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J. C. 麦克切尔

经济战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现代的第一次全面战争，同盟国和协约国的经济活力与他们的军事实力在追求胜利的过程中变得同等重要。因此，1914—1918年间，经济战的战略目标是破坏敌人的经济，削弱敌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行动能力。同盟国和协约国利用过去的经验，建立创新的官僚机构以满足新的条件，使用现代武器如潜艇造成地方粮食短缺，削弱他们的工业生产和商业，努力扰乱敌国的经济生活。因此，削弱敌人武装部队的物资供应成为每一个联盟大战略的组成部分。物质匮乏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它可能助长敌对政府的国内压力，使其精力偏离战场，削弱其内部凝聚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斗争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后来可能被过分强调了，例如，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经济战对于协约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不出意料的是，英德两大国打经济战的总体战略取决于各自的主导性经济力量：即英国依靠其盟国，德国依靠中央集权。这意味着，这两种相反的经济战方式，基于国家发展状况、地理位置、军事力量和外交地位的不同，从而限制了对方的工业、金融和贸易。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家生存依赖进口食物和原材料与出口工业化产品，对其而言，经济战在1914年已经不陌生了。1792—1815年与法国的战争期间，英国就已反抗了拿破仑为削弱其经济实行的大陆封锁体系——法国企图通过阻断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这样的战争手段，此举迫使英国在全球其他地方寻求替代市场和必需品供应。伦敦皇家海军也促使了英国实行对法国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封锁。尽管英国的封锁激起了一些中立国的反感(例如1812年爆发过的英美战争)，但是这打破了拿破仑的欧洲封锁体系，加速其战败。

随后一个世纪里，例如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还未放弃封锁，到参与国际会议制定战争法时，尤其是1856年巴黎会议和1909年伦敦会议时，其国内反对限制皇家海军自由的呼声，导致继任政府正式放弃了对皇家海军的限制。倡导自由贸易的英国当然反对威胁到其海上贸易的挑衅，美国内战时北方封锁南方也是因为同样的问题。在1909年伦敦会议上，英国代表帮助拟定了严禁在公海走私军火弹药的宣言。困难之处在于，是否干涉“非直接贸易”这个通过中立国进出口军火和其他货物的方式。会议最终决定，如果能证明货物运往敌国，则启动对中立国港口的完全禁运，议会拒绝了修改《伦敦宣言》。到1914年，英国海军部和皇家国防委员会计划利用皇家海军的水上军舰实行战争计划，通过拦截所有载有走私品来往德国的商人，哪怕是经过中立国港口——以此来破坏德国经济。然后，重要的是，1909年后发布了《海军部手册》，要求皇家海军军官在用战舰拦截中立国运载商用货物(而不是严禁物品的商船)时要遵守《伦敦宣言》。其战争计划的另一方面，则是要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下，确保出入境英国的供给和贸易品得到最大收益。

德国在1914年以前便形成了“战争经济”的概念，这是由其位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自给自足的意识以及敌对势力的威胁所共同决定的。自19世纪80年代早期，德国的军事策划人员就开始考虑进行一场双边战争的可能性，这一问题随着1894年法俄联盟的形成而变得尤为关键。尽管人们料到敌军可能会封锁德国海岸线，德军总参谋部认为即便在那样的交战时期，德国仍然能够实现诸如粮食、肉类及工业原材料在内的基本物资的国内供给。总参谋部继而制订了旨在9个月(德军供给开始消耗殆尽的最长时限)内快速全面制胜法俄两国的作战方案。对于短期作战准备最详尽的描述体现在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中。但在这一关键时期，由于德国决心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名，英德关系极度受损。

