加控制，工人阶层的起义力量也会因为革命难以实现的要求而受到抑制。很多欧洲社会有一个或多个政党，其行事原则彰显了一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立法的执着，灵活性的变通和响应能力共同组成了一种政府的模式，能够被政党或政权接受，然而这些政党对自由主义的其他价值观却不感兴趣。自由主义的存在显示出能够接受多种政权形式的社会，并且希望社会的不同不会意味着破坏性的冲突。
在一些国家，自由观念在大战前深入人心，甚至影响到了右翼政党，尤其是在英国。在德国和奥地利，没有执政希望的政党才会推崇自由主义。而在俄国更是如此。开放的、积极的宪政思想，只不过是首相、大臣有时讨论解决棘手问题的方法。在意大利，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是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屏障，也是天主教独裁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对者，还是对立宪和世俗价值观的拥护者。尽管这些自由主义的形式是多样化的，但它的确加速了欧洲19世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进程，它也使自由主义在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占据显而易见的优势地位。战争将这种优势付之一炬。在欧洲，随处可见的是社会和政治团体的瓦解，而这是战争带来的直接的不良政治后果。在英国，主要政治争论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销声匿迹，这种局面至少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没有征兵制度的情况下，男人们蜂拥志愿加入到爱国战争中来，工业中的动**局势明显减少，爱尔兰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另外，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大政党向小政党、工党和爱尔兰民主主义人士宣告政治休战，而这些党派大部分都遵从了两大政党。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仅用了一句反语就概括了自己的感受：大战的爆发是他政治生涯中幸运的一笔。
法国下议院各政党的休战这一背景同样为全民拥护一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要知道，联盟在法国政治中并不罕见。其中1914年8月的法国下议院的“神圣联盟”内阁格外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除了总理，该内阁还包括勒内·维维亚尼(曾是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社会主义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与维维安尼同为前社会主义者)和保守共和党人亚历山大·里博特。这一政府持续至1915年10月，后由白里安组建的内阁继任。白里安内阁既包括代表天主教利益的人士，又包括极端的反教权主义者。尽管这一“神圣联盟”内阁与其他的民族联合政府一样不堪一击，民族联合的思想也还是持续到了1917年。
法国和英国国家内部的政党间休战，均未坚持到一战结束，这与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经历大为不同。意大利参战的决定仅仅由几个内阁部长就做出了，甚至未寻求军事部门的意见，更别提国民大会了。渐渐地，战争本身就成了一种政治图谋。乔瓦尼·乔利蒂在1903—1914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自由党首相。1914年3月安东尼奥·萨兰德拉接替其位置，后者更右倾。当意大利因萨兰德拉卷入战争后，乔利蒂就赢得了反对战争的代表们可观的支持，直至乔利蒂败北。自1912年反对利比亚的战争后，乔利蒂的支持者们就被指责为不爱国，与社会主义勾结。对此次战争，意大利民众大多不支持，不管是战争伊始，还是在1917年卡波雷托战役达到极点，奥地利对意大利造成重创的那几年。此外，萨兰德拉政府是战后唯一垮台了的战胜国国家政府。
德国就更不同了，更加激进，主要是因为德皇威廉治下的德国不能像其他类似的地方一样追逐权力。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占主要地位的是社会民主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传统的“反对侵略”这一政策抛在脑后，不过帝国政府在战时也不需要他们支撑。实际情况就是社会民主党加入了“国内和平”的阵营，政党间达成了一致协议，左翼分子支持战争以换取对改革的空头支票。战争第一阶段，右翼派的野心持续膨胀，既想要攻克外部的东西战场，又想强化独裁政权。同时，为动员战时经济，国家自然进行了更深的干预，这些干预大部分由德国纳粹党的领袖完成，比如右翼政治的突出代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而他在战前一直不能过分插手政权。
