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小档案

年代：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

尺寸：塑衣式拱手跽坐女俑高34.3厘米，下摆宽12.3厘米；塑衣式舞女俑高53.3厘米，下摆宽21.5厘米；塑衣式彩绘站立侍女俑高63厘米，肩宽13厘米，底宽25厘米

出土地：汉景帝刘启的陵园阳陵

馆藏地：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供图：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主讲人：贾子钰

您可能看过一些以西汉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比如《汉武大帝》《美人心计》《云中歌》等，剧中女性容貌姣美、衣着华丽，一定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三件陶俑也是如此，它们是在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的陵园汉阳陵中发现的，她们色彩鲜艳，妆容精美，造型独特，受到观众的一致喜爱，成为汉代美女的代名词。

那么今天，我们就追本溯源，通过汉阳陵出土的陶俑，来认识真正的汉代美女。

塑衣式拱手跽坐女俑

这三件陶俑的第一件，考古学家给她起了一个很专业的名字，叫作“塑衣式拱手跽坐女俑”。

“塑衣”就是用陶泥直接塑造出陶俑的衣服，经过阴干，经1000°C左右的高温烧制后，再在塑好的衣服上面施以彩绘。在博物馆亲眼看过它的观众基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2000多年了，它们颜色依然保存得这么好？其实，这是因为陶俑身上的颜色都是矿物质颜料，颜料直接绘制在陶俑身体上，附着力很好。而且矿物质颜料的原材料多为天然晶体矿石，具有光泽特殊、色相美丽的特性。它们在自然界中经数万年或更长时间演化形成，特点就是色性稳定，覆盖力强，不易变色。所以经过了2000多年，这些陶俑的颜色依然看起来那么鲜艳。这里塑衣的难度在于，除了要表现出衣服的款式、色泽，还一定要表现出衣服的质感。因此，我们能看出深衣宽敞而不臃肿，衣纹细腻而贴身，明显是用丝绸之类的材料制成。

塑衣式拱手跽坐女俑(侧面)

塑衣式拱手跽坐女俑(背面)

而“跽坐”是指人双膝跪地，臀部坐在脚后跟上，由于身体弯曲成几道弯，像是一个“自己”的“己”字，所以将这种坐姿称为“跽坐”。这种坐姿可以显现出对人特别恭敬，也非常能体现出汉代的礼仪风范，是当时最正规的礼仪坐姿。

透过坐姿，我们再来看陶俑的面容：长眉细目，鼻梁纤巧，表情自然而略显羞涩。她身着彩衣，以拱手的姿态半遮面部。若说她是美女，真是一点儿都不夸张。除了陶俑面容秀美的设计，在其他方面上也显现出艺术家的用心。她头发中分，发髻绾于颈后，又分出一缕自然下垂，通过这个设计，一下子把飘逸脱俗的感觉表现出来了，可谓独具匠心。

塑衣式舞女俑

第二件陶俑是一位舞女俑，她身材高挑，双膝微曲站立，右臂上扬，左臂向内自然弯曲，动作舒缓而典雅。舞女俑身材苗条，舞姿曼妙，仿佛正随着音乐节拍舞动，静态的形象中蕴含了丰富的动态美，活脱脱再现了汉代美女赵飞燕掌上起舞的风采。

在这里，她的体态是通过极为巧妙的塑造手法勾勒出来的。汉代 “以瘦为美”，所以艺术家就特别勾勒出了这件女俑纤细的腰身。然而，太瘦了会有一种纤弱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艺术家在塑造时，又特意将她的衣裙做成喇叭形。从腰部开始，衣裙逐渐增大、增宽，两侧的轮廓线也就形成了非常优美的双曲线，为整件作品带来了妙不可言的线条变化；同时，这逐渐摊开的衣裙也形成了一个硕大的基座，使整件作品能够稳稳地立定，给人一种坚实的稳定感。

就这样，汉代女俑既完美强调了“以瘦为美”的审美理念，又完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形象。而唐代女俑的表现手法与汉代舞俑正好相反，是腰身粗而下面逐渐收紧，最后落脚在一个比较小的基座上。这是为了既能强调出“以胖为美”，又让人感觉体态轻盈不笨拙。两个时代的艺术家通过截然不同的造型手法，不但弥补了单纯体现瘦、胖的缺陷，而且造就了具有很强的时代和审美对比性的女俑作品。我们熟悉的成语“环肥燕瘦”，在汉唐两代女俑的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完美的实践和体现。