从1905年开始，柏林陷入了英国可能会加入对德阵营的担忧。鉴于此，德政府在海陆两个参谋部之间又成立了一个新部门。时任海军部长的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认为：要让快速取胜成为可能，就有必要对德国可能面临的经济困难进行评估。总参谋部长官小毛奇对于德军取胜踌躇满志，他认定德国的扩张型经济是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国力正是作战毅力的巨大源泉。在德军赢得胜利的时候，战时供给的想法开始令德国的实业家们受到鼓舞。1912年，迫于来自实业家们以及海军方面的压力，德国部长们建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来收集农业生产的实时数据，确定工业原材料需求，并制定食品和原材料的存储与分配方法。德国还认为它可以同像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各个政权以及美国这样的中立国开展直接或间接贸易，以此来削弱封锁。然而，由于德国志在短期内结束接下来的这场战役，他们并没有考虑具体要怎样做才能破除可能形成的军事封锁。正如一项对战前德国计划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什么提议是关于“怎样攻破围困”这一重大问题的。

说实话，每个欧洲强国的军事参谋都希望下一场大战能取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这些军事参谋计划利用轮船和铁路来部署军队、大炮和其他物资；快速将最大数量的军队部署到前线；制订作战计划以击败战场上的敌军。农业生产和工业能力是扩大战争所必需的，因此也是不容置疑的。1914年7月末8月初，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当然，每个联盟都迅速采取行动试图扰乱敌方经济。同年8月4日，德国在英格兰东海岸布下了水雷。作为回击，英国在德国北海航线布下水雷，此外，英国对此次战争中的中立国，尤其是荷兰发出警告，因为鹿特丹港处理来往于德国西部的货物。面对美国要求英国认可《伦敦宣言》的压力，也不管最初法国和俄国表示如果德国及其盟国也认可该宣言，他们愿意遵守《伦敦宣言》的意愿——英国拒绝向美国屈服。

同盟国的封锁政策

在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的领导下，很快建立了对外海事办公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调查英国在此次封锁中的法律立场。经过这些审议，以及在德国布水雷的推动下，英国于8月20日发布了一项议会决议。该决议称英国将遵守《伦敦宣言》，而有条件的战时违禁品(作战所需的粮食和像铁丝网以及航海仪器这样的工业品)是其履约的附加条件，这些产品如果是要帮助同盟国作战，那么它们将会被禁止并截获。根据拿破仑战争的先例，英国还设立了军事法庭，由独立的陪审团审理被俘船只案件，根据国际公认的违禁品法律来决定这些船只和货物是该由英国政府征用还是自由放行。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之前，面对德国对法国东北部的猛攻，法国支持了这些提议。

到1914年12月，东西两条战线的动员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壕沟战拉开了序幕，伤亡人员不断攀升。这标志着全面战争的开始。由于领导层和普通士兵要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经济战就显得尤为重要。协约国为了削弱同盟国而共同努力，采取新的形式联合摧毁同盟国的经济，包括限制邮件往来、严格管制出口、法律上禁止与敌国进行贸易往来以及扩大违禁品名单。

在战争初期，英国落实了封锁政策。由于国际商贸的重要性，它不仅可以提高战后英国的地位，而且有利于英国在战争期间履行为协约国提供经济支持的职能。而另一方面，法国的政策则是出于阻止德国战后经济恢复的考虑来制定的。因此，法国坚持提倡建立协约国之间更广泛的协调机制，这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加强战时封锁的手段，同时也可以为战后经济封锁打下基础。尽管1916年6月在巴黎举行了协约国之间的经济会议，但这些目标远没有实现；相反，随着法国对瑞士贸易的控制(瑞士是同盟国最南端的中立边界)，一个实际上的劳动分工产生了。自从意大利1915年5月加入战争，协约国之间关系的维护就变得更加简单，意大利不仅可以安排瑞士进入地中海，也能封锁巴尔干半岛的亚得里亚海岸。

英国的封锁是由外交部协调完成的。此次责任分配反映出一个事实，与海军力量相比，许多其他因素对封锁效果更为重要。最重要的是，在管理德国周边中立边境上，需要使用外交手段，以防止这些边境成为德国进口货物的渠道。其次，对边界中立地带的管理，大量依赖于商业情报。在高级官员艾尔·克罗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违禁品部门，由于战争的持续，外交部控制了封锁的战略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在中立地带，无论是和英国海军部、贸易委员会以及情报接收人打交道，还是与英国使领馆合作，艾尔·克罗在建立机制上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机制将联合抵制向同盟国出口食品，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以及各种机械。联合封锁政策源自伦敦。在伦敦，通过修改封锁政策的有关法律(制定了新的枢密院令和边境走私物品列表)，加强了对同盟国的经济限制并且确保了封锁禁运的全面性(皇家海军的操作能力)。自从国际法律规定，只要封锁有效它就是合法的，这些经济战的因素就结合到一起了。

