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特罗恩

速战速决的幻想

士兵在1914年8月开赴战场，相信自己会在秋日落叶前回家，最糟糕也会在圣诞夜前回家。这只不过是人性的一种反映。面对逆境时的如意算盘，不过是人们应对逆境的一种机制，而并非对战争持续时间与其本质的战前的洞察，更不应该将流行的概念误认为是专家意见。

当小毛奇成功取代施里芬成为德国总参谋长时，他告诉德皇下次战争不会以决战方式解决，而是要和敌对国家进行长期斗争，直到该国的全部部队被击垮后，才能取胜。这样说来，小毛奇仅仅是在重复利用其杰出的叔叔(指老毛奇)的智慧，而他自己并没有单独思考这个问题。1914年 8月，基奇纳成为英国负责战争的国务大臣，他建议内阁要做好准备，应对这场将要持续三年的战争。

士兵有三个理由去参加这场漫长的战争。其一，就像其他人知道的那样，士兵们知道这场变革可能造成的影响从1871年就开始了——倾向于防守并且战争有可能拖延，产生高昂费用。其二，广泛地发动战争总动员，这不仅为长期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储备资金，而且在这个更加民主的时代，也保证了国家将会为之战斗，因为这项事业是正义的并且是受欢迎的。显然这样的战争一旦开始，将很难停止下来。其三，1914年成立的联盟集团意味着，对某个国家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不能够解决战争。

正如施里芬一样，小毛奇的问题是德国军队不能接受这份分析的原因：英国、法国和沙俄三国的国家收入总和，比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收入总和多60%。甚至在和平时期，三个协约国的军费开支也要远远超过同盟国的开支。在大规模军队时代，协约国的人口基数比同盟国多5倍。一场持久战注定会使德国战败。唯一让同盟国感到安慰的是对手尾大不掉。他们的殖民地有着广阔但落后的领土(规模是同盟国的11倍)，这让协约国有一些负担，协约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仅是德国和其联盟国的一半。

施里芬正是因为认识到长期战争存在的危险，所以制订了一项对抗法国的短期决定性战役行动计划。但由于他知道战术和战略上的逻辑影响了其解决方案，于是采用经济和金融上的论据来支撑其立场。他认为战争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各个国家经受不起长期的战争。

战争资金

关于经济，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都十分相似。事实上，在1914年前，布洛赫——一位波兰银行家就对未来要发生的战争做出了一个最著名的分析。与那些想要让我们相信的分析相比，他的分析并没有和当时流行的观念那么格格不入。布洛赫认为一场旷日持久，无法迅速结束的战争即将来临，即使是那些发达国家，想要为此投入大量财力，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盲目乐观，正如1914年8月那时普遍流行的观点一样——他认为需要在战争上投入的花费会阻止各国参战。

虽然布洛赫对军事情况做了正确的分析，但是他在财政方面的计算却完全错了。即使最贫穷的欧洲大国也不会因财务困窘而被迫退出战争。其实，奥斯曼帝国1912年就正式开始了战争，所以在整场战争中这里的战斗持续时间最长。欧洲的各种资源并未被自己看作对战争的限制，相反是赋予了战争的能力。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卡尔·赫弗里希。他于1915年 2月—1916年5月担任德国财政部长，他拒绝厉行节俭，所以德国当时的口号就是“金钱无用”。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认可凯恩斯的观点，在大战爆发之际，认为金钱毫无意义。总体上来看，那些交战国都认为，战后依然要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

因此，在开战期间，用于资助战争的款项中税费只占了一小部分。在1914年，大多数国家税收系统的收入，大部分间接来源于关税与消费税；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削减，这些收入也随之减少。同年，英国恰好单独拥有一个有效的所得税系统，但是全英国4600万人里也只有113万人缴了税。战争期间，有2400万人首次进入该系统缴税，其中：工人阶级中有收入的群体所缴税款就翻了3.7倍。尽管如此，在英国的战争花费里，税收也只占20%。征税的首要功能就是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指货币的数量增加了，但在消费品的使用率上却降低了)与维持国际借贷。