塑衣式舞女俑(正面)

塑衣式舞女俑(背面)

塑衣式彩绘站立侍女俑

塑衣式彩绘站立侍女俑(正面)

塑衣式彩绘站立侍女俑(侧面)

阳陵三件陶俑的最后一件是一位身着四重深衣的女子，她屈膝、含胸，双手拢于宽大的袖筒内，端庄肃穆，这种站姿是汉代宫廷里宫女“肃立”的形象。据西汉贾谊的《新书》记载，最正规的站姿叫作“经立”，经立时，要挺胸抬头，臂如抱鼓，这种站姿便于在重要场合行礼叩拜。我们可以设想，当鼓乐响起，她就会展开双臂，合拢于额前，进行大礼叩拜。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汉代女性雍容娴静、沉稳庄重的仪态和神韵，也看到了已进入高度文明的汉代社会对女性在仪容仪态方面的要求与影响。

到了西汉时期，“礼”(或者“礼仪”)早已进入成熟阶段，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礼治”覆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世人总是用“礼仪之邦”来描述中国。

总之，这三件女俑为古代女俑的造型树立了里程碑式的参照系，因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和深刻的艺术感染力，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从而成为汉代女俑的典范之作。三件陶俑的形象不同，身份不同，姿态也不同，却都那么端庄秀雅、仪态大方；它们的气质神韵，表明它们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从而也折射出她们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汉代女性的独特魅力

那么，这些陶俑是如何产生的？概括来说，我认为有三点：第一是文化影响。汉代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而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让她们具有了温柔、内向、含蓄的阴柔之美，同时又有典雅华贵的人格禀赋，展现出一种外柔内刚的精神气质。此外，她们的舞姿渗透着那个生气勃勃的时代的浪漫、开放、大气，但她们的曼妙舞姿，她们的举手投足，又都完全符合礼治的要求，绝无半点“行止逾礼”，说明那个已经进入文明礼治的西汉社会对女性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而阳陵的丧葬理念是“事死如事生”，去世后的地下世界要和生前一样，因此陶俑们代表的就是当时女性最真实的特性，所以我们得以看到汉代女性的精气神。

第二是国家教育影响。汉代对女子有规范而严格的智育、美育和德育，这些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她们需要掌握纺织、女红这些生活必备技能，学习音乐、绘画、舞蹈的艺术才能，进一步还要接受诗、书、经、史的文化教育。正如我们高一课本里《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她“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一样，这虽然是东汉时的故事，但推演到西汉，对女子一定也有成熟的教育手段。在这几种教育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育中的礼治教育。我们看到的几位美女，举手投足都显得那么高雅，彬彬有礼，那么合乎礼仪的规范，说明她们都受过严格的礼仪教育和培训。

第三是当时女性的地位，这里不能不提西汉成帝时的班婕妤。《汉书》记载，西汉时期，汉成帝的宠妃班婕妤知书达理，才华盖世，被成帝视为良师益友。从魏晋到清代，文学评论家都给予她的文采以最高的评价，甚至被评为古代第一；然而，班婕妤最为后人称道的还在于她的人格风范、道德操守。有一天，成帝下令专门为他们两人制作一辆大型车辇以备出游，班婕妤说：“不可，圣贤之君，都应该是名臣在侧。夏桀、殷纣王和周幽王都是因为宠幸妃子，落到了国破君亡的下场。”王太后知道后，对班婕妤大加赞赏，说她知礼仪、识大体，是后宫嫔妃的道德楷模。现在，许多人以“中国古代最完美的女人”来歌颂班婕妤，可见她的历史影响。班婕妤代表了在礼治教育下，汉代女性在精神文明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和高度，也可见西汉时期对女性“德智美”教育的巨大成功。

今天我们通过了解三件珍贵的阳陵陶俑的故事，学到了它们背后的文化。文物是会说话的，文物是有故事的，三件阳陵的珍贵陶俑，可能不足以代表中国汉代陶俑雕塑的最高水平，但是它们却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经济文化发展高峰——“文景之治”的灿烂辉煌，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文景之治”时代汉代女性的独特魅力。