在欧洲，相对较弱的政府往往会在交战双方中保持中立，来确保自己国家的社会经济稳定有序，政治不会受到威胁。这其中，最有创意的做法当数荷兰了。荷兰政府发现本国陷入一个境地：一方面，如果德国发现自己太偏向他们的敌对方，德国政府就会对荷兰发起进攻；而英国一方如果发现自己同德国中央政权走得太近，就会对荷兰实施最严厉的封锁处理。1914年晚秋，海牙官方清楚地了解到战争短时间内不会停止，于是政府决定将荷兰的经济控制大权发放给本国的龙头企业和船业集团，成立“荷兰海外信托”公司。信托规定，对于英国封锁的禁品以及禁止间接交易的法令，应由私企，而非政府来遵守。此外，私企也竭尽所能地同德方保持尽可能多的贸易往来。同样原因，瑞士政府也发现，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先后对瑞士实施的地域封锁政策也阻碍了本国同德国的贸易往来，而这一贸易往来关系到本国经济的生死存亡。因此，瑞士效仿荷兰的做法，用建立良好信用等一系列的方式来维护本国经济发展。

1916年2月，针对外交部和海关部关于封锁政策引起的官僚纠纷，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创立了“封锁部”，隶属外交部。这一举措不仅表明了外交部在封锁政策上享有优先决定权，也重申了战争经济在同盟策略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而这一同盟策略，在随后发生在凡尔登、索姆河和东欧地区的几次惨败之后也变得越发重要。新部长由原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塞席尔伯爵担任，克罗将继续担任高级顾问一职。接下来的三年同往年一样，协约国经济体加紧了对同盟国的包围，一系列原本不属于绝对违禁品的商品也渐渐停止了向同盟国的供应，这其中就包括肉制品、金属以及矿物质、动植物油、煤油、棉花和羊毛。随着战争的升级和协约国作战区域的损失剧增，任何可以加强同盟国武装力量，维护该国工业发展或养育该国人口的产品都成了封锁对象。

协约国的胜利是大势所趋。举例而言，在一战前德国城镇人均每周消费3.2磅(1磅约为454克)肉类制品，而到1917—1918年，该数值跌至0.3磅。无独有偶，由于德国在1915年被封锁，造成88235名德国平民死亡(该数值比1913年平民死亡人数总和还高出9.5%)。到1918年，死亡人数飙升至29.3万人(该数值比1913年的死亡人口总数还高出37%)。关于战争期间，尤其是在1917—1918年的严冬，德国人民是否真正挨饿受苦这一问题还尚未有定论。有人称，人们的体重变轻，所以对食物的需求会变少，如果调理好身体，人们便可以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在1914—1918年期间，封锁行动几乎没有影响到德国军人的战斗力，却对社会和人们内心产生了影响。因此也就给德国的政治带来了影响。高尔将军是一位高级官员，他称：“德国人民失败了，究其原因有许多……而我认为封锁行为在这些事情中最为关键，它使全国人民意志消沉。”在1915年后，经济低迷，导致许多德国人开始埋怨政府。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分配不均，比如，乡村地区的食品供给量充足，城市地区则不然。在城区内也存在着不均，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分配并不平等，有钱人或是有权人可以在黑市上买到东西。在工人阶层中，制造武器的工人生活较好，优于非技术工种、白领工人，甚至比一小部分政府官员还要宽裕。因为像针织毯和皮鞋等一系列的日常消费品供不应求，所以在德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大众的负面情绪与日俱增。在1916年，德国发生了五十余起因食物引起的暴乱，在1917—1918年，这一数字还有所上涨。除了食物定量供给——在1917—1918年德国的冬天十分寒冷，而且国内动**不安——还有封锁行动也造成一定影响，这直接导致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爆发，进而导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和魏玛共和国(指1918—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的建立。