在奥地利和俄国，君主政体对战争的爆发的反应是，试图忽略战前政治问题并依法令管制国家。结果，政治问题太严重，不容忽视。遍及奥地利帝国的少数族群，对代表遥远王朝的利益愤恨不已，而诉诸武力。斯拉夫人的领地，尤其是由匈牙利议会管理的领地，传出了自决的呼声。帝国政府实行的战时政策过于集权，负责帝国外交政策的切尔宁伯爵在1917年4月已警告，如战争继续，帝国注定会解体，而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政治领袖在1918年12月才得知此事。在俄国，不满情绪已经很普遍，由对政体的反对所引发。此政体对军队和公民的要求十分无情，而组织工业战的低效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不满情绪以及最终推翻两个帝国的运动进展缓慢，不是一开始就达到了充分的效果。
左派的构成
战前的欧洲，“左派”由多种社会组织构成，通常有中产阶级的领导，还有一些主要关注工业问题的贸易工会。这些工会领导者通常是社会主义者，或者属于与工会利益相关的社会主义团体。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简单。许多工会领导者拒绝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目的，例如由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扩大福利、追求经济平等，而是支持在集权下实现成员的直接利益。在英国，尤其可以作为例证的就是1900年形成的工党，它不是社会主义团体，而是作为向议会施压的组织来维护贸易的合法权益以及各工会在市场地位的政党。工人阶级运动从而变得支离破碎，此运动曾尝试组织并代表一大群人——其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或者试图改变工业所有权的分布和财富的分配。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言论成为欧洲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会的通用语。其中很多人在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找到了认同感。社会主义国际组织国际集会、传播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比贵族更强大的思想。
战争使整个欧洲把目光聚焦到阶级矛盾身上。工会与社会主义政党会将爱国主义情怀置于阶级意识之前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绝大多数的工业化人口是会选择追随他们，抑或是转向那些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政府呢？这些政府已经陷入战争泥潭。放眼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已然分裂，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支持自己的国家政府，只有一小部分还在坚持国际主义。在法国，工人运动很快展现出了对于这场战争的支持态度，毫不含糊。法国总工会秘书长茹奥·乔豪斯信誓旦旦——法国的工人们一定会为奥地利和德国的皇权统治敲响丧钟。在英国，工人运动的热情虽然不敌法国，但英国工党和工会联盟也表示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在这场战争中，工人应当站在协约国的一边。拉姆塞·麦克唐纳作为独立工党的创始成员想要信守住独立工党的国际主义，也因此辞去了议会工党大臣的职务，由亚瑟·亨德森接任。独立工党不断遭受质疑，是英国异常强烈的反战运动的核心。但在这场运动中反战只是少数人的观点，官方打出的标语是“德国胜利之日即欧洲民主衰败之时”。在德国，人们则相应地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在遭受未开化斯拉夫人的威胁，并且还不止于此，威胁还来自法国和俄罗斯政府被别有用心的人操控，欲借巴尔干半岛冲突来满足帝国主义私欲。
然而表面浮华的1914年8月和9月，并不能掩盖同时期全部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当政府要根据战需分配那些少得可怜的人力与资源时，工人阶级的参与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壕沟战的所需，迫使政府去挤压那些依旧留守在家生产弹药、耕种田地的劳动力。他们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罢工活动受挫、被禁，工资受到管制，工人只能在规定的领域做工，那些能够给予工人一些市场控制权的、让工人自己决定生产过程的传统活动全部都被迫停止。女工以及没有学徒经验的不熟练男工进入工厂，去取代那些参战的熟练工；而那些在不同程度熟悉自己生产领域的熟练工则按照命令去到国家需要的领域。无论这是军方的要求(在德国日益如此)还是民选政府权力扩张的结果(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一向如此)，它都具有引发破坏性社会倒退的隐患，特别是当改变的直接推动力是雇主的时候。