许多金融人士很早就认为会有一个短期战争，这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国家的借贷能力。战争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贷款，款项来源有三种，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发行短期国库券。为保证国家纸币的发行，这种国库券也逐渐代替了黄金。因此，政府借贷的同时，纸币也大量流通，这也更加刺激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在1914—1918年，德国的纸币流通增长了1141%，英国增长了1154%，奥匈帝国增长了1396%。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影响意味着，流通货币的增长变成了一种强制国内借贷。

对比之下，第二种借款的形式是在市面上发行战时公债，购买公债属于自愿行为。购买债券在当时成为一种对最终胜利充满信心的表现，因此，购买债券逐渐流行起来；同时，战时公债是在扩大货币发行规模时产生的，可以稳定流动债务。随着战争的进行，大多数战时贷款，例如短期国库券，是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的。在交战国中，法国最为成功地动员了私人投资者。

直到1915年11月，法国才第一次发行战时公债，英国在战争期间也总共才发行过三次债券。英法借款方式与其他战争国借款方式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两国更多依赖于海外负债，也就是第三种借款的形式。这并不是意味着同盟国不重视国外借款：德国曾借款给奥匈帝国来交换黄金；之后，德国又用黄金交换土耳其的短期国库券。因此，德国公民手中持有的奥斯曼帝国货币增加，土耳其公民手持货币却没有增加。然而，德国并没有成功进入世界上最重要的、位于纽约的第三方货币市场。由于协约国的封锁，德国无法从美国进口商品，对美元的需求也因此受限。

相对而言，协约国各方，尤其是英国，用其在美国敛来的财富购买美国的货物。最初，英国此举多是为了满足俄罗斯的需要。因俄罗斯缺乏国际金融信誉，而英国则拥有此种信誉，因此英国代俄国完成。到1917年 4月为止，70%以上由美国流入英法的资金都为俄所用。但1915年，英国也成为意大利战事中的银行，1916年，其逐渐成为法国人的银行。到1917年 4月1日，英在美每周消费达7500万美元，且为冲抵总数高达4.9亿美元的证券缺口，英国已借款3.58亿美元。

因此，人们对于一场短暂性战争的预测停留在这一假设上：和平时期融资的正统观念将继续在战争年代盛行。经济分析学家虽然能够想象出现金耗尽的情况，但他们发现军需品用尽是更难以想象的。因为在战事中，能够主宰交战各方经济政策的，并非对于资金的管理，而是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弹药短缺

1914年，欧洲实际上被军备竞赛所裹挟，自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以来，各国都在加强军备，且在巴尔干战争中军心大振。加上随之而来的军界的高度调动，哪怕是和平年代，都可使这群期待一场长远的而非短暂的战争的人们的信念更为坚定。况且，就战争中的第一次主要经济危机而言，除由最初的资金调动所带来的资金流动性问题，这次危机并非融资问题而是生产问题。

1914—1915年的冬天，各国军队都面临弹药奇缺的窘境。大多数军队都增加了炮弹库存，他们认为至少足以进行3个月的战斗，在某些情况下足以进行6个月的战斗。但是弹药用完的速度远比他们预想的快。法国军队1914年9月中旬就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德国、英国和俄罗斯军队在10月底也面临同样问题。因此弹药短缺的原因不在于战争的持续时间比预期长，而是因为其本质就是异样的。

