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6 契丹文八角铜镜 契丹文镜面最大、文字最多的一面铜镜

国宝小档案

年代：辽(公元907—1125年)

尺寸：直径26厘米，厚0.9厘米，高1.4厘米

出土地：吉林省博物院

馆藏地：吉林省博物院

供图：吉林省博物院

主讲人：牛月

说起镜子，您可能并不陌生，毕竟它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那么，古代的镜子又是什么样呢？今天我就为您介绍一件独特的国宝“契丹文八角铜镜”。

这面镜子是青铜制品，呈八角形，直径26厘米，厚0.9厘米。镜面光亮可鉴，镜背中央为一半球形纽，高1.4厘米。铜镜的铭文为契丹文共五行20个字，从右到左竖读。目前普遍认同的契丹文八角铜镜译文是历史学家陈述先生释读的，大意为：“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人。”我们不清楚当时镜子的主人是怎样的处境，也不知道其身份，但我们能认识到镜子的主人在感叹人生的短暂，还表达了对过去美好事物的眷恋。

铜镜刻有边款，是“济州录事完颜通”七个汉字。边款为金人所刻，表明此镜为金人沿用。“录事”是掌管文书的官职，“完颜通”是金人的名字。从铜镜所刻文字可以推断出，它属于“完颜通”这个人或者在他这里备过案，他当时的职务是“济州录事”。

失传数百年的契丹文

这面铜镜可不一般，堪称吉林省博物院收藏中的十大国宝之一。那么，它到底有何特别之处呢？玄机便在于镜背铸造的契丹字铭文。契丹字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这件铜镜上的字为契丹小字。

契丹大字源于辽神册五年(公元920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令人参照汉字“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始制契丹大字”，后又在契丹大字基础上创制契丹小字，前后通行近300年。其后的岁月里，契丹文消失不见，逐渐被后世遗忘，及至近代已经失传数百年。

铜镜的铭文共五行20个字，从右到左竖读。目前普遍认同的契丹文八角铜镜译文是历史学家陈述先生释读的，大意为：“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人。”

1922年，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发现的辽陵《帝后哀册》，开启了近现代契丹语言文字研究的先河。1985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整理的契丹文墓志大字总数约1700字，小字约400字，其中拟读132字，译解338词，但契丹文字仍未能整句解读，许多字词的拟音释义常常众说纷纭，不能统一。而这面契丹文八角铜镜是有契丹文镜面最大、文字最多的一面铜镜，对研究辽代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辽代铜镜的形制

铜镜，一般是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光亮的一面为镜面，反面中央设纽以穿绦带便于手执使用。镜背素面外，大多数铸有图案和铭文，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铜镜最早出现在商代，多为祭祀的礼器；在春秋战国至秦时期，一般都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到西汉末期，铜镜就慢慢地走向民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古代女子出嫁时，铜镜是必不可少的嫁妆，在成婚之日，新娘要向铜镜和玉行跪拜大礼，拜镜表示求平安，拜玉表示求子(因“玉”与“育”谐音)。天圆在中国古代是丰满、完整、吉祥、美好、富足的象征，在汉语中团圆、圆满是祥和的词语。因此，圆形镜一直是铜镜的重要形式。为方便古人的使用，大多数古镜都是小而薄，除特殊情况，厚度为100～150毫米，大的在150～230毫米之间，小的在100毫米以下，小于50毫米、大于300毫米为罕见镜种。重量一般在几十克至三四百克之间，极少数达700～800克。

辽代铜镜形制基本为圆形，偶见八角形；纹饰以花草、禽兽、盘龙等为多见，主要包括花枝镜、花鸟镜、文字镜、盘龙镜等几种类型：花枝镜多以折枝花、牡丹花或四花果纹等作为主题纹饰；花鸟镜主要有仿唐代的牡丹鸾鸟镜、飞鸟葡萄镜等；文字镜以八角形为常见，镜中字体包括契丹文和汉文两种。这种契丹文与汉文并存的现象，足见汉族文化影响之大，或者说它正是汉辽文化交融的产物和见证；盘龙镜就目前出土情况看，辽代铜镜中也有，且均为单龙镜。除以上铜镜的类型，辽代还有纪年铭文镜，此外还出土有辽代仙人鹤镜等，但均不多见。总的来说，辽代不是铜镜的繁荣期。

辽代铜镜的不大发达，与辽地铜矿资源贫乏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铜资源的匮乏，所以为了让铜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统治者便禁止人民买卖铜，并且不许将铜钱毁坏做成其他器物。如《辽史》中所说，“辛未，禁民鬻铜”“六月壬辰，禁毁铜钱为器”。为了严格限制铜资源的使用，辽代统治者甚至还制定出残酷的刑罚，《辽史·刑法志下》中记载：“至是，铜逾三斤，持钱及所盗物二十贯以上处死。”足见禁铜之严。再加上契丹族铜镜铸造业本来就不算发达，所以铜镜发展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辽代铜镜也就很难创新。

契丹女子的面妆

说到铜镜，我还想为您介绍一下当时契丹人用它化的面妆。人类的爱美之心，与生俱来。契丹人的面妆很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常见的如“佛妆”、面花等。

“佛妆”是一种奇异的面妆，在许多出使过辽国的宋人诗文中都有记述。张舜民《使辽录》说：契丹妇女“以黄物涂面如金”，称作“佛妆”。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说，他的父亲出使辽国时，辽使出车马迎接，只见毡车中有妇人“面涂深黄”，红眉毛、黑嘴唇，即所谓“佛妆”。彭汝砺有一首咏佛妆诗说：“有女夭夭称细娘(女子有颜色者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人怪见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大意说，漂亮的女子头上戴着珍珠做的发饰(即璎珞)，脸上涂着黄色。中原人以为她得了病，原来这就是所谓的佛妆。庄绰《鸡肋编》卷上说：契丹女子在冬天“以括蒌涂面”，称作“佛妆”。并说，把括蒌敷在脸上，便不再洗脸，直到春天时才将它洗去。据《本草纲目》的记载，括蒌有滋润皮肤、使之增白的作用。由于脸面经过一个冬天都不为风霜所侵，所以“洁白如玉”。

有这么多的诗文记述“佛妆”，看来“佛妆”确是契丹女子的时尚。不过，一些具体记载也未可尽信。比如，庄绰说把括蒌敷在脸上以后，便不再洗脸，直到春天时才把它洗去，说得十分夸张。脸上所敷括蒌，是不能一个冬天都不掉下来的。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当今颇为时尚的面膜。其实，契丹佛妆，就是古代美容化妆术中较早出现的一种面膜。那么，契丹女子为何喜好这种奇异的佛妆？当时人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大体认为还是出于爱美之心，当时的契丹女子又以脸黄为美，所以“佛妆”成为当时这个地区的时尚。

而面花，又称“花子”，是古时妇女贴、画在面颊上的装饰，大约起源于秦，也有人认为花子起源于唐代。花子的缘起，是为了掩饰面部的“点迹”。“点迹”，也作“黥迹”，是指文面毁容后造成的黑斑、黑记。面花在唐代已广泛流行，契丹女子直接沿袭了唐人风俗，也以贴面花为时尚。

关于契丹文八角纹铜镜就介绍到这里，欢迎您有机会来吉林省博物院亲自看看这件刻有契丹文的铜镜，感受失传数百年的古文字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