英国和法国政府从而与工会做了具体的交易，工会会员要参加当地委员会，当地委员会须设定薪酬，分配劳动力，用于补贴征兵、薪酬控制、雇用女性及残疾人。5名工人代表在联合政府获得席位：亚瑟·亨德森于1915年4月参加了首个英国联合组织。艾伯特·托马斯作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主要负责从1914年10月—1917年9月的法国军火工作。但是这一办法并没能让阶级矛盾或工业动**得以消除。车间工人认为，他们的领导正在与他们的阶级敌人勾结——因此，谁能为他们争取更大的利益，他们就听谁的。1915年夏末，英国制定了征兵政策，因此爆发了一场重大罢工行动。在1916年春，工程行业出现了大范围罢工，1917年再次出现，这些运动都是由工厂的工人代表领导的，他们既要挑战工会和政党领袖的私自勾结，也要反抗传统工会组织对信教教徒的排挤。
工人代表参与国家事务，使得工人运动更加分裂，左翼态度更加强硬，这一矛盾更是无法解决。没过多久便面临战争持续打下去的威胁。1915年9月，来自交战频繁国家的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会面，并在会议上谴责了战争的爆发，更大程度上针对的是由列宁提出的革命失败主义策略。厌战情绪最终还是占了上风。1916年和1917年发生的罢工事件，关系到的不仅是工人的利益。虽然在所有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在总体上有所提高，但缺乏成熟的经济管理会导致物价先于工资上涨：这会导致当地滋生极端厌恶情绪。在1915年和1916年，征兵和住房条件差是罢工的主要因素。直到1917年，英国的工人代表一直在呼吁和平谈判，进一步缓解公民的艰苦条件。
为反对临时政府，俄国爆发了第一场革命，并出现了苏维埃士兵和工人，这使得西方的工人运动备受激励和震惊。亚瑟·亨德森于1917年7月从俄罗斯访问回国。他向刚加入新成立的劳合·乔治联合政府的同伴们警告说，必须尽快考虑以谈判来结束战争，以防工人阶级崛起并停止战争。他的内阁同僚将其驱逐出局，之后他便回到了工人运动的怀抱。到年底的时候，无论是工党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强烈批判政府拒绝对谈判进行深入思考。这导致工党对立的两派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调和，甚至在工厂工人代表和官方工会的各个层次结构之间都产生了一致的意见。
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苗头。放弃工人阶级提出的增加薪水、改善工作环境，并享有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要求，只能是暂时性和权宜性的。关于放弃来之不易的成果，总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存在。政府没能够予以回应，这使得人们确信，当进程变得举步维艰，正如1917年各交战国之间陷入激烈的斗争旋涡，如本书第十七章中讨论到的，热血沸腾的社会主义反对党将会成为真正的威胁。在法国，少数派代表艾·玛黑姆是冶金工会的秘书，他将少数派和多数派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人格化。他于1916年12月坚持认为，只要是国防建设开始的地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就不再反对茹奥提出的多数派要求，即国家的利益乃劳动者的利益。同样，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当时也分为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当时由弗里德里希领导)；独立社会主义者(当时由雨果·哈斯领导)，他们曾公开批判战争；斯巴达克党(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以及左派代表，他们对俄国革命释放出的信息，表示积极支持。
左派与工人阶级参与政治进程，对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使得战后欧洲出现社会主义政府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战争后几年，他们的参与使得阶级冲突司空见惯，这也许是战争所产生的更重要的影响。
右翼的复活
