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小档案

年代：清(公元1616—1911年)

尺寸：长160厘米，高61.5厘米，厚9厘米

发现地：江苏省南通军山东麓东奥山庄倚锦楼前庭院

馆藏地：南通博物苑

供图：南通博物苑

主讲人：陆苒苒

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所以，素有“天下之本在家”之说。今天我将带您了解南通博物苑创始人、晚清状元、爱国教育家、实业家张謇先生家庙前的一块家诫碑。

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之一——张謇

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从1895—1926年间，他创办了实业、教育金融、慈善等多方面的企事业。正是他对南通的全方位经营，推动了南通的现代化进程，让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城镇过渡到了具有现代化规模的新型资本主义城市，从而被经济史学界称为“南通模式”。

1905年，为了辅助学校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建苑初期，博物苑共占地2万多平方米，藏品分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部，至1933年，文物藏品增至3605号。早期博物苑先后筑建了中馆、南馆、北馆作为主要展馆，还在苑区内分别建有鸟室、兽室、温室花房、风车、水塔、假山、水池、藤棚等园林设施，由此营造出高雅精致又轻松闲适的氛围。这种“馆园结合”的独特风格，体现了张謇建设中国特色博物馆的办馆理念。

张謇先生

七位古人的诫子语录

“家诫”，又称“家训”，是一种用以训导、警戒子孙行为的文体，也是社会伦理的规约。1921年8月，69岁的张謇渐渐感到暮年临近，怀着对子孙的挚爱和期许，他挑选了数位古人的诫子语录，作为《家诫》。这篇《家诫》被刻写在了一块石质屏风上，放置于东奥山庄倚锦楼前的庭院里。而东奥山庄位于南通城南郊的军山东麓，是张謇准备安度晚年的一座别墅。张謇希望自己的子孙在出入寓所的时候能够看到家诫碑，并时刻对照古人的要求以自省，还希望子孙牢记“家诫”，传承张氏家风，增进道德修养，进而继承家业。

张謇按时间顺序辑录了古代七位名人诫子的语录，构成了具有张氏特色的《家诫》：首段以“祸福相依”的哲学思想统领全文，强调立诫的迫切性，是“诫”之纲；第二段写修身养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诫”之基；其余五段都是围绕这个“根本”展开。纲举目张，思路清晰，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文辞简练，寓意深刻，耐人回味。《家诫》的全文如下：

我之爱子孙犹之古人也，爱之而欲勉之以进德而继业亦犹古人也。与其述己意，毋宁述古人，乃掇古诫子语，书庭之屏，俾出入寓目而加省，若先世言行之足资师法者，自有述训在。

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

——汉·刘向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诸葛亮

言思乃出，行详乃动，皆用情实道理，违斯败矣。

——魏·王修

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尚为人师，若能保书，终不为小人。谚曰：积财千万，无过读书。

——隋·颜之推

凡门地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妒，懿行实才，人未信之，少有疵累，人皆摈之。

——唐·柳玭

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行己以端庄清静见操执，临事以明敏果断辨是非。

——宋·胡安国

勿妄与人接，只是勤俭，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吾不敢言，而窃为汝愿之，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吾不欲言，而未免为汝忧之。

——朱熹

民国十年辛酉八月

张謇遴选《家诫》格言的初衷

《家诫》选取的格言分别来自汉代的刘向、三国时期蜀汉的诸葛亮、三国时魏国的王修、隋代的颜之推、唐代的柳玭、宋代的胡安国以及朱熹。张謇为什么遴选这七位古人的格言作为张氏家诫呢？这与张謇的育人理念、家事家境密切相关。

其中第一条，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刘向的诫子警言。刘向引用董仲舒“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贺者在门，吊者在闾”的名言，说明祸因福生、祸藏于福，祸福相互转化的道理。他告诫儿子得志时不要骄傲，保持清醒，以免祸患。“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一句中，“吊”是慰问之意，“闾”是指里巷，乡亲。这句话意为家里出了值得忧虑的事(乡亲上门来慰问)，就会小心谨慎地做人做事，而小心谨慎地做人做事，就会有好的结果，福运便会随之而至(乡亲接着前来祝贺)。“贺者有门，吊者在闾”这一句的意思则相反。

