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R. 格雷泽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家盖尔·布雷本曾经写过：如果将女性视为一种“团结紧密的群体，有自己的宗旨，抱负和经验。那么女性可能是非常可怕的”。虽然有不少的战时观察家和战争之后的研究者已总结了女性在战争中的状况，但按照不同的因素，女性的经验也会有所不同，按年龄、社会地位、领域、婚姻状况、就业、种族、个性特征等。但也不能责备历史学家和今人想要做出关于女性的整体描述的愿望。要将她们作为群体来关注，就要始终关注她们在战时的某时某地角色，如此看来，如果要了解这次战争，就得了解当时在女性身上发生的故事。

所以，除了要记住以下讨论的女性是单独的个体，我们也应该将她们看作一个挑选出来的群体。因为除了个别特殊的，女性一般不参与前线战争。在很多战时宣言中，都强调带有性别色彩的战时行为——即男性属于前线战场，而女性应该待在家中。也就是说，一些因素对女性为战争出力的方式起了决定性的塑造作用。由于女性对国家的贡献不同于征召入伍的男性那样带有强制性；相比之下，她们在各行各业的工作更多是自愿的。当数百万女性还在努力地做着家务和新的带薪社会工作时，国家逐渐将其影响渗入日常生活中更私密的地方。

尽管战时女性的公私角色不断切换，但理想型的女性形象和描述，作为国家的一种象征，几乎出现在各种宣传中。1914年夏天，德军攻入中立国比利时，**及各种暴行以图片的形式展现了出来——不仅表现在女性和儿童难民的照片中，也可以从倒在军靴下的妇女形象中体现出来。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一张号召美国人民“摧毁疯狂暴行”的海报中，一名德国士兵以猩猩的形象出现，一只手挥舞着带有军国主义字样的棒子，另一只胳膊搂着一个不幸的女子。这样带有性别特征的形象，将战争复杂的起源和行为，变成了简单的文明与野蛮的对抗，通过对妻子、母亲和怀中孩子亵渎的展现，来揭露战争的野蛮。还有一些刺激性较弱的形象，把女性比作国家、自由和正义的象征。例如，法国士兵为了“玛丽安”的荣誉而战，而其他国家也有日耳曼妮娅和不列颠女神等象征。

战争时期，当局还曾以女性作为诱饵和笑料来吸引男性入伍。英国在战争开始时依靠的是志愿者而不是应征入伍兵，所以，未来的新兵似乎听到了所有女性的询问。一位小女孩坐在父亲的腿上问道：“你们在大战中做了什么？”妻子和母亲们都在不断地说：“去吧!”祖母也会鼓励大家参军。战争后期，在美国艺术家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的一幅画中，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女子宣称“哎，真希望我是一个男人，可以加入海军”。虽然这在战争结束时变得可以接受，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大家都认为，女性的意见可以影响男人的行为。媒体在口头和视觉上大肆呼吁女性要宣传战争，这表明政府将其视为一个特定的群体。与各自国家的男子一样，大多数女性在战争中努力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性别与地理

因此，要是女性未能正式参军，和她们的丈夫一起上前线的话，她们也会快速响应号召，支援战争。她们的经历有共同之处。但是，战争中，女性真正会经历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不仅国家动乱会对女性造成深刻的负面影响，她们身处国内怎样的城市地区也是影响因素。战争会给城市生活带来许多的困难，在缺乏男性劳动力的乡村地区，情况又不尽相同。尽管对于新军事化武器的使用率越来越高，无论离得多远，都可以利用空军来破坏掉房屋与前线之间的障碍，但是，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还是那些毗邻战场前线的地区。敌军占领的区域内，想要继续在这片区域生活的女性又面临着其他一些困难挑战。