弹药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堑壕战。如果在运动战中出现弹药紧缺，它往往是暂时性的——因为马拉动的供给，是跟不上战场上快速移动的部队的。一旦前线相对安定，工厂和炮台之间的运输线就安全了。如果枪支在堑壕战中缺少弹药，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运输问题，而是因为火力超过了生产率。并且固定位置使枪支可以确定更多目标。这不仅增加了弹药的消耗，而且还产生了对1914年装备的大多数野战炮弹的不同类型的弹药的需求。炮弹在向前发射时会在空气中四散成碎片，它是对付在空地上分散行进的步兵时首选的军需品，但是高爆弹药更适合攻击战壕的士兵。许多人急于将1914年战败归咎于缺乏高爆弹药，这样做只会鼓励他们一味地抱怨弹药短缺的情况，而非去寻求战术策略的解决方案，转而支持经济和工业解决方案。

经由和平时期到战争时期的转变，战时弹药需求和生产优先性急剧上升。1914—1915年，各国均追求能增加弹药产量的方法，这是工业重新定位的一个重大外部表现。比起落后的农业国家，更多的发达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一转变，前者虽能召集大型军队，却缺乏相应的工业基础来武装士兵。因此，英国经济在战争期间增长了10%，而奥斯曼帝国的下降幅度高达40%。仅鉴于战前弹药的国内消费和国际贸易的需求，没有强国能够预料到从正常生产跨越到战时生产之际的混乱。尽管政治层面的变化因国而异，但从广义上来说，各国经济状况还是具有可比性的。战争一开始，三个问题立马显现了出来，即保护弹药原材料，劳动力需求和可用工厂供应。

造成原材料短缺的最直接原因是对手的入侵。法国于8月丢掉了其东北部领土，进而，其煤炭、铁矿石和钢铁产量大幅削减；且其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一直持续到1918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0%，其中约一半是领土流失造成的。俄罗斯侵占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油田至1915年5月，而后者的原油总产量在战争期间下降了65％。同年夏天，俄罗斯撤离波兰之际，掠夺了其五分之一的煤炭产量和十分之一的铁矿石产量。更多的滞后效应源自堵塞封锁。俄罗斯的波罗的海和黑海出口关闭，西部边境则成为战场，剩下的海上联络点，符拉迪沃斯托克、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之间则距离太远，而且俄罗斯铁路交通太差，无法维持其所需的进口物资需求。因此，1913—1917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三分之二。

早在1906年，因为害怕英国加入战争，德国海军一直强调鲁尔区是薄弱地带，进口原材料若遭到封锁将不堪一击。直到1914年8月，德国迅速行动，设立了由普鲁士战争部支持的原材料办公室，在此之前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该办公室实行集中配给制，其职能是对原材料进行中央调配。但大部分工作人员(包括总部和负责人)——德国家电品牌AEG的瓦尔特·拉特瑙，都是从一些大公司挖过来的。

因此，机构内资本主义思想盛行。事实上原材料的所有权也还是属于私营企业。这种矛盾不仅发生在德国，所有工业较为发达且依赖商人服务战争经济的交战国都是如此。而俄国的问题更多在于工业化本身，并非战时生产的转变。俄国的工业有效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1915年6月，俄贸易和工业联合委员会号召全面发展工业，设立了战时工业中央委员会。到1916年，相比于1913年，俄国经济增长了21.6%。奥匈帝国却是与俄国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与其交战国皆不相同，奥匈帝国在战争开始前就做足了集权主义制度的立法工作：1912年紧急战争法允许国家接管与战争相关的经营活动，并要求其员工遵守军事法。一方面，企业资质看似被取消，另一方面，由于内阁的内部矛盾，匈牙利不认同他们眼中的奥地利协议，拒绝与奥地利合作，国家的主管部门也四分五裂开来。尽管如此，到1916年关键生产指数还是比1913年要高，1917年又再次下跌，1918年彻底崩溃。

