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第一次，亚历山蒂诺上校大街上的果蔬店没能于清晨准时开门迎客。门的里侧，马努埃尔先生倒在地上，四周散落着感知到最初几丝中风信号时被他拂落的苹果。这次中风带走了他身体右侧的行动能力，并让那张从妻子去世后开始扭曲的脸，变得更加乖戾。
葡萄牙老头很快发觉，中风最大的后遗症不是瘫痪，而是再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以前马努埃尔先生是发号施令的一家之主，那现在，他只有顺从的份儿。两个女儿决定(在马努埃尔先生看来简直是白日做梦)，从今往后，由吉达负责照顾父亲。
一辈子眼斜嘴歪都比受窝囊气好，马努埃尔先生不甘心地想着。除了偶尔哼哼几声，他并不打算和女儿说话。吉达坐到床边，努力压下喉间溢出的呜咽，目光复杂地望向**的老头。眼前的男人是自己十几年苦难的始作俑者之一，当她怀着西科时无情地将她拒之门外。但**的老头同样是用报纸给她叠纸船的男人，他们叠了好多好多，在那些下大雨的日子里，一起目送小船顺沿圣特蕾莎积满雨水的街道越漂越远；也是眼前这个男人，每当她调皮捣蛋摔破膝盖时，手法熟练地替她包扎伤口；还是他，眼前这个男人，向她描述心脏的形状，教会她如何感知心跳，那是每晚依偎于父亲怀中安睡时，他胸腔的颤动。
有其父必有其女：他躺在**哼唧，她坐在床边啜泣。他脾气犟得像头牛，她脾气也犟得像头牛。他自认为无所不知，她又何尝不是呢。
只有安娜夫人对父女俩的相似之处喜闻乐见。他们每多像一分，她便掩嘴偷笑一番，只是那句太棒了她从未说出口。彼时，丈夫与她的争论永远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蜜月中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你没有出血，婚前你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怎么能确定吉达是我女儿？”安娜局促地看着丈夫，对天发誓，除却几个表兄，她没有抱过其他男人。她曾一度认定，是那些拥抱夺走了自己的处子之身。
不久后，他们在里约定居。日子一天天过去，果蔬店的生意渐渐有些起色。安娜一攒够看私人医生的钱就立马预约了一位专家，但当候诊大厅里响起她的名字时，安娜踌躇不安起来。她坐进诊室，绞着双手，尽全力平复翻涌的心绪，斟字酌句地说起那晚的情形。医生根据她只言片语的描述拼凑出新婚之夜的场景。
那是一个刻板的医生，厚镜片让他的眼睛显得细小，双唇严肃地紧抿，丝毫不见展露笑容的趋势。比起病人，他更专注于手中的派克钢笔，连回答问题时也不曾将视线从笔上挪开。他操着和安娜一样的方言，告诉她这种情况的确会发生，不是所有女人的构造都一样，某些女士的私密部位就和其他人不同。譬如那层膜，一些人的是正常厚度，一些人的很薄，还有一小部分人生来便没有。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那些察觉不到的东西只要确实存在不就行了。她没有任何问题，不必再纠结于此。如果实在无法宽心，他可以开些舒缓神经紧张的药物给她。
当安娜回到果蔬店时，马努埃尔问她今天的就诊是否顺利。
“迪奥杰尼斯大夫说没什么大碍，年纪上去了免不了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过度担心。”
她将舒缓神经紧张的药物推到丈夫面前，套上围裙，朝店铺角落走去。向丈夫坦白此次就诊的真实目的和医生模棱两可的回答超出了安娜勇气所及的范围，也超出了马努埃尔能够承受的极限。
时间是安娜最好的复仇利器。吉达和她的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同款高颧骨，一样的尖鼻子，每晚入睡前要抖抖腿，感冒时会轻声打鼾。安娜也想要一个和她如出一辙的女儿，天遂人愿，她在尤莉迪丝身上看到了自己。尤其当女孩悲戚地望着窗外，仿佛所有支撑她活下去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时，那令人心碎的模样安娜再熟悉不过，那种心情她感同身受。少年时的热忱和憧憬被脚上的木屐踩碎，最终，生活在果蔬店开开合合的大门间定格。安娜也曾像尤莉迪丝一样聪慧，一样胸怀大志，可如今，她的生命里只剩下一打打西红柿。
当葡萄牙男人拒绝女儿再次踏入家门时，他何尝好受过。马努埃尔先生被懊恼吞噬，以一种葡萄牙式的悔恨自我凌迟——除了自己不允许任何人看穿他的痛楚。安娜夫人过世后，这种愁思更甚，他变得更像一个葡萄牙人——除了自己不允许任何人看穿他的喜怒哀乐。就这样吧，只要每天能准时坐到果蔬店的柜台后，命里的一切他都可以独自消化。
是吉达提出由她来照料父亲的。安娜夫人辞世时自己离她那么远，连母亲最后一面也没见到，所以当得知父亲中风时，她不想再增加回忆中的怅恨。“妹妹，别担心，我会注意克制暴脾气。”她向尤莉迪丝保证。
举家搬往圣特蕾莎对吉达、安东尼奥和西科不失为一件好事。那年，文具店的营业额下滑。安东尼奥将此归咎于邦芬伯爵大街上新开的马托斯文具之家，而吉达则认为这和泽丽娅到处乱嚼舌根脱不了干系。店铺被挂牌转手，他们用这笔收入在拉兰热拉斯投资了一块土地。随后，三个人搬进果蔬店楼上的公寓，和马努埃尔先生同住。
几个月后，马努埃尔先生大病渐愈，有时大家甚至分不清，他是由于中风后遗症而嘟嘟囔囔，还是仅想发脾气而已。只有西科觉得老头这副讨人嫌的模样分外可爱，他做梦都想有个外公。小伙子喜欢坐在马努埃尔身边，给他念格拉·容凯鲁[1]的诗，这些诗歌是他的最爱：
它们应怅而散，
飘入天地间，凋残。
那些我们曾于母亲胸前筑起的幻境，
那座永恒的祭坛。
你我的灵魂，不知何时，
以何种方式安息!