举例说明，1914年，德军攻打比利时，占领土地，当地女性被迫卷入战火中。随着德军的“扫**”，众多女性遭受性侵等暴力行为，流离失所。这些女性难民如果想要带着她们的孩子逃走，所需要的支出又是战争损耗的一大尖锐象征。有些仍旧留在被占领地区的女性，要在当地驻军的需求压力下，依靠外界网络的帮助，解决食品与燃料短缺的问题。还有一些女性选择加入劳动力队伍，这些人里，有人选择了护士职业，负责照顾受伤友军。她们还为这些军人提供藏身之处，帮助军人逃往中立国比如荷兰，同时她们还是英国情报局的一员。这些女性是在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915年，英国护士伊迪斯·卡芙被处以死刑，因为她曾帮助比利时的友军逃走。

比利时绝不是唯一在敌人统治下改变了女**的国家。在成功征服比利时之后，为了在1914年秋季结束战斗，德国军队横扫法国。法国在西部前线严防死守，但北部的10个地区仍被占领。随着战争持续时间超出了最初的预期，法国担心战争中留守女性的命运。鉴于德军的野蛮声誉，一位法国参议员竟然提议修改法律，允许生活在被占领土上的女性堕胎——这些女性被德国士兵强奸和**。这项措施从未成为法律，但大家对这些所谓的“敌人的孩子”的命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孩子不仅与这些女性的安危息息相关，也可能意味着法国的未来由拥有一半德裔血统的孩子掌握。

在法国，差异性体现在农村地区和城镇中心。农村地区在无男性劳动力的情况下，妇女们为维持农产品产出量而苦苦挣扎。而城镇中心，尤其是巴黎，多数妇女则与战争紧密关联。玛丽·皮蕾奥，一名法国西南部的年轻女子，写信给她的丈夫保罗，说她面临着艰辛的农业耕种环境以及糟糕的农村生活。显而易见，妇女、男孩、老人作为劳动力是不足以维持战前产量水平的。相应地，物资短缺可能在巴黎这样的城市引发配给问题，而这些城市中包括女性在内的城镇居民也面临着其他接连不断的问题，比如住房问题。风餐露宿考验着丈夫不在、自己负责维持家庭生活的女性们的心，她们对维持其家庭战前生活标准深感无力。

而这种情况在权力集中的城市可能最为严重。战争期间，柏林或维也纳的女性们是坚强的——但并不总是成功——随着粮食渐渐限量供给，她们要坚强地支撑家人的存活。柏林政府在战争期间号召女性们组成一支战争后方志愿军，以此来支持上阵杀敌的士兵们。但女性们觉得此角色渐渐难以胜任。自1915年，家庭厨房所做的救济主食比如说面包日益减少。各阶层的柏林妇女们知道，领取供给她们自己及家人的食物意味着排长队，而且这些食物常常不够。在战争期间，作为一家之主的维也纳妇女觉得很难获取基本必需品，因为她们要与靠近战区的奥地利—匈牙利地区城市难民进行竞争。受政府在战争伊始施行的坚壁清野策略的影响，处于战争旋涡的维也纳妇女们开始意识到，她们的牺牲几乎与士兵们的不相上下。1917年3月，一名妻子写信给她被俘的丈夫，她恸哭道：“我和你唯一的孩儿想再看你一眼是没希望了，因为我们娘儿俩就要饿死了。”那些生活在更为偏远的农村地区的人更容易获取食物，而排队领食物的、实实在在挨饿的妇女们渐渐乐意采取行动——反抗、暴乱、抢夺食物。

数百万的俄罗斯农村女性沦为难民并蜂拥至市区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抗议者们一样，抗议呼声最高的群体之一便是士兵的妻子和女仆，她们要求国家能照顾到其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些女性认为，国家应给予她们充足的食物和燃料，因为她们家里的顶梁柱都已奔赴前线。若是这些必需品无法得到满足，她们就会首先在经济领域，其次在政治领域中公开反对战争。

