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小档案

年代：北魏(公元386—534年)

尺寸：每尊石佛单体高约5.7米，重约30吨

出土地：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龙池村龙泉寺故址大殿内

馆藏地：青岛市博物馆

供图：青岛市博物馆

主讲人：鞠静

您好，今天想为您介绍的这件文物，是青岛市博物馆最具重量级别的文物——北魏石佛造像。这两尊丈八大佛生动传神的美感、眉眼间慈悲为怀的佛光，雕刻技艺之精湛、保存程度之完好，还有其背后饱经沧桑的传奇经历，都让它们无愧于“镇馆之宝”的美誉。

绝无仅有的古代石造像

这一对北魏石佛造像的名字，出自一通“双丈八碑苏公之颂”的大型碑首上的铭文，故而我们把这两尊丈八大佛又称为“双丈八佛”。每尊石佛单体高约5.7米，重约30吨，这在我国博物馆界室内陈列的古代石造像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同殿两佛并立的情况，更是绝无仅有。在全球博物馆中，此类文物也仅见于青岛市博物馆。

这两尊石佛造像的长相有点像少数民族，深目高鼻、脖颈细长，其实，它们的形象本来就源自北魏鲜卑拓跋部。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它结束了十六国纷乱的局面，从落后状态趁势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另外，它以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牢固印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同时也闪耀在中国南北朝的历史中。

这个鲜卑拓跋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了政权，到北魏第七位皇帝拓跋宏时，南迁洛阳，全面实行汉化政策。这一政策都有哪些具体的展现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北魏石佛造像的服饰上，简单说就是“褒衣博带”。

“褒衣博带”本来指的是有领有袖的传统汉族儒服，而它穿在佛身上，则指是袈裟披着，外观与汉服有相似的形式，是北魏造像的标志性特征。相传北魏“褒衣博带”服装样式的设计师是一代传奇匠师蒋少游，他出身寒微，但机敏善学，《魏书·术艺传·蒋少游传》里称赞他“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他生平有两大爱好：一是喜爱服装裁剪，经他研制的服装既美又雅；二是钻研建筑工程，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洛阳宫殿的设计建造也多由他主持。

佛不妄笑，没有哪门艺术像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那样，执着于表现微笑。微笑，绝对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这一定律在佛像身上同样适用。当你放任视线游弋于佛像之间时，会不知不觉被他的笑容所吸引，这一对北魏石佛造像便是以笑暖人心。看它们嘴唇轻轻上扬、眼眸微微低垂，流露出对芸芸众生的关切，庄严中透着慈祥，宁静中透着博爱。相比早期北魏的石窟造像，它们已经开始迈出世俗化的脚步，显得清秀、温和、圣洁，还具备人性之美。

美往往藏在细节之中，佛家的表意世界很丰富，比如手势，不同的手势代表佛像的不同身份，表示佛教的不同教义。常见的有说法印、施无畏印、与愿印、降魔印、禅定印5种，即“释迦五印”。这两尊石佛均手心向外，右手上扬作施无畏印，左手下垂作与愿印，寓意众生得安乐无畏惧，断除一切烦恼，整个手势有着一种普度众生的意思。两尊大佛的粗犷设计中带有轻柔的动态变化，衣服上的雕刻纹理让人仿佛感受到坚硬的石体表面似有一阵微风吹过。两尊大佛底座中间，刻有一个大力士，他双手扶地，袒胸捧腹，头顶博山炉，其两侧各刻有一罗汉守护，还有手弹琵琶的姬乐侍从的浮雕。这种生动传神的雕刻造型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经专家鉴定，两尊大佛为北魏中晚期风格，建造年代约在北魏景明、正始之后，北齐、北周之前，也就是公元500—550年之间，明显带有印度佛教与希腊文化结合而成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痕迹，又吸收了古印度贵霜王朝的佛教造像中心马土腊地区的佛像因素，最后与中国审美趣味水乳交融，有力度而不失精细，刚柔相济，美轮美奂。

双丈八佛与当朝皇权

双丈八佛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这种形制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实施汉化政策以后才出现的。北魏(386—534)是鲜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西晋灭亡以后，山东成为鲜卑、羯、汉等民族争夺的地区。公元469年，山东纳入北魏版图，结束了刘宋王朝半个多世纪的统治。而北魏皇族多信奉佛教，山东佛教也就逐渐兴盛起来。佛教的兴盛，自然带来佛教造像的兴起，也推动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北魏在中国境内开凿了无数的佛像，艺术造诣普遍非常高，如著名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等。

而同殿“两佛并立”的罕见情形也颇有研究意义和价值。北魏中晚期流行一种称作“两佛并坐”的造像模式，有学者统计仅云冈石窟就有385个“两佛并坐”的佛龛。这种造像模式的流行，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

孝文帝在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即位时只有5岁，他的祖母冯氏直到去世前把持了朝政长达20年。当时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拓跋宏并称“二圣”。显而易见“两佛并坐”是太和年间“二圣”当朝的世俗皇权政治在佛教造像中的实物体现。不过北魏太和年间虽然流行过“两佛并坐”的造像模式，但并没有“两佛并立”这种立佛的造像形式。“两佛并立”的特殊布局是“两佛并坐”形式的继承和演变，应该指的是后来的孝明皇帝与皇太后胡氏。

饱经沧桑的传奇经历

对于青岛来说，这两尊大佛是“外地佛”，它们的迁徙流转经历颇为传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倾注了几代人的心血，才得以完好地保留下来。其实，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这两尊大佛一直安放在山东临淄著名古刹“龙泉寺”的大殿内。龙泉寺遗址位于龙池村北，淄河东岸，是临淄著名古寺院之一，昔日殿宇轩昂，石佛屹立，碑碣幢幢。

两尊大佛能保留至今，可以说历尽了沧桑与磨难。1928年日本人入侵山东后，曾两次欲将这批珍贵文物劫走。起初，曾有人想要将佛像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日本人，被当地人得知后出面干涉，才没有成交。后来日本占据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他们垂涎两尊大佛已久，因此立刻率人将佛像劫取，运到了淄河店车站，准备伺机运往日本。当时适逢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中国人民反日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日本侵略者迫于形势，最终未敢将这批文物劫走。

石像能够保全，除了得益于当地民众，还得益于一位名叫栾宝德的人。他是山东栖霞人，1905年就读于青岛礼贤书院，毕业后考进青岛德华特别高等学堂，1914年赴德国留学；毕业回国后，在济南机车车辆厂任职，1925年奉交通部令任四方机厂厂长；1930年，他亲自调派专车将这两尊佛像运至青岛。当时的运输条件极为有限，据栾宝德回忆：“运上火车的时候，沿途的铁路桥梁都用道木顶起来加固，以防不载重。用人工滑动移位，再用几架加重的倒链(一种简单的起重工具)吊运，用了大约半个月时间，才把石佛运来青岛。”当时石佛就安放在四方机厂外的四方公园荷花湾西岸，供游人参观。后来工厂不断扩建，把四方公园圈入厂内，所以这两尊大佛一直在青岛四方机厂内。

1979年，青岛市调用了两台最大的吊车——20吨吊车，将两尊大佛运送到青岛市博物馆保护，并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展出。因为石佛太重，青岛市博物馆旧址(南区鱼山路37号)内的铺地石条竟然被压陷下去二三十厘米。1998年，工作人员经多次论证并制订专业搬迁方案，遂将其迁至东部新馆。

千余年风雨磨砺，几多世事变幻。如今宏伟的“双丈八佛”安然屹立在青岛市博物馆的西区大厅中，欢迎您来这里追古溯源，感受文物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