战前欧洲的右翼政治与左翼政治同样花样繁多，支离破碎。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都存在分歧。在除法国的所有国家，拥有土地且与军队有密切联系的保守贵族，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即使在法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总的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代表都是右翼。行业协会和雇主联盟不断要求自由贸易或关税保护，各种团体要求保护财产权。代表这些右翼立场的政党往往一片混乱，这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组成人员存在矛盾。例如，在德国，封建官僚主义法庭和军队大都由普鲁士贵族组成，他们在国会占有的议席数量也很可观，原因是选举体系严重倾向于农业地区代表，而且莱茵—威斯特伐利亚(Rhine-Westphalia)的商人被边缘化了。在英国，虽然持续下滑的经济使得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日渐衰落，但他们在保守党中仍然具有影响力，该党在亚瑟·贝尔福时代的领导人于1911年被安德鲁·博纳·劳(一位格拉斯哥商人)驱逐。英国自由党对许多商人来说仍颇具吸引力。
贵族因为有众所周知的物质财富需要去保护，所以无论何地何种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保守主义。然而，贵族却完全不是工业资本家最可争取的盟友。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一些英国商人发现自己因其贵族身份影响受到了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政治权力的排斥。于是他们决定采用不同的策略，正如大众政治中挑战左派一样引起焦虑。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诉求很坚定，这十分常见。尽管在大多数国家这一策略通常不厌其烦地被用于吸引下等中产阶级和农民而非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的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一主义意味着全部就业的承诺，采取一定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且向可提供市场和原材料的殖民地扩张。这些情况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军备和军事扩张通常意味着税收，税收大部分又由富人们支付。福利意味着国家干预社会。对此，战前欧洲的工业巨头和贵族精英为了抵挡左派而做出妥协，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为了普鲁士土地所有者和普尔·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工业者的利益而服务的税收政策。所以这种妥协十分脆弱。
这场战役是右翼重获主动权的机会。在德国，“泛德运动”日益声势浩大，与重工业以及武器制造商所援助的军国主义集团相关的运动尤其如此。泛德运动者们不久就抱怨说，支持战争贷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们已经宣称站在爱国立场上有诸多好处，而这可能也会在某种情况下强加到他们头上。右派则让风险有所增加，因为他们定下了一系列扩张主义的战争目标，而这些目标与社会主义者进行保卫祖国战争的观点丝毫都不相容。政治冲突持续加剧直到1914年堑壕战停止，东部前线运动战越来越缺少人力，战局也更加难以预测。到1916年中期，右派与陆军高级指挥部加紧发动全面战争以控制欧洲与殖民地区(指挥部由某些主要党派援助，包括民族自由主义者，目前，他们已完全忘记了他们战前寻求国际和平的愿望)。右派的政治主动权落入了高级指挥部手中，以东部前线的胜者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和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将为代表。社会民主主义者意识到德国的工业与工人正遭受苦难，看不到成功的曙光，所以他们开始不再支持战争贷款，甚至建议在与协约国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协商。这场斗争在并不确定的国家首脑——也就是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与德皇之间激烈展开，二者都认识到泛德和平不可能实现，不能容忍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式和平”明显的失败主义，不能满足与之相关联的宪法改革的需求。