直到1917年，英国的海上运输一直非常强大。当时，令英国人担忧的是，如何去管理劳动力而非怎样获取原材料。在1915年6月，劳合·乔治成了军需大臣，他决定限制商业联盟的权力，尤其要限制工人罢工的权利。军火库的工人们在为强制生产卖力，而且他们不能随意更换工作，1915年中期，新军队招募军人时已经占据了军火行业劳动力的16%，以及化工和炸药行业劳动力的23.8%。维克斯发起了一项“授予工人勋章”政策，这样他们就不再背负这样的污名——没有制服就代表缺乏爱国主义情怀。“冲淡法”——在自动化过程中使用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力——能够补偿所损失的技术工作人员，但是这种方法受到贸易协会的强烈质疑，而且最终只是被看作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

在一些征兵的国家，这些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在法国，与劳合·乔治同样是激进派的艾伯特·托马斯于1915年5月安排一名初级部长负责军火库。但是，跟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各处都想通过得到资本主义的资助来促进生产，而不是通过得到集体主义的支持。工人的权利是次要的。1915年8月颁布的一条法律中提出并设立了“军事工人”的概念。出于战争生产的需要，这些人不必参军了，但是这些不再参军的人由此不能随意更换工作，实际上也丧失了罢工的权利。在1916年早期，英国终于采用了征兵制——这就像是一个分配国家劳动力的工具，也像是为军队招募的一种手段。

第三个问题——工厂问题使所有的大国都感到苦恼。战前，大多数常规的军火订单是由政府军火工厂处理的。在和平时期，私人企业的工作仅限于建设一些军舰(在1914—1915年需求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军舰生产能力过剩)或者满足一些具体但通常是短期的需求。为了防止工厂无所事事，军火公司会从事多元化经营或者寻求出口市场。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是在和平时期让工厂的订单维持在战时的水平。

因此，一旦交战国向私人工厂求购大规模枪炮弹药，军火商则难以在短时期内大量供应。许多军火商同样担心：建筑新工厂、获得新型机械会使各国在战后生产过剩，因此会导致实质上的劳动力分流。许多军火商——包括德国的克虏伯、法国的施耐德—克雷索、奥地利和匈牙利共属的斯柯达、英国的威格士—都致力于市场最复杂的一端。这些军火商研制重型火炮，而研制这些火炮又需要精密的策划和专用的高端机械工具。研制其他武器则需要重新规划，因此一些没有背景的军火商则会迅速投入其中。

堑壕战促使了古老的技术及围攻战中所用的迫击炮和手榴弹的改进，这二者都不是复杂的设备，且都是用新公司的方法进行武器生产的绘制。在俄罗斯，费伯奇就不再将宝石镶嵌在手榴弹上。子弹供应商都遭到整减了。德国和法国的子弹都是用铸铁制造而成，而非使用复合钢铁材料，因此，工厂不配有车床和磨具，而是使用水压机。正因如此，汽车制造商像路易·雷诺，就能够进军军火行业。但是加工过程不能改变子弹头的形状，雷诺的子弹必须做成两部分，故得名“双头集团”。

短期内提升产量的后果就是质量下降。人们降低了各种检查标准，所以新型炮弹的表现不敌旧式炮弹。法国在1915年因为炮弹早爆而损失了600架野战炮。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军发射的炮弹有30%在轰炸伊始就变成了破铜烂铁。直到1916年以后，产量快速提升所带来的固有缺点——检查水准下降、低质工厂并入、技术工人水平降低才被克服。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各个交战国特别是协约国阵营的国家，炮弹的质量上乘，且产量充足。