在欧洲其他的一些地方，生活在奥匈帝国和德国部队占领区的女性们，曾遭受过严重的粮食短缺和资源匮乏的困扰。在不同时期，想要在白俄罗斯、意大利、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中生存下去，就要取决于妇女们与占领军交易的意愿是否强烈。这种交易还包括以肉体之躯换取物质所需。帝国主义军队向占区妇女所施加的隐晦性暴力已席卷包括比利时和法国在内的各大占领区。这种情况部分源自沦陷区妇女焦虑而又绝望的心境，尤其在1916年春天前后，年轻女子被国家强制征调时，情势更为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性既住在家里，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住在“前线”。英国发动的空袭和海军轰炸，同样给生活在农村沿海地区和伦敦市中心的人们带来了战争。在1916年撰写的关于齐柏林硬式飞艇袭击事件的文章中，居住在马盖特附近的一名女性描述道，“那是非常大的爆炸声，离我们很近，紧接着就是另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出现在房子里”。虽然房子幸免于难，但炸弹却炸死了一名婴儿。这种可恨的状况同样也将发生在其他地方，这种新技术可以使战争在除了前线的其他地方照行不误。

远离欧洲主战场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及美国等国的女性，承担起战争的后援工作。她们为资助士兵和水手的各种慈善组织贡献力量，并且带动国内消费以确保军用物资的供应。远在非洲和印度殖民地的女性群体也为这场全球战争贡献了力量。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印度妇女，例如既是作家又是政坛活跃分子的萨若吉尼·奈度，她就鼓励印度男子响应军方的号召，同时也呼吁更多地关注印度的人权。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一些殖民地国家迫使来自亚洲地区的妇女进行劳作来满足战时需要。同样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妇女食不果腹，无法享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战争年代的妇女所做出的牺牲和承受的苦难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所不同。然而无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何相异，女性群体的参与不仅成为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关键的是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工作中的性别

尽管在战争初始之际，女性对世界上的无薪水劳动再了解不过了，但是战争危机以重要的方式改变了她们带薪劳动的性质。一些女性在此之前就转移到了那些仅限男性的工作上来，其中大多数女性从一种工厂工作转移到了另一种，或者对绝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的工作从家政服务转移到了工业或服务业领域。

整个西欧为了1914年的大战全都动员了起来，其中女性农业工作者仍然仅占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而在战争期间，她们在农业方面的地位显著提升。其中意大利尤为明显，在工业方面，女性并没有实质性地取代男性，而在农业方面则是相反的情况。与并没有正式女性组织的意大利相比，英国既需要提高其国内的食物供给量，又需要补充劳动力。结果，像女性陆军和女性森林军团等特殊组织招募城市女性来弥补这一缺失。作为食品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女性在战争期间所提供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战时海报上，一位面带微笑的女性宣称“厨房是取胜基石”。或许这可能有些夸张，却很好地体现了女性在连接国内任务与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努力上起到的纽带作用。

然而，对许多由男性在战后可以胜任的工业领域或其他职业而言，女性并非第一选择。包括工业家及政府官员在内的雇主，他们会首选在军工服务方面很年轻或很年老的男性，其次是那些海外或殖民地劳动力，最后才会选择女性。直到1915年，女性才以绝对的数量转移到工业劳动上来。女性参加工作(尤其是在与战争相关的工厂)、女性在现代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已经成了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因此很可能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位置。而且，与此同时，女性加入许多战时工业中，而且这些工业正在向规模化生产过渡，这种生产将工作量分解成了更小的单位，然后重新分配到大量没有技能或有一点技能的工人身上，这些工人既有男性又有女性。因此，许多女性完成的工业任务大都无须专业技能并且是不断重复的，不过战时条件也为女性创造了一些机会，她们可以接受训练并且可以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事实上，尽管相比那些与她们职业相同的男性，女性要挣得少，但她们的薪水却要比那些被定义为传统的女性职业——比如纺织业和服装生产或者是家政服务，高两到三倍。除此之外，鉴于女性工人作为劳动力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让工厂工作与家庭劳动更加相容，这些措施中更包括一些创新，例如将托儿所建到法国的工厂中。