它们仍在彷徨，仍在飘**，
随着滚滚浪涛，涌入无际的海洋!……
西科假装没看见外公濡湿的眼眶。除了贩卖果蔬，身旁的歪嘴老人一生庸碌无为。一得空，他便爱望着大海出神，似乎在滚滚浪涛中寻觅自己飘**已久的灵魂。
尤莉迪丝每周来探望他们两三次，依旧头裹水绿色薄巾，双唇间弥漫着薄荷香气。她无法抽出更多时间照顾父亲，因为那时她正忙于攻读里约天主教大学的历史学学士学位，分身乏术。入学第一年，尤莉迪丝是个朝气蓬勃的学生；第二年，略有朝气；第三年，专注学业；第四年，成了彻头彻尾的讽世者。她继续疯狂地写作，1964年的军事政变后，还与西科一同参加过几次学生示威游行。
每逢周日，全家人聚到尤莉迪丝家吃午餐。马努埃尔先生坐在窗边的沙发上，凝望着大西洋，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或许他试图从滚滚浪涛中寻觅飘**已久的灵魂，或许正思念着他的安娜，又或许只是忙于观赏海滩上小妞们的翘臀。现在的姑娘居然敢穿这么短的衣服，世道变咯。塞西莉娅身处客厅，却魂不守舍，状似认真聆听家人间的谈话，实则整颗心扑在电话机上。电话铃响了!可能是某个女朋友约她看电影，又或者——她周六刚参加的那场派对——或者可能是他，哦上帝啊，会是自己心仪的那个他吗!阿方索继续玩深沉。他沉默地吃完午餐，思索着是否该开启一段新恋情。他习惯将女友们带去尼迈耶滨海大道干最后一炮，随后潇洒地挥手和她们说拜拜。安东尼奥总是心情很好，一会儿看看吉达，一会儿看看尤莉迪丝。西科读书，吃饭，和尤莉迪丝说话，离开餐桌。安德诺尔如今活得更加“安德诺尔”，狂妄自大，手握一切，听不得任何人指摘。那些说他犯错的人全给他出来——要是人人都像他这般有水平地犯错，巴西早就成为世界强国了!
达斯·多勒斯跟随主人一家搬至依帕内玛，但第二年便抱恙辞工。据她说，自己的那双腿疼得厉害。尤莉迪丝托旧相识为老女佣在丰当街道医院安排了一次就诊，省掉她七个月的排队时间。貌似达斯·多勒斯需要手术，这是大家知道的唯一信息。安德诺尔和尤莉迪丝不能再雇用一个无法擦净冰箱上方灰尘的用人，他们付清遣散费，又额外多给老女佣好几张克鲁塞罗。达斯·多勒斯就此从这个世上消失了，不声不响地，一如她这些年在雇主家无人留意的岁月。
1964年政变后，尤莉迪丝往自己的文字中倾注了更多愤懑。女人满腔的怒火能从打字机越发强烈的嗒嗒声中窥见一斑。她把一些作品寄给《巴西日报》，却从未等到它们出版。几年后，当一份新刊物——《帕斯金报》[2]空出世时，尤莉迪丝又跃跃欲试，重拾投稿旧业。可她寄出的稿件仍难逃相同的命运，全都石沉大海。
依帕内玛的生活，她发现，和蒂茹卡的并无大异。靠海的地理位置的确为整个街区带来徐徐凉风，但铺满狗屎的石子路也着实让人心塞。而这一坨坨粪便似乎并不全是狗狗拉的，有几坨，哦不，很多坨，来自当地某些居民的脑袋里。
一个不似以前那般贴心的女儿，一个仅身体发肤受之于己的儿子，一个只为亲吻额头而凑近她的丈夫，看着眼前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尤莉迪丝再次往自己的壳里缩了缩，躲进那间书本摞至天花板的房中，一待就是一整天。她余生都没将那块垂在胸前的圣母圆盘取下，即便后来，她放弃了宗教信仰。
生活仍在继续。物换星移间，唯有那阵阵声响不曾间断：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1] 格拉·容凯鲁(1850—1923)，葡萄牙政治家、诗人、记者、作家。他的诗歌煽动了导致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的革命起义。
[2] 《帕斯金报》，由漫画家塞吉奥·雅瓜里比、记者塔索·迪·卡斯特罗和塞吉奥·卡布拉尔于1968年共同创刊，是巴西最具影响力的反对军事独裁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