转向无限潜艇战

同盟国对于经济战采取的办法并没有协约国那么复杂。战争前几个月，除了在北海布置水雷，德国和奥匈帝国还禁止与敌国进行贸易，禁止向大英帝国支付资金付款，并审查邮件和电报(保加利亚和土耳其随后也采取了相同办法)。1915年1月，战况日益明朗，战争并不会速战速决，取得胜利需要持续不断的士兵和财富作为支撑，所以同盟国采取的经济措施表现为两个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确保充足的食品和原材料供给。鉴于1914年战前计划采取自给自足的模式，德国的资源必须得到充分利用。从已占领领土所获得的农作物和原材料能供应这些资源。同时，俄罗斯帝国的西部疆域表明，须采取措施克服由于协约国的封锁而引起的供应问题，而占领这些疆域正是德国的一个作战目的。至于比利时，由于德国的征战部队凶残地掠夺其食物和草料，人民正面临着饿死的危险。更远的柏林努力与中立国保持贸易关系，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荷兰以及美国。这就涉及利用德国以及中立国航线的商人，通常要虚假地处理货物仓单以骗过那些拦截其货船的同盟国海军官员。

同盟国面对经济战的第二个策略就是竭力瓦解敌国经济，尤其是领军者英国。货运、贸易和保险都容易受到巡洋舰行动的影响，但德国的战前海军军费集中投放在了北海战舰上，削弱了其国际力量，无法发起一场种族战争。战争初期，英国贸易面临的最大威胁，即在中国的斯佩东亚舰队于1914年12月在福克兰岛战役中被毁。德国公海舰队未能以合理的理由与英国皇家海军开战。对此，德国的一些海军部官员、新闻界以及因潜艇攻击协约国海上贸易而利益受损的企业感到挫败，备感压力。德国海军部副部长阿尔弗德雷·巴林极好地总结道：德国不得不采取最残酷的潜艇封锁。1915年2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与他的重臣以及军事顾问做出决定，即德国的潜艇而非海上战舰，将对协约国实行贸易封锁。

在战争前几个月内，德国只有39艘潜水艇。随着柏林海军政策开始全面强调这些战舰的重要性，与海上航船相比，潜水艇的建造变得更快速、更经济。德皇威廉二世为发展潜水艇拨出更多的资金与丰厚的资源。1914年秋天与1915年春天之间，德国造船厂收到了103份潜水艇订单。到了1915年初，德国海军在邻近英国与法国、远离佛兰德斯的大西洋和北海执行任务。这些攻击对协约国联军港口造成的影响不大。例如，在1915年3月进出英国港口的5000名商人，只有21名遭遇了沉船。但是在1915年 3月7日，英国远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驶出纽约后，在爱尔兰被击沉。虽然德国情报人员认为“卢西塔尼亚”号载有战争武器，并且，德国驻美国大使馆在美国报纸上刊登警告说这样的船只易受到潜水艇的攻击，但这次攻击造成超过1000名乘客遇难，其中美国人有120人。伍德罗·威尔逊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发表强烈抗议，并提议美国应该参加反德战争。

在8月，另一艘船又被击沉导致更多的美国人遇难之后，经过复杂的外交交涉，华盛顿的抗议与美国资源全面资助协约国的可能性迫使德国政府采取了潜水艇攻击限制政策：中立的商人与所有客轮不受攻击。在很大程度上，直到1917年1月，德国潜水艇的攻击行为才不再活跃。但是在日德兰海战中，没能突破英国皇家海军的防线使德国海军雪上加霜。德国海军部部长声称，潜艇每月可击沉60万吨位的航船，如果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就可以在6个月内击败英国。但是由军队支持的海军在1916年“物资”之战中被击溃，这使他们认识到了美国的经济与工业力量。1916年 12月的和平协商失败，减少了那些更倾向于保持美国中立者的争论。德国人估计，战争的最终成败会在美国军力生效前见分晓。