1917年，俄罗斯妇女劳工已达到全国劳工总人数的40%以上。至1918年，法国军工企业中有三分之一的从业者是女性。大战伊始，德国克虏伯公司雇用了2000～3000名女性从事军火生产，1918年1月后则飙升至2.8万人。同年，英国劳工妇女人数几乎有500万，但战前仅有100万。可供妇女们选择的岗位层出不穷，金属加工及军火制造领域尤其如此，整个气象为之一变。因为12小时工作下的繁重劳动，常年与TNT一类可产生毒性黄疸(致英国女性皮肤变黄的一种病症)的化学物质打交道，加上潜在的爆炸危险，可以说女性工作的危险系数和劳作强度，与男性不分上下。

动员劳动及家庭责任带来的双重压力，让女性工作者苦不堪言。战时奥匈帝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女性更是深陷其中。1917—1918年间，女性劳工的社会角色日益政治化，德国、法国、意大利及俄罗斯等国女性在罢工和抗议中占据主导地位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女性投身工厂工作，也重塑了其他领域女性的社会分工。例如美国国内的白人女佣进入工厂工作后，非裔女性便离开南方的广阔田园，填补了这一市场空白。

女性们从事新的工作，极大改变了战时社会形态。伦敦时事评论员指出，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有轨电车司机、警察，走上那些从前男性专属的岗位，成为上班族。今天女性从事的秘书等工作，在战时初具规模。彼时，间谍工作方兴未艾，女性也在这一领域中崭露头角。一战时最臭名昭著的女间谍玛塔·哈丽于1917年执行任务败露后，被法国政府处决。而其他女性间谍则为赢得这场战争做出巨大贡献。这其中，沦陷区女性尤其功不可没。

大多数国家开始依赖医学领域中的女性劳动力，尤其是护士。战争初期，医院任职的专业护士包括红十字会国家分支机构招募的妇女，或者在英国为其他服务团体如急救护理组和志愿救援支队服务的妇女。她们也会开救护车和建立战地医院。相比其他职业，护理行业让女性有机会在战争期间做些不可或缺的工作，从而为国家效力。这些工作又正和她们的性别相匹配。虽然护士理应躲避前线的风险，但事实上，她们经常驻扎在战地或者附近，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伤员。

虽然女性医生数量少，并且经常遭人质疑，但她们也提供了帮助。面对政府经常性的打压，这些勇敢的女性仍主动设立医院。埃尔西·英格利斯医生通过英国主要的女权组织即英国全国女权联盟募集资金，在法国、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建立了苏格兰妇女医院。1915年，英国陆军部放松了对女性医生的打压政策，并允许医生路易莎·加雷特·安德森和弗洛拉·莫里在伦敦建立了恩德尔街军事医院。一些甘于奉献的美国女医生也想方设法地到法国提供医疗服务。战争结束时，她们不仅在欧洲治疗伤员，殖民战地印度和东非也有她们的身影。还有些妇女负责运送伤员，这让她们像医生和护士那样直接接触到战争中的残杀。

