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8 东汉铜车马 集精美与夸张于一身的铜车马

国宝小档案

年代：东汉(公元25—220年)

尺寸：通长112厘米，通高68厘米

出土地：贵州黔西南州兴义万屯8号墓

馆藏地：贵州省博物馆

供图：贵州省博物馆

主讲人：周小炜

今天，我为您介绍一件来自贵州黔西南州的东汉铜车马，它不仅是我国汉代铜车马中最精致、完整的一件，而且还运用了看似违背美学原理的夸张手法，整体颇有看点。

独具匠心的造型设计

这辆铜车马出土于贵州黔西南州兴义万屯8号墓，马车总长112厘米，通高68厘米，整个铜车马由马、轮轴、车厢和篷盖三部分组成。马是由头、耳、颈、躯干、四肢、尾部共11部分分别铸造后套合而成，除双耳，其余身体各部均为空心砂模铸造而成，用子母口做装配接头，由17个销栓固定。耳朵和尾部拼合后，再涂上了一种白色的黏合料加固。马匹双耳直立，在耳内、唇部涂抹朱色，在上唇外部还有残留的涂金痕迹，面具也涂金；腹部方圆，四肢修长。

马的造型昂首翘尾，左前肢提起，张嘴露齿做嘶鸣状。虽然左前肢呈悬提状态，但马颈略向后倾，这个姿势并不是为了卖萌扮可爱，而是因为头颈的重力作用于前肢，而且是在四肢中唯一直立的那条腿上，这样的设计可以承受较大的重力。由于马体各个部分组成的垂直力系，基本离不开四肢前后，所以中心就集中到了马的腹部，三条着地的腿就形成了三足鼎立，再加上每一个分段处母口以插口的精密咬合，所以修复后的铜车马不加销钉也不会散架。这种遵循了力学的基本原理，将重心调整于马腹并进行合理分段的技术，也是匠师精心设计的结果。

经贵州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专家实测，这匹马大约为真马的三分之一缩小版。这匹马的四肢与体肥并不相称，与阿拉伯马相比，身体部分约短5厘米，身躯约高15厘米。马耳也和各个品种的真马比例不符，而且马匹的桡尺骨和肱骨弯曲，右前腿尤为突出，这也违背了解剖学的基本特征。这些难道是古代工匠在造型艺术上的疏忽或失误？

马匹双耳直立，在耳内、唇部涂抹朱色，在上唇外部还有残留的涂金痕迹，面具也涂金；腹部方圆，四肢修长。

其实，这是造型艺术的高度集中和夸张手段。挽马体态短而肥，给人以粗壮之感，用来运送物资，牵引炮台、辎重车，一般会配备有三轮车。马的长腿有精悍、奔驰如风的美感，夸张的双耳给人一种机智、健美的视觉效果。至于桡尺骨和肱骨弯曲，实际是一种大胆的夸张，看似违背“真”这一美学基本原理，但客观上却有一种曲线美，这是雕塑艺术惯用的表现手法，而在2000年前的古代青铜艺术上就运用了如此夸张的手法，令人耳目一新。

马后的车篷采用多块铜箔拼接而成，以篷顶纵向中线为界，两侧的纹饰，以及拼接的块数、方法、规格以及部位都是一一对称的。这样拼接的目的可能有三个：一是受铜箔尺寸的限制。整个车篷展开的规格为48厘米×93厘米，这样大面积的整块铜箔，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所无法实现的。二是为了立体效果。由于多块拼接、加铆增加了若干凸起的线条和点，这样既克服了平板呆滞的缺陷，同时又具有立体的多线条起伏变化的美感。这样的设计应该是有意为之，否则同一车篷采用了扣接和铆两种拼接方法，而且还是左右对称就难以解释了。三是起到加力的作用。拼接的地方实际上是给轻薄的铜箔局部加上撑垫，起到了加强筋的作用。车篷是由厚薄均匀、仅1毫米的铜箔制作而成，轻柔如纸，极易弯曲。