物资之战

从1914—1916年，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都在艰难维持着某种意义上的原地踏步。在开战前，他们要保证能够组建大量军队。因此他们国家的很多生产力都投入军备建设中，不同的大型兵工厂已经差别很大。比如法国就致力于生产75毫米口径的枪炮和弹药，而几乎无暇顾及其他大炮的生产。但是英国没有投入大规模的兵力参战，英军的军需供应风险较低，因为产量快速增加，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弹药替换与补充的问题。用军备术语来说就是受到现有技术的限制较少。此外，服务已经开始依赖于技术的主导地位——在海军，技术是一种保持其至高地位的工具；在陆军，技术可以弥补殖民地管理的人数劣势：在1904年，英国是第一个将机械枪支分发标准化的国家；1905年，英国带头发起了战舰革命；所以在1915年，英国一直探寻技术的边界并且利用技术来补充甚至是替代劳动力，它的一个成果就是坦克的发展。而更为意义重大的变化是调整了生产次序，即生产重型炮而非野战炮，且设立的目标超越了英国的劳动生产能力。英国希望在1917年把工业实力应用于战场上，从而赢得战争。在这件事上，协约国考虑把时间表推进到1916年7月，但这对于兵工厂来说时间太紧，没办法完全达标，而且其运用过程中的特点尚待解决。再者，法国军队在凡尔登的战斗意味着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中参与更多。所以，英国直到1917和1918年才获得其大炮优势所带来的全部益处。

到1916年，英国以及程度相对较轻的法国在战时经济的控制与集中化方面，达到了可观的程度。但是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依然反对任何类似社团主义的政策。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影响的挑战：在某些观察者看来，英国的火炮击垮了德国的军队，其传统观念即使没有粉碎，也松懈了不少。德国人用了一个新词——“物资大战”来描述他们眼中的战争。

总参谋部新长官汉丁伯格首次在西方前线参战，他的观念丝毫没有发生改变。1916年8月31日，汉丁伯格推出了他所谓的“一号项目”，即到1917年5月，军需品供应翻倍，机关枪和火炮的产量翻三番。这一项目产生的影响巨大，其目的与战争部早先的目的大同小异，并且一定会产生重合。子弹火药的产量决定了德国枪支的生产速度；1914年德国的化学工业依赖进口的棉花、樟脑、黄铁矿以及硝石，因此，德国发展替代工艺弥补工业的不足，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来制造火药，有再多的枪也没有用。

再者，汉丁伯格的项目将军事工业从整个经济体系中孤立出来——尽管1916年的事实已经说明二者不可分割。这也是官僚主义困惑的反映，对总参谋部来说，军用物资的需求无可非议；而利用并不坦诚的方式与工业供应商勾结，并缺少战争部的参与，这一做法并不可取。1916年10月，最高总部计划创建一项新的经济指令，使其受总部控制，并独立于战争部。最后，新的职能部门“战争办公室”成立，它包含在已有的战争部框架中，但重复了战争部的许多职能。

真正触发工业与现有战争部之间冲突的，是对工人的管理问题。工业部门出于对自己的利益的考虑，希望能够管理德国的劳动力。而战争部对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则更为敏感——不仅考虑到战争需要人参军，也需要考虑到确保工人权利的问题。汉丁伯格方案加剧了这一冲突，因为其成就依赖于从军队中释放技术工人。工业化的战争需要一条能够总体上满足军队、工业以及劳动力需求的劳动力政策。因此，这种构想才是真正的社团主义，它推动了战争办公室《附属服务法》的颁布，这一法律由帝国国会于1916年通过。德国对所有17～60岁男性征兵；同时德国通过了强制征兵的死亡条约，也接受工会作为工人管理中的角色。

从狭隘的层面来看，这两项措施令人震惊的是德国法律是在奥匈帝国紧急战争法案之后出台的，同时也是在英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8个月之后出台的。即使是在当时，这些法律也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1915年3月，英国工会坚持认为兵工厂权利的丧失会对雇主及利润形成限制。因此，战争军火法对军火公司的利润设置了上限，并在1915年9月针对从事其他活动的企业出台了超额利润税。意大利、奥匈帝国及法国分别在11月、4月及7月出台了类似的政策。英国税法还不够完善，澳大利亚和法国企业将纳税时效推迟到战后：1914—1917年间，雪铁龙汽车公司的利润达到了610万法郎，但纳税金额只有6万法郎。而德国，尽管是在1915年底出台了战争利润税，但政府对逃税做了严厉警告。所以在此以后，公司就通过转移财产或者通过获得政府战争贷款的行为来逃避缴税。公司给运费定价，所以国家(作为主要的消费者)成了主要的纳税人，工会认为，税务应得到加强，将其作为他们辅助服务的法定收入的一部分，但结果失败了。陆军部第一任部长——威廉·格勒纳在1917年用了一条相似的措施，结果遭到撤职。1916年，戴姆勒汽车公司得到了35%的分红，同时在战争的前三年，最成功的钢铁和矿业公司的利润翻了三番。