最令当代人疑惑和震惊的是，战争时期女性被纳入国家武装部队。战争早期，英国的几个妇女团体设立了妇女自愿预备队等准军事组织。她们下定决心证明女性也可以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尽管在当时，人们谴责她们穿卡其布做的衣服来假装士兵是在侮辱战士；但到1917年，英国政府设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女子辅助部队。该组织准许其成员在部队中提供辅助性的服务。法国女性在部队里也履行类似的协助和支持职责。正如一个文章标题所言，她们负责“打扫房间、洗衣做饭”这样的工作。但她们没有军衔，也不能像英国女性那样穿军装。德国也开始招收妇女来负责基本的军队辅助任务。这样一来，女性有力地帮助了男性在战场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女性在参战中备受排挤。有两位传奇人物打破了这一现象，成了独立女性中的代表。她们其中一位是英国女性弗洛拉·桑迪斯，服役于塞尔维亚军队；另一位是罗马尼亚的埃卡特琳娜·特奥多罗尤，她曾是一名护士，最终于1917年在战争中被杀害。显而易见的是，1917年，当临时政府允许她们这个创举的时候，俄罗斯女子“死亡之营”的成员们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紧跟着俄国革命的是大规模的叛乱，那年夏天有5500～6500名女性参军。她们特地剪掉长发，穿上制服，打算继续在军中服役，以此来让男人们感到羞愧。这些女性军队中最著名的，也是见证这场战争的一支军队是由玛丽亚·波卡列娃领导的。她之前是一名护士，后来是一位农民。在俄罗斯军队最后的战争中，她的参战军队有200～300位女性。虽然这些军队在战争中的贡献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她们成了这场战争潜在的强有力的符号，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人们对于性别标准的期待。

尽管很多女性加入了军队，战时政府也给她们的家属提供了专项资金，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女性的首要任务就是待在家里。一方面，这些资金意在保持士气，这与女性家属生活的好坏一致。法国设立了一项津贴体系，采用均值测试。这样，只有那些完全依赖于士兵工资的人才能获得国家补助。德国和意大利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救济有许多限制。到1915年底，超过400万的德国家庭有资格获得政府补助，由当地发放资金，这些家庭大多由女性主导。奥匈帝国给在军队服役军人的妻子们提供了直接的财政资助。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逐渐恶化的战争形势使这些资助变得更加困难。除此之外，政府控制这些资金的发放，以实现其他的战争目的。例如，奥匈帝国决定要扩大劳动力，于是停止了对那些不需要照顾孩子的妻子的资助。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中，美国有着极为慷慨的国家资助。尽管美国参战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仍然将士兵工资的一部分直接提供给他们的妻子——不管他们的财政状况如何，而且没有种族之分，平等对待。军人妻子的津贴如此丰厚，有时甚至超过了战前军人的收入。

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资金分配数量有所不同，国家仍然承担着额外的角色，监督那些忍受着分离或是得到士兵津贴的女性。尽管资金有时被用在了某些情况下不合法的妻子和孩子身上。但是，在一些地方，如果妻子被发现品行不端，相应的资助也会被取消。除此之外，女性相对较高的战时补助也引发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据称在法国和英国，战时女性工人行为不检点，引起了公众的呼声，督促政府约束她们的不端行为。伴随着这些担忧的是将一些女性视为潜在的“内部敌人”，威胁着社会和军队的士气、道德和繁荣。

士气、道德和记忆

从很多战时媒体报道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女性对她们男性亲人和家庭的情感支持是女性对战争的贡献的关键部分。战争打响时，国家和民间团体组织呼吁女**国和做好随时为国奉献的准备。不出意料，女性的情感寄托有助于士兵们坚守在阵地上。女性的日常家庭生活和女性志愿组织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寄出装满亲手织好的舒适衣物、特别准备的美食以及其他的她们儿子、兄弟、丈夫、情人和朋友要求送去的物品，还有信件。除了监管，亲密关系，比如母子、夫妻关系，不用多说就会激发士气，不断地提醒着士兵们，自己在为谁而战。许多妇女组织自愿支持那些缺乏家庭和团体关怀的士兵。

在法国，这种亲密关系通过“战争教母”的形式准规范化。“教母”收养一名在前线的“教子”，并会像母亲一样为他们送去温暖。意大利参战后，一个同样的组织“士兵教母”出现了，并且成效卓著。意大利参战后的前10个月的时间里，热那亚的一个当地组织为士兵们寄去了2.9万封信。然而，这样匿名的关系纽带导致“教母”这一角色的性别意味，在法国尤其如此，《巴黎周刊》上登载的广告中一位士兵在1917年说：“我不需要袜子，但是很乐意与一位年轻、漂亮又深情款款的教母保持联系。”