很快就出现了宪政政治的完全崩溃。高级指挥部要求无限制潜艇战，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投入战争。在未能使协约国陷入困境之后，国会大厦的左翼政党提出了“和平解决方案”。鲁登道夫威胁要辞去军事职务，因为他无法再与贝特曼·霍尔维格合作。由于德国国会党拒绝支持总理，甚至反对军队，霍尔维格被解雇并被军队傀儡迈克尔斯取代。迈克尔斯在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党和天主教中心党之间，在国会大厦中试图达成有效的亲和平联盟。和平解决方案被勉强通过和真正忽视了。迈克尔斯的背后是军队，他在三个月内取代了赫尔丁伯爵，他不像贝特曼·霍尔维格或米卡艾丽丝一样能够回应国会大厦的要求或阻止它表达不同意见。1917年9月建立的德意志祖国党，开始更加强硬地控制德国政府，代表泛德的一切，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开始更加强硬地控制德国政府。
1917年秋，对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自由主义运动而言，实际上恰处于其最为不振的时刻。尽管每次自由主义运动都以不同形式面对其强敌。在法国，继任的联合内阁遇到了军事失败以及群众暴乱。到1917年春止，法国发动了尼维尔攻势，这一举动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各个群体都紧跟着参与了暴动。在尼维尔攻势前，也就是在1917年3月，白里安政府垮台；接着，里伯特政府首先以左翼姿态亮相，以期迎来和平，收复权力，并对战争进行强有力的抵抗。里伯特在8月末垮台，而潘勒维坚持抗争到1917年11月。那时，他的职务由乔治·克列孟梭继任，克列孟梭最终借由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合内阁的控制权而结束暴动。克列孟梭作为一个强势的劳工压迫者和自由主义的敌人，重振了其名声。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了，不过他确实残忍地对待其政敌，其政敌经历过逃亡，现在躺在牢房里，时日无多。克列孟梭的影响力，让他在战后的余生里仍然握有权力。这一影响力便是他有大众拥护，可以树立自己的言论权威，而这些支持也让他不可撼动。法国政治沦为支持抑或反对战争的一场争论，在这样的局势下，取胜的可能性极大地受到了影响。
劳合·乔治在英国的境遇与克列孟梭的情况十分相似。自1915年4月阿斯奎斯联盟建立以来，劳合·乔治担任军火部部长一职。虽然阿斯奎斯所主持的内阁由自由党掌控，但是政府赞同了扩大征兵与民间经济的必要性，这一举动使他们失去了自由党派和下议院中工党的支持，同时也失去了保守党派的青睐。因为他们并不认为阿斯奎斯或是他的自由党党员(除劳合·乔治)会真的投入战争中。最终，阿斯奎斯于1916年12月下台，被劳合·乔治所领导的以保守党为主的联盟取代。劳合·乔治联盟扩展了对于经济以及社会的国家控制。劳合·乔治认为，他之所以能上台只是因为民意支持他反对下议院；1917年5月，他一直在为首相选举准备，这次他将会带领一支右翼亲战的自由党人士，与温和的保守党人士组成的联盟，反对反战分子的队伍，也就是阿斯奎斯——左翼自由党派以及工党。最终，劳合·乔治通过将反战主义与失败主义联系起来，成功地分裂了自由党。1918年1月，政府的战争目标发生了表面变化，变为旨在承认美国总统威尔逊敦促的“民主和平”，于是反战运动也就被此计谋消解了。虽然这使战争政策变得有些不同，但它还是承认反战运动是政治危险的。可与此同时，一份声明表示强劲的政策会克服“和平主义”。
劳合·乔治政府还面临来自右翼分子的另一种挑战，大多数参战国于1917年和1918年被占领。它们原以为稳操胜券的国家通过他们在战前所努力培养出的军力会在战后的经济大战中实现经济上的独裁，可是最后，这场“军事胜利”却令人不太满意。在英国，这意味着保守党中关税改革派的胜利，自由党自由贸易信条的逆转。在德国，这也是泛德意志主义的胜利，在法国，这代表着又一次地对大型企业的民族主义利益的鼓励。从与1916年巴黎经济会议的协定来看，这已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其在英国与法国得到自由党和社会主义政治家的一致接受，又对战前自由主义造成另一次冲击。
政治斗士们
我们已经见证了德国军事干涉对政坛产生的深远影响。英国是传统意义上实行宪政制度的国家，其军事等级制度也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英国军事等级制度体现为保守党的政治宣传，饱含同情的新闻报道以及阿斯奎斯采取的军事政策。为了证实先前弹劾他的同僚是错的，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控制，阿斯奎斯以壳牌公司丑闻事件为导火索，强烈谴责国内政客造成的军事失败。阿斯奎斯对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达达尼尔海峡惨败负有重要责任。海军上将费舍尔因达达尼尔海峡军事进攻计划而辞职。1915年底，国内政客威逼阿斯奎斯政府强制征兵并采用西部战线的策略。
劳合·乔治与大部分政治同僚意见不同，他坚持认为应该实行征兵制。他一直以来质疑英国军方的决策，索姆河战役后，最终失去了耐心。劳合·乔治当首相的首要目的就是阻止英国帝国总参谋长罗伯逊和法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对无用的防线部署军队。1917年3月，曾经选举劳合·乔治上台的保守党政治联盟否决了其想解雇黑格的提议。劳合·乔治不得不接受黑格的佛兰德斯防线，这最终导致了帕斯尚尔战役。1918年2月罗伯逊由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身份遭到撤职，而黑格则侥幸留到一战结束。