张謇十分赞赏董仲舒与刘向关于祸福相互转化的观念，依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事业规模，他迫切希望张氏后人牢记古训，并且以自身行为影响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里这样叙述：“我父一生，无论在个人得意时不得意时，事业轰轰烈烈时困顿不堪时，他的心地意态总是一样。就是碰到很大失意和棘手的事，也是处之泰然，不改常态。”

张謇的这种常态，还表现在企业管理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正是大生纱厂最兴旺之时，张謇给纱厂同人的通告就是一例：“……大凡失败都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实业正在此时机。惟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张謇说：“能至大冷不觉其冷，大暖不觉其暖之一境，即庄子所谓入水不濡，入火不热者，便可以处世，便可以成事。”张謇还集庄子此语，做成濠南别业大厅的楹联：“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与子言孝，与父言慈。”这是他对家诫的强调与补充。[1]

张謇把诸葛亮《诫子书》中的名言“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作为家诫，期望后世子孙能够宁静反省，修养自身。他还用了“积财千万，无过读书”的家训，希望张氏后人懂得“读书最为重要”的道理。

张謇引用唐代柳玭的警言，完全是因为考虑到张氏当时已是名重天下的望族。张謇总结自古经验教训：门地高，骄心易生，得罪则重他人，行事不当，易招指责。所以，他认为后人更应该谦虚谨慎，行为端正。张謇不仅言之恳切，而且以身作则。

清末时候，南通制定了一个违警规则：车轿夜间不点灯要被罚。有一天晚上，张謇坐轿进城时没有点灯，警察就上前来问。轿夫因为自己抬的是张謇，就毫不顾忌地说：“您不认识他是谁？问什么呀？”张謇在轿子里听到后，才知道自己忘记点灯，触犯了规则。于是他立刻下轿，招呼点灯，并到警局照章领罚；同时，他问明了警察的姓名，嘉奖他恪尽职守，还给了赏钱。

传承流芳，生生不息

《家诫》中提出的修身养德具有丰富的内涵，比如忠、信、仁、义、孝、惠、让、敬等道德行为，强调了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这种责任意识和责任担当在士大夫中得到了普遍认同，比如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提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齐家的目的，不只是整治自己的“小家”。因为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层级，个人齐家之后便自然地走向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张氏家诫中责任优先、义务优先等的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融通的一面，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家诫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所反映的价值观要优于西方的价值观。

张謇的《家诫》对子孙所产生的影响长久而深刻。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堪为楷模。1894年，张謇以一甲一名，考中甲午恩科状元。然而，这年正是家国多事之秋，张謇父亲张彭年病逝，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面临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张謇心中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陡然而增，他认为，“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言思乃出，行详乃动”D，张謇于是脱离官场，投身实业。

张謇首先在南通唐闸规划筹建大生纱厂，又历经艰辛创办了大生纱厂，产销两旺，声誉日隆。随后，张謇兴办了大生二厂、三厂、八厂，成为当时中国的棉纺大王，还开办了铁厂、油厂、面厂、酒厂、印刷厂等30多个民生企业。

另外，张謇还认为：“一国之强基于教育。”于是，他用实业所得，大力兴办普及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乃至大学教育。在南通，张謇兴办了中小学校370多所，各类职业学校10多所，还创办了养老院、残废院等16个公益慈善机构。

张謇的言传身教给家人留下极好、极深的影响。他的儿子张孝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后，便在南通创设自治会，希望以全民自治的模式经营南通。1923年，张孝若作为北洋政府所派专使，对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10国进行实业考察，回国后被任命为驻智利国公使。1926年，他被任命为扬子江水道委员会会长。张謇逝世后，张孝若继承先志，承担起经营、建设南通的重任。张謇的儿媳陈石云曾回忆说：“公公虽身处高位，平时却总教育我们要刻苦勤俭，并以身作则，不该花的钱多一分也不花，但用于南通地方自治事业，特别是公益教育事业，即使花费数以万计也毫不吝惜。”[2]张謇的后辈中曾涌现出一位烈士，他在解放战争中，冒着危险为地下党开展各类活动提供掩护；改革开放后，他还积极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回到家乡设立助学金，以激励南通学子。

张謇的家诫诚如宅后濠河，源远流长、滔滔不绝；又如堂前紫藤，根深叶茂、生生不息。在曾经生养他的江海大地之上，这份家诫更会传承流芳，绵延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