当时有人认为——而且之后也有人认为，利润动机是调动产业为战争做出努力的最佳方法。但是如果高利润伴随着生产力下降的话，这种观点可能就不适用了。德国产业对工人的重视反映了其信仰，即工人是确定性生产的关键性投入。但是对人力的重视让德国产业忽视了机械装置。一战期间，自动化程度出现下降而不是提高：1917年7月戴姆勒汽车公司每台机器平均雇用1.8人；而在1918年秋，每台机器工人的数量为2.4人。

这些数字表明，产业从人类大军中挑选劳动力的能力正在丧失。同时这些数字也表明中欧这片土地上工人劳动力的衰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最健壮的人被带去服兵役，工人发现自己生产率在下降而工作时间却在增加。1916年，奥匈帝国每位鼓风炉工人的钢铁产量为365吨，而1917年为225吨。从1914—1916年，俄国顿涅茨盆地工人的年均生产量从146吨下降到122吨，铁的人均生产量也从347吨下降到202吨。

机械与人力

因此，在战争的后半期，资源流动中最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机械与人力的权衡。如果自动化武器——轻机枪、火焰喷射器、坦克，以及最重要的大炮可以让军械代替人力，那么军队中就可以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以此可提高武器弹药的产量。因此，前线的火力与人力的配比将会提高；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也会不降反升。

在此，有理论方法来解决长期以来的工业化战争难题。在战争初期，每个营都会配备两把机枪——这在所有军队中都是标准装备。在1918年3月，德国每个师有9个营，每个师都配备54把机枪以及144把自动步枪；法国军队每个师则配备72把机枪以及216把自动步枪。英国军队每个师配备64把机枪以及192把轻机枪，并忍痛割爱，将每个师中原有的12个营压缩到9个营，由此立即提高了英国武器与兵力的配比。至于8月英国对亚眠的袭击，英国的每个营都配备30把轻机枪、8台迫击炮以及16个枪榴弹——仅供500名士兵使用，并且在每个师之前还有6辆坦克。而对比1916年，英国每个营包含1000名士兵，一个师也仅配备4把轻机枪和一两台迫击炮。

在1917年末，驻法英国军队预测，到1918年3月，其军队士兵数量将少于25万人；但是内阁人力委员会则表示，军械冲模工人所需数量少于造船、造飞机以及造坦克工人的数量。在德国，仅兴登堡计划就减少了100万士兵。1916年9月—1917年6月中旬，免服兵役的工人数量从120万上升至190万，而到1918年1月，这一数字则达到了230万。

做出这些决定旨在让协约国的军队更有利于管理。当1918年3月德国发动袭击时，英国得到了法国的援助，军力得以加强，并且英国也得到了美国的及时援助；此外，他们还从帝国中获得了巨量人力方面的收益。但是德国缺少这样的资源。到1917年2月，德国军械数量达到峰值，其炮的数量为7130；到1917年12月，炮的数量降至6353，而到1918年11月，炮的数量则降至5000。这种下降趋势必然会发生——这反映出德国军队缺少人力(和车马)。当1918年10月德国军队溃败之时，让德国最高司令部哀叹的不是枪支弹药，而是人力。