劳合·乔治作为英国首相却迫于形势，不得已容忍违抗命令的将军，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只发生在英国。在意大利，卡多尔纳将军拒绝与政客讨论军事战略，并在1916年8月废除了战争区的政治官员。在1917年他还试图强迫时任内政部长的奥兰多下台，当然最终没得逞。在意大利输掉卡波雷托战役后，奥兰多成了首相，罢免了卡多尔纳并任命迪亚斯为新将军。在此期间法国经历了四次主要的军事领导人更替，约瑟夫·霞飞将军领导了1914年和1915年法国的大规模进攻，尽管当时的白里安政府强制他用相同的精力保卫凡尔登，他还是在1917年主张再次发动进攻，并因而被免职。随后，白里安政府被罗伯特·尼维尔上将所控制，但在1917年他所发动的春季会战使法军士气大伤。上将亨利·菲利浦·贝当重新集结了军队，但由于人心涣散，战略失误，很快就在1918年3月被斐迪南·福煦所取代。福煦任协约国军队总司令期间，指挥英、法、美、比军队挫败德国的五次进攻，捍卫了自己的声誉。像英国的上将一样，法国上将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夺取政治领导人的权力、操控社会媒体和舆论、形成自己的议会体系，并在人民怀疑的目光中捍卫了自己军事洞察力的权威性。
国家和民间社会
在其他章节中我们已经见识到了战争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工业遭到大规模破坏、女性角色发生迅速而巨大的转变、社会渐趋动**、阶层关系的重新排列组合。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国家以各种形式扩张，这些扩张以牺牲公民的隐私和独立为代价。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在不同国家，这个扩张过程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方向却一致，主要的受害者是战前的自由秩序。
战争的必然结果是反对国家力量的人权的中断，在英国，首次提出的强制征兵引起轩然大波，而在欧洲即便在和平时期，也有义务兵役的存在，此种现象令人费解。长期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治监督机器的发展。沙皇俄国的政治警察作为俄国政治系统中的一部分被人熟知。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法国军事情报工作者往往不为人知，他们通过战争发现像罗曼·罗兰一样杰出的反战知识分子，还有英国特勤局的警察们，他们的关注点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到商场的服务员再后来到内心不满的退役军人。从这些人到左翼组织和工人运动机器只是一小步，这是战争之间的特点。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个不同且依然重要的部分是税收。战争增加了公共支出，这些支出多为军需品和军队支出，他们受到税收资助，税收在每个地方都使人不悦。而且税收的必要支出比大多数公民所认为的要少得多。通过提高战争贷款，或通过印钞和引发通货膨胀这些手段几乎是普遍现象。但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公共支出形式，对战后整个欧洲高消费政府的维持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支付形式的转变：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支出要么是因为他们的需求很大，要么是因为他们构成政治威胁。失业津贴和公共住房计划就是典型的例子。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这种隐晦的额外税收以及它在劳动力自由市场中造成的扭曲。
欧洲国家从战争中学习到怎样干涉私人行为，至少干涉了工人阶级的私人行为。英国政府确保士兵的妻子得到一份异地津贴，条件是必须忠于她们的丈夫，并细心照顾抚养他们的孩子。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法国收紧了已经很苛刻的重大国策，方法是禁止控制生育。
总体来说，这些转变使国家向更加注重道德转变，而在战争之前这些只是由中产阶级的慈善志愿组织来完成，例如英国的慈善组织和法国的天主教堂。
最终，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被永久地模糊掉了，但界限也可能因为战争工业关系的改变而更加清晰，除了德国，战前的福利系统主要基于工会组织的兴起，这种组织是自发的，在英国和法国，他们在战争前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使这一整体融入国家福利系统。例如英国1911年就通过了国家保险法案，以及其他许多力图阻止工会的运动，因为这些运动产生了许多政治风波。与此同时，工会与工厂主就福利也难达成一致，工业的买卖双方最想做的就是不让国家干预，尽管有些工厂主想拉拢国家来承受弹性成本，而工会领袖意识到他们双方的社会成员无法提供足够的帮助。国家、工会和工厂主可以被看作是三个独立的实体，国家起着控制工会和工厂主之间的矛盾的作用，此外国家还可以维护公共秩序，这就是战争前自由国家的特点。