女性支持前线士兵，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会因为某些妇女过于热情而反倒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由于据宣称妇女将获得新自由，公众评论迅速聚焦于战争暴露出来的道德标准可能存在的不足。举一个极端案例，1917年英国报纸谴责某些妇女为残暴贪婪的“鹰身女妖”，对无辜男性下手。1918年美国的《妇女家庭杂志》的编辑，将英国的街道描述为美国大兵被**的女人“钉上道德的十字架”的地方——这些女人利用了他们的寂寞和背井离乡的心理。道德废弛产生了巨大威胁，性病会损害服役士兵的健康。

战时，国家对性行为尤其对卖**行为的规定，让女人们明白了战争的传统。有些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实行卖**合法化；但英国和美国与之相反。国家尽力确保战士不会因性接触而感染性病，尽管性接触对年轻男子来说是必要的，这些男人被剥夺了正常的战前的社会生活，而女人们战前会因传染给士兵性病被判有罪并遭严惩。英国的防御条例第40条中指出，严惩任何将性病传染给帝国军队的女人。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和法国，也试图阻止殖民地非白人的士兵和欧洲白人女性发生性关系，无论这些女人是护士还是普通民众。

战时生活对女人们另外一个方面的影响就是悲痛。服丧的仪式慢慢适应了大规模的死亡，女人们继续作为家庭和秘密回忆的承担者存在着。在战争快结束时，女人们开始在重要的公众场合举行追悼会。例如，1920年，在威斯敏斯特，一个不知名战士的葬礼开始了，女人们可能更多以哀悼者的打扮出现在战争纪念仪式前，尤其是打扮成悲伤的母亲，而不是战时的工人。

结论

怎样确切报答女人在战争中的牺牲和提供的服务，引起了人们对女性公民权利和战后选举权的讨论。战争以前，几乎没有女性选举权。少数女人(男人)曾在战前积极参与到女权主义运动中，她们却颇有争议地在战时抗议反对战争的人。其他积极分子认为，战争给予女人为国家服务的机会。这些争论形成了一种思潮，在这种思潮中，女性的选举权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极大扩大，并且从那之后快速扩展。俄国和德国的革命政体可以毫无争议地保证女性的选举权。公民权利中死亡的扩张伴随着女人更多发言权的要求。战争之后，一些国家授予女人投票权，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尽管在平等条款上女人不如男人，但在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中，有权投票的女人不得超过30岁)、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爱沙尼亚、德国、匈牙利、拉脱维亚、北爱尔兰、波兰和美国。只有法国作为主要战争参与国却坚决反对授予女人投票权，甚至立法机构也在讨论的措施，只给失去一家之主的女人“家属票”或“为逝者投票”，这些女人因此承担投票的角色。战前女权主义者的目的是获得选举权，现在由新的女投票人承担了责任，并保持质疑权。

尽管社会政治和文化潮流都在瓦解性别规范和两性关系，然而德国的本杰明·乔曼发现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或许在绝大多数参与国中都是正确的：“家庭作为中产阶级社交的重要团体，为资产阶级的男男女女们带来了稳定，而这些人正在应付由战争带来的改变。资产阶级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习惯等，虽然不是毫无损伤，却在战争中极大地保存了下来。”衡量家庭生活是否稳定的两个核心指标——结婚率和出生率也确实在战后得以恢复。公众鉴于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开始抱怨不愿嫁人的女性们。然而，一种社会文化期待，即女性应通过婚姻和母亲的身份来获得主要的满足，给各个阶级的女性带来了胜利。女工们发现自己和男工们一起被解雇；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再拥有战时的职位和薪水。然而，对数以百万在战争中帮助维持国家稳定的女性来说，这段经历给她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