我们可以看到车篷上还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除了装饰美化的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成了篷盖的加强筋。其中上部主体花纹是斜方格纹，之所以没有采用纵横结构的正方形，是因为斜方格纹与卷篷的卷曲方向产生了力的抗衡，这样既加强了卷篷的内应力，同时更增加了纵向的力度。这件铜车马在出土时，专家就曾发现，车篷用手工每压一条纹饰，铜箔就产生一定向的卷曲，等到整个纹饰压弯，铜箔也就卷曲成这样覆瓦形的卷篷，这也不禁让人们对古代铜车马的设计师和制作工匠产生由衷的敬佩。至于篷盖的下半部，因为是平面的纹样，所以通体装饰卷云纹。云纹线条参差环绕，既给人流云飘浮之美，又借线条的相互制约，加强了平面的牢度，这一举措也是工艺、美学和力学的巧妙结合。

除了车篷，车厢内的底垫上也有纹饰。在两輢以及底架上，用平行线组成的“井”字纹和“回”字纹做装饰，四出“回”字纹居于“井”字纹正中，“井”字纹的四组平行线贯穿整个底垫，对底垫起到了相当强的加力作用。另外整个底垫以及车篷展开的四边，也都施压了平行线纹，这一措施有力地防止了平面铜箔边缘易卷曲的缺陷，而且还起到了为纹饰区补白的效果。这些平行线纹的压画方法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均由四条平行直线组成。四条平行线中间的两条从反面压画，外侧的两条从正面压画，这样既让大的平面得到调整，不容易产生折曲，同时还增加了纹饰的立体感。

整个马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篷杆上。两条篷杆呈弓形，分别位于两輢的前后，用于支撑车篷。篷杆用细扁竹条外包1毫米的铜箔制作而成，这也是整套铜车马模型中，唯一用金属、非金属结合的复合制件。竹条本身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和弹性，而且重量轻，其与铜箔结合既节省了铜的用料，也减轻了杆的重量，同时又不失金属感的外观；更不像相同重量的纯金属的实心篷杆，稍加重量就会弯曲变形。另外，用铜箔包裹竹条时，先将铜箔加工成了管材，这样会具有很强的抗压、抗断能力。这一设计在鸟的骨头和芦苇上不难看到，它们的重量很小，但是有着极大的抗弯、抗断力。这种力学上的仿生结构，被应用到篷杆的设计上，同时在承受整套铜车马重力的车轴，以及承受铜马重力的四肢和车辕上都得到了体现。如果制作铜车马模型的匠师能把自己的设计理念及过程总结一下的话，那一定是青铜器工艺技术与美学珍贵的理论文献，对我们今天研究汉代的车制和青铜器的冶铸工艺都有重要的作用。

出土贵州的文化背景

那么，这件中原的物件为什么会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贵州，这里在彼时可是书中的蛮夷之地。其实除了这件铜车马，贵州境内出土过很多两汉时期的遗存，如青铜连枝灯、铜车马、“巴郡守丞”印等遗物，反映墓主人不一样的身份地位和当地不一样的建制设置；其他如各类陶俑、陶水塘稻田模型，以及带有中原纪年或“长乐未央”的瓦当等则反映了汉式器物已经逐渐取代了土著遗物。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贵州是土著文化高度发达，汉文化开始流行的时代。以西汉中期为界，此前的贵州是以夜郎及其文化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占据主流；此后汉武帝掀起开放西南夷大潮，在贵州推行郡县制，修建了一条北起犍为、南达平夷的交通要道。南夷道的开通，也是汉王朝经营西南夷的需要。在道路畅通的前提下，这当中经济文化的经营，官方或民间人员的频繁往来，大批移民的迁入，汉文化便沿着既有的孔道和土著聚居区，迅速由已经成为汉文化阵营的川渝地区自北至南向黔中地区渗透。由此带来的汉文化渗透到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了厚葬，这也是因为那时中原汉人信奉“事死如事生”，也就是人死后要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富贵。直到东汉时，贵州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已经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没有太大差别，因此在黔中大地上出现这样一件2000多年前精致的铜车马，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接受文化冲击的程度远比两汉时期的古人更加迅猛。早年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席卷全球，其对于中国的影响正如两汉时期汉文化对贵州的冲击。在强势汉文化的面前，土著文化也显示了脆弱的一面，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