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小档案

年代：北宋(公元960—1127年)

尺寸：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

材质：纸本

馆藏地：吉林省博物院

供图：吉林省博物院

主讲人：郭爱妮

您好，今天为您介绍的文物是清宫散佚的数十件珍贵书画之一，苏东坡传世书法作品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其赋文之美、书法之精已臻于化境，是吉林省博物院最有分量的书画藏品。

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二赋》卷，为白麻纸七纸接装，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洞庭春色赋》行书32行，287字；《中山松醪赋》行书35行，312字；又有自题10行，85字，前后总计684字，正文字大与古铜钱相若。

作者在正文后的一段自题中，介绍了此卷名称的由来和书写的原委。我们可以得知，《洞庭春色赋》一文创作于1091年—1092年期间，当时苏轼在颍州任太守；《中山松醪赋》则创作于1093年—1094年期间，当时苏轼任定州(中山)太守。1094年，苏轼时年59岁，在被贬往岭南的路上，将此它们合于一卷，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二赋》卷。“洞庭春色”和“中山松醪”，指的是两种酒的名字。作者借物抒怀，以酒切入，抒发了自己对政治、人生的感慨之情。

“宋四家”之首——苏轼

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文、赋均造诣极高，在书法和绘画领域的成就也足以标举后世。苏轼的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北宋文坛领袖；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且为豪放派词风之代表；他的画开文人画之先河；仅以本文所涉及的书法一项而论，苏轼位列北宋最有代表性的“宋四家”之首，对当时和后世的书法领域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朝历代，苏轼书法的碑刻拓本和墨迹都是人们孜孜求取、争相收藏的对象，学者士流无不以藏有苏书为荣，史籍上亦屡有著录苏轼墨迹的收藏情况，但真正能历经千年流传下来的，数量已是十分稀少。因此，今天能见到的苏轼墨迹真本，即使是片纸只字亦足以为贵，令人视若拱璧。像此卷这样洋洋600余字的长篇精品，具有无可比拟的唯一性，为研究苏轼书法艺术特色和晚年人生经历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苏轼虽然是历史上罕见的文学、艺术天才和全才，但他的仕途却充满坎坷，一生在政治旋涡中沉浮不已。他44岁时遭遇文字狱“乌台诗案”，险些送命；晚年频遭贬谪，甚至贬至海南，几乎没有回归之望。观其一生，只有在哲宗皇帝即位之初，太皇太后听政的元祐年间(1086—1094)，旧党执政时期，他得到了太后的重用，过了几年风光的日子。即使是在受重用时，他仍然对旧党中形成的派别之间对权力的争夺感到十分厌倦，因此不断请求外放。

1091年，苏轼请求外放获准，出任颍州太守，与赵令畤(德麟)相交，也就是在这一年作了《洞庭春色赋》；1092年，苏轼被召回京中担任礼部尚书；1093年，太后卒，苏轼又调任定州太守，直至1094年3月作了《中山松醪赋》。从1094年4月起，晚年的苏轼开始了不断被贬谪和流放的生活：先是被贬往广东，任英州太守，成为当时被贬至岭南(大庾岭)的第一人；在去往广东的途中，再贬一级，改为建昌军(江西南城)司马，惠州安置；复贬为宁远军(湖南宁远)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最终在10月左右到达惠州。

此卷即是在贬谪初始，去往英州的途中所作。当时的情形，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行至襄邑(今河南睢县)时，天下大雨，路途阻隔，于是挥笔而书此卷。苏轼这次被贬与当年的乌台诗案不同，“乌台诗案”虽然凶险，但他当时40多岁毕竟还算年轻，而此时他已是年近60的老者。被贬往如此荒凉遥远的地方，以垂垂老矣之年而赴天涯海角，路途漫漫，“犯三伏之毒暑”，远走4000余里，其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因此当他书写此卷时，一定是感怀颇深的。

不过，尽管有这样沦落天涯的悲凄命运，苏轼胸怀中那股至大至刚之气、潇洒豁达之情并没有熄灭。此卷字体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经营下笔，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行笔既流畅又稳重，神采奕奕，毫无颓废之气，令人叹为观止。观其书而见其性，此卷不仅是苏轼晚年书法的代表佳作，同时也反映出他的思想和情怀，令所有观者产生心灵上的深度感触，故称此卷为苏轼书迹中的铭心绝品，当不为过。

经历坎坷的绝世珍品

此书卷自被发现后，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极大的关注。经多方专家观摩鉴定，均认为此卷笔意雄劲、结构严整、姿态闲雅、潇洒飘逸，集中体现了苏轼书法的特点，是极为珍贵和罕见的东坡书法真迹。

那么，这幅珍贵的书画作品经历了哪些世事流转，又是如何入藏吉林省博物院的呢？此卷卷后作跋者，有元代张孔孙，明代黄蒙、李东阳、王稚登、王世懋、王世贞、张孝思诸人，以及清乾隆皇帝。书卷上并钤有清内府及历代私人鉴藏印章30余枚，是一件流传有序的宋代书法珍品。依据此卷的题跋和钤印，大体可以推出它的流转经过。

此卷成于北宋，但是最早为它作跋的是元人张孔孙。张孔孙时任礼部尚书，于至元乙酉年(1285年)在收藏家郭仲实处看到此卷后，作了一段跋文，地点在上都官舍(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研究者们据此推断，此卷书成后最大的可能是流往北方，所以没有南宋人的跋。之后又历经了明清的多位藏家，到了乾隆年间，此卷收入清内府，卷后乾隆最早一则题跋年款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当时，此卷没有受到大的损坏，正文和引首都完好无损，《石渠宝笈续编》对之有完整的记录。之后此卷一直安稳地在清宫内度过了百余年的时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被推翻，溥仪退位，此卷的命运再次改变。溥仪将它带到了长春伪满皇宫，藏在了“小白楼”内；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逃跑，此卷便散失到了民间。从书卷的现状来看，当年散失时它应该是遭到了撕扯，经历了一番劫难，正文也稍有一些残损，部分印鉴都已经残掉。

1982年，散失多年的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二赋》卷终于重现，藏在吉林市的中学教师刘刚家中。著名书法家金意庵先生随即通知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及时派出相关人员与之联系，刘刚先生也很快将此卷真迹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院，使吉林省博物院成功收藏了这件经历坎坷的绝世珍品。至此，它终于得其所归，博物馆不仅可以为它提供更好的保存条件，也可以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拥有一睹苏轼真迹的机会。

此长卷历来被赋予极高评价。明代大学者、藏书达三万卷的王世贞观后认为此卷是东坡墨迹中最上乘的；王世贞之弟王世懋在年轻时曾见过此卷书法的刻本，没想到在收藏者陈从训手中看到了原本真迹，欣喜之余，爱不释手；明末大收藏家张孝思，自谓多次见过东坡真迹，在其收藏此卷的数十年间，每当晴窗胜日便焚香展卷，胸中尘蒂顿消；拥有多种东坡墨迹的乾隆皇帝也认为，此卷之精气神韵是所有东坡书迹中不多见的。此卷于20世纪80年代重现之后，徐邦达先生认为此卷苏轼书迹“字字珠玑，加以纸墨精好，光彩照人，可称传世东坡墨迹中稀有之品”。这各种评说，都表达了人们对此卷的赞叹倾羡之情，也对它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