1917年2月初，德国展开了两年前由巴林和其他人共同提出的潜艇行动。1917年上半年，德国的军事行动导致英国及其盟国的商船沉没数量不断增加，6个月内的沉船数量高达1505艘，总重277406吨。但随后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英国皇家海军有效的应对措施：严密保护船队，改良深水炸弹和水雷，空中掩护以及设立更高效的情报机构。1917年末，虽然英国只能限量供应食物，一些基本商品也处于短缺状态，但德国利用潜艇扰乱协约国经济生活这一行动的效果却不如以往(后5个月船只沉没数量仅为617艘)。德国针对协约国船只的军事行动持续到1918年，但后期成效有限。等到1918年德国迫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并开始其重要的但最终失败的进攻时，同盟国已经失去了经济战中的优势地位。

对中立国的影响

两个联盟都未曾预料到这场战争会成为持久战，它们对中立国的外交策略是让其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没有哪一方能真正地操控这场经济战。其原因很简单，全面战争一旦开始，同盟国和协约国都需要农产品、工业原材料、专业器械，以及只有中立国才能提供的财政援助。虽然交战的各国都思考了一系列的小举措，希望以此来触动中立国，比如西班牙想要与德国进行贸易往来，伦敦和柏林都希望能与瑞典以及美国建立同盟关系。但1917年中，沙皇俄国的覆灭以及美国参战，对抗同盟国使事情发生了转折。最终，协约国取得了外交胜利，增强了与同盟国对抗的能力。

1917年上半年，对同盟国与协约国而言，瑞典是欧洲最重要的中立国。这一局面是由若干因素造成的：瑞典政府于1914年8月之后对外宣布保持中立；瑞典议会、武装部队、政客和知识精英的亲德反俄倾向；以及瑞典重要的地理位置——它可以同时保持对德国和俄国的贸易路线。1914年8月，瑞典政府宣布中立，并继续保持同德国的商贸往来，正因如此，瑞典在1917年4月之后一直得到美国的支持。在这一时期，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斯德哥尔摩已经拥有自身明显的外交优势。对沙皇俄国来说，唯一有效的贸易路线是从像哥德堡这样的瑞典港口到俄属芬兰大公国这样的陆上路线。不仅如此，土耳其还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同时，从尼克拉夫到摩尔曼斯克南海岸的铁路线尚未完成。在1915年的艰难谈判中，尽管有来自英国方面更具约束性的枢密令(1915年3月)，但是瑞典政府迫使协约国接受转运条例：即对等于瑞典国内生产的货物以及运向俄罗斯的货物，瑞典人可以向德国出口相同数量的货物。

尽管伦敦海军和其他大臣感到不快，但这一安排得到了英国驻斯德哥尔摩大臣埃斯米·霍华德以及俄国的支持。转运确保了俄国得到充足的补给，这使得沙皇政权能够在东部战线维持其军事力量抗衡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旦俄军瓦解或者和平条约破裂，德国将会空出80～100个师，而这些军事力量一旦西移，将会促使德国打破其在法国的军事僵局。令霍华德再度担忧的是瑞典的隐藏威胁，如果对瑞典封锁得太紧，瑞典将会加入同盟国参战。这种情况很可能将俄国驱离战场。这并不意味着霍华德同意转运。但是协约国的政策必须受到现实政治命令的指引，并且克罗和“封锁部”也勉强同意霍华德递交的北方封锁政策的申请。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协约国和同盟国来说，美国都是最为重要的中立国。1914年8月之后，美国有关交战双方经济战的政策是基于对“公海自由”的需求——或者更直白地说，对中立贸易权的需求。抱着想要得到美国物资以及资金支持的想法，交战双方都谨慎地与美方进行接洽。威尔逊政府在“卢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之后，抵御德国潜艇的攻击已经引起了热议。然而，美国在抵制英国枢密令，捕获法院以及其他协约国封锁手段时却不那么积极：从1914年末到1916年末，威尔逊对抗这些举措的方法是通过一系列正式抗议书将其驱逐回英国和他们的盟国。美国国内，包括威尔逊以及在美国开设公司，为英国银行家服务的金融家杰克·摩根在内的许多地位显赫的美国人有着强烈的亲协约国和亲英派情感。