在决定战场表现和工业生产关系的因素中，人力并不是唯一的变量。最终，同盟国成员也无法逃避，因为原材料短缺的情况在战争爆发之时就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总体上来讲，前线的人们没有直接察觉到这些限制——主要是因为战争经济优先考虑武装部队的需求。到1918年为止，最为明显的现象出现在交通运输领域。1917年，由于缺乏劳动力，德国的煤炭产量下降。在劳动力从军队中释放出来之时，煤炭的可利用性加重了人们在轨道车辆和铁路方面持续投资不足的影响。拒绝海上运输、拒绝通过征服来扩张领土的做法，加重了铁路网所能承担的负荷。1914年以前，作为煤炭净进口国的奥匈帝国，在面对这些压力时甚至更加无力。到1918年为止，奥匈帝国的煤炭需求量远远超过了其供给量的27%。随着战争结束，同盟国成员基本上停止了运输：煤炭运输取决于铁路体系，而铁路体系自身正在消耗生产着的煤。

美国参战

封锁效应在创造这些特定资源限制中充其量起间接作用。其重点不是狭义的禁运品——军火和生产工具——而是粮食。落后的国家在用尽军火之前就消耗完了。这一问题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以及奥匈帝国尤为突出，因为奥匈帝国抢占了乌克兰的粮食储备，而这些粮食本来是德国预留给本国人口的。但是，他们对同盟国为应对食物短缺所采取的行政安排感到困惑，他们至少确信，那些对于战争付出努力最多的人——前线士兵和国内重工业的工人有优先权。因此，封锁效应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对于军事工业最不重要的人。而且，在协约国金融家的眼中，经济战意外起了决定性作用。

1916年11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部给成员银行提出这样的建议：反对购买外国国债，提醒私人投资者审慎精选外国投资的对象。盟国股票因此价格暴跌，10亿美元一个星期以后从股票交易所蒸发掉了。美国经济对盟国所订购的燃料的依赖性远远高于本土，所以必须寄希望于协约国的最终胜利。除此之外，协约国依赖美国的货币市场，以便它获得产业潜力，这样的依赖性，创造了一种杠杆。使用这个杠杆，美国可以充当和平会谈时的中间人。

1916—1917年的冬天，英国运送3亿美元的黄金支持纽约银行的汇率，控制从美国出口的货品成本；同时，英国也积累了纽约银行近3.58亿美元的债款。但是英国并不慌张。双方经济力量是相互影响的，美国目前也不希望协约国失败。

这也是柏林的打算。从德国方面来看，虽然美国保持中立，但是在经济框架内成了隐蔽的“交战国”。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17年2月决定采取自己的形式的经济战——无限制潜艇战。但是实际上，英国无法知道它如何能够继续为4月以后的战争付出代价。德国知道英国的金融困境，但在战争努力中却低估了金钱的重要性，以至于无法理解其潜在的决定性影响。

在最后两年的战争中，最令英国担心的资源限制是货币。协约国在伦敦所欠债务，抵消了英国对美国的债务。但俄罗斯看起来很可能违约，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财政上的严格性。当无限制U型潜艇使美国加入战争时，英国财政部集体松了一口气。此外，美国参战加强和巩固了对德国的封锁，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摆脱了对中立观点的担忧。

与英国经济一样，美国经济在战争期间也增长了10%。此外，俄国退出战争意味着协约国中的人均产出现在首次超过同盟国的产出。到1918年，协约国在所有关键指标——人口、领土和产出方面，相对敌人都有领先优势。尽管如此，任何对战争经济的分析都不应该仅仅因为美国对盟国投了很大的一笔，就认为协约国注定会胜利。首先，1917年4月之后的美国财政援助虽然至关重要，但仍显勉强，并最终放弃了援助。其次，美国大规模军队的建立将美国军需品的生产目的从支持欧洲军队转向生产自己的军需品。再次，美国军队所需的大多数最先进的装备都是由协约国提供的，特别是法国炮兵的武器。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助于促进纽约发展，并最终使其超越伦敦成为金融中心，但美国力量的决定性作用主要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非第一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