而在战争期间，正如我们所见，各国政府都迫使工会和工厂主加入了战争。政府不仅依靠工会的官方合作，还得到了工厂主们的个人支持，其中不乏商业巨头，比如掌握德国军工生产的沃尔特·拉兹诺以及曾在英国政府大有作为的铁路大亨埃里克·格迪。除此之外，各个工厂主协会也大大帮助了政府处理复杂的平民争斗。此时在英国，一些大型组织也在悄然兴起，其中就包括英国工业联合会(FBI)，其规模可比肩德国中央工业协会以及其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类似的大型商业团体。无论是工厂主协会还是大型商业组织，都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不认可。它们的立场与贸易协会相同——认为与政府合作是有利的，同时还担心背叛政府会失去成员的支持。贸易协会十分希望进行经济战争，并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总的来说，各国政府都听取了贸易协会的意见，并尝试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与贸易协会谈判以扩大双方合作的好处。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合作最终使得私人利益与国家行为相互交织和渗透。
将政府、工厂主和工会联合在一个共同框架中的努力，在德国工会和工厂主之间曾相当短暂地达成了一个协议，即所谓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这些协议预示着战后的德国政府将接受经济政策通过三方协议来制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1924年的大通货膨胀。在英国，同样的努力是：1919年的全国工业会议，由总理提出了工会大会和联邦调查局接受的一些建议。但在英国，联邦调查局主要是关注贸易政策和关税；全国工厂主联合会主要关注工资谈判，最终并没有长期合作。尽管如此，工会和贸易以及与政府单独谈判的雇主和协会的做法，在法国和英国比战前更加安全，这代表了一种在战前自由国家中隐蔽的、鲜为人知的新形式的政治行动。
自由主义的失败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政治制度忽左忽右的极端化，这对世界各地的战前自由派和中左派都是一个打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左翼会在战败的国家中占上风。暴力革命推翻了德国和俄罗斯的君主政权，奥斯曼苏丹国屈服于凯末尔·阿塔蒂尔克的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起义。因此，战争的集体记忆经常反映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格言中，即战争是“革命之母”，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对于战胜国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必然性了。英、法两国的政权一直保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右翼政治力量大大加强。而意大利则对残破的和平做出了反应——完全清除了左翼势力，转变为右翼权威政体。甚至连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打算坚持其有些摇摇欲坠的君主制，但这种君主制也同样伴随着猛烈的右翼运动。尽管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政治文化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有时还会有更多群众参与进来，但不能简单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进步”、左派运动或民主运动混为一谈。
但在大战中消失的自由主义，不仅是20世纪初期政治的温和中心。不论战后地区是选择了左派还是右派，他们对社会都产生了进一步影响，成了不同的政治实体。即使是左派也搁置了国际主义。因为政府在战争期间对经济与社会采取的责任方式与1914年之前大有不同，所以政治冲突更明显地直接集中于阶级利益和经济政策方面。在战争的重重压力之下，国家权力变得活跃起来，这不仅是为了公民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革命之母”同样孕育了作用，使战前自由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社会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