但是，英美关系在战争开始的前两年受到了严重破坏，并且有了皇家海军的支持，英方拒绝缓和封锁以迎合美方表示出的不满。1916年底，正值美国总统大选，看起来英美关系极有破裂的可能性。威尔逊在12月赢得连任并承诺不参战以及保证“公海自由”。美国明显表现出对于协约国封锁的敏感性，随后国会在12月份通过了一项议案，授权建立一支名叫“首屈一指”的舰队。一场重大危机即将来临。

然而，德国随后便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1917年2月3日，德国潜艇攻击中立国船只，严重损害了中立国贸易权，致使美国与其交恶。此后两月，美国人的反德情绪日渐高涨，再加上齐默尔曼电报事件的催化，终于导致美国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国宣战。对同盟国来讲，美国参战如同雪中送炭。就在此前一个月，俄国中间派为建立宪制推翻了沙皇统治，俄国局势因此混乱不堪。为缓解国内局势，俄国发动夏季攻势却致惨败。布尔什维克党11月(俄历十月)上台，沙皇俄国就此退出一战战场。德国等到了打破西线僵局的良机，并于1918年3月在西线战场发动攻势。1917年4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代表着协约国的经济战进入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同盟国国家经济压力增大，因而削弱了潜艇战的威力，加剧了物质资源的短缺，刺激了德国及奥匈帝国国内民主势力的抬头。此外，美国的参战也意味着，以瑞典为主的中立国家失去了经济封锁中最强大的缓冲带。

经济战与最后的胜利

事实上，美国海军与英国皇家海军联手，对同盟国及中立国供应商们实施战时经济封锁，并以预想不到的活力赢得了最终胜利。俄国战争失败后，瑞典介入战争时施加给德国的威胁也随之消失。霍华德、克罗与“封锁部”向瑞典与德国施加经济压力，步步紧逼。最终，美国的物资供给与贷款更容易越过大西洋，以援助在西方前线与再度得势的德军交战的协约国联军。

随着美国宣战这一个月以来，亚瑟·贝尔福作为外交部部长、格雷爵士的继任者，前往美国申请了新的贷款，并争取到对于协约国战争的物资援助，这样的做法都在预料之中。1918年11月，美国远征军在最终击败德国及其盟国的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大。然而，因为有美国海军的支持以及充足的财政资源的帮助，在冲突爆发的最后18个月里，协约国经济战加速了同盟国的瓦解。从1914年8月—1917年4月，协约国实施的封锁政策扰乱了德国经济，日趋严重的食物短缺以及不断产生的国内动**使得人心惶惶，引发内乱，例如粮食暴动。1917年后半年，更多有效的联合经济战加剧了这些问题在德国及盟国间的发酵。到1918年夏末，德国的反攻态势始终无法达到预期，突破封锁，并且它的三个盟国也纷纷提出休战。这时，威廉二世政府意识到自身缺乏持续这场争斗的军事与经济能力，帝国缺少时间和财力去开发因《布列斯特和约》条款而从俄国获得的资源。这样下去的结果便是帝国政权的分裂、共和政体继任人的出现以及1918年 11月德意志帝国的投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战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各个联盟在战争中能否具备破坏敌方经济并削弱其健康财政的能力，与最终胜利的取得同等重要。当速战速决的想法被证明是虚幻的，双方的经济战争策略变得愈加精确和残酷。协约国最终证明了他们更擅长实践全面战争艺术这一要素，从其就封锁制定的法律条文，英国违禁品部门和“封锁部”的建立，反潜技能的应用以及他们在1917年中前后对中立国家的务实外交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相反，德国与其盟国的经济战争行为过于简单：从中立国家和被占领地区寻求物资供应，同时利用潜艇攻击盟军和中立国船只。当德国领导人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争时，他们便将美国推向了协约国的阵营，并疏离了像瑞典这样的友好国家；同时，由于基本商品更加短缺，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治实力和凝聚力受到打击，从而加剧了其民众的生活困境。尽管这并不是导致德国与其盟国最终战败的唯一因素，但协约国在这场战争中采取的经济策略使同盟国丧失信心，从而削弱